萧湘

我与钟叔河先生认识于1979年上半年，那时他与出版社的几位先生在湖南省图书馆典藏部做《郭嵩焘日记》的采集工作，恰巧我也在此查阅资料，为编写《唐代长沙铜官窑调查报告》做准备。他们整天在此，而我只半天，另半天要回单位做其他的事。相处两个多月，间隙时我与钟先生交谈较多，他关心长沙考古事，又熟知长沙典故，神情隽智，言谈有趣，我边听边问，常被他知识丰富所吸引。记得最初的话题，是我的办公地点——船山学社，此处原本是曾氏祠堂。他说，这里并不是曾国藩的宗祠，实际上是一个空壳，藏书与碑刻都没有。这样清静的地方，只适合读书，别的没多少意思。我们每次交谈都是十几二十分钟，然后就各做各的工作去了。有一次又说到了曾国藩，他打开话匣子，情不自禁地说：“曾国藩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有学问，有远见，有才干，军事、内政、外交和经济都是高手，他家庭几代人都有读书传统，那种强加于他的所谓‘汉奸刽子手’的说法，完全是荒谬之言。”我听他一席谈，觉得他胆子大，敢说自己的看法，我内心感动佩服。于是，我顺便说，我的祖先曾在湘军中立过功，家中三代人一直保存了曾国藩署名的军功状和半箱子湘军文书资料，到“文革”初期，我特回乡下老家旧楼里，将放置军功状等资料的木箱，搬到柴火灶旁，投入灶里烧掉。我对钟先生说，从那以后，其实我自己感到有负罪感，并暗中将自己从古旧书店购买的《详注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主编，商务印书馆民国时期印行的线装本）转移到一位朋友家中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