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映林

方孝孺是明初大儒、杰出思想家，然而在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随着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靖难之役”画上了句号，建文帝出亡，一批臣子不甘臣服有违礼法、“犯上作乱”的燕王朱棣，纷纷遭诛戮，伴以“瓜蔓抄”，株连无辜。总计不下数千人被诛戮，流放充军发配者约有数万人之多，方孝孺拒绝为朱棣撰写登基诏书，被诛十族。

究竟如何看待方孝孺的死，数百年来，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则是在于论者所处的时代、地位不同，而论者的视野也有高下，见仁见智，实属正常。

《皇明表忠记》的作者钱士升肯定方孝孺的忠：“孝孺十族之言（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而万乘之威亦几于殚矣。”

明后期著名思想家李贽，对孝孺的过激言论导致诛十族，也颇不以为然。他以山西清远戍卒罗义为例，罗义曾上书燕王，“乞早息兵归国”。燕王置之不理。他又赴京上书要求朝廷“息兵讲和”，被逮入大狱。靖难之役后，朱棣提拔他为户科给事中，不久擢为湖广参政。李贽借此议道：“此卫卒见识，胜方正学十倍，人亦何必多读书哉？呜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汤之世界，付与讲究《周礼》、精熟《大学衍义》之大学士，不四年而遂败。可畏哉，书也！”把孝孺的以死抗争仅仅归结于读书多了，这是一种偏激的看法。

民国著名通俗历史小说家蔡东藩说：“方孝孺一迂儒耳，观其为建文立谋，无一可用，亦无一成功。至拒绝草诏，犹不失为忠臣，然一死已足谢故主，何必激动燕王之怒，以致夷及十族，试问此十族之中，有何仇怨，而必令其同归于尽乎？”对方孝孺激怒朱棣不以为然。

《皇明献实》的作者袁帙说：“方孝孺之于文皇（明成祖），汤武之夷齐也。”充分肯定方孝孺之死的意义。

清军机大臣张廷玉说：“帝王成事，盖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张廷玉也肯定方孝孺视死如归的精神，不以成败论事论人。

到了现代最具代表性的人是胡适，他认为方孝孺是杀身殉道的了不起的人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沈刚伯在台湾作学术报告，提出明成祖朱棣之所以要杀方孝孺，是“要毁灭方孝孺的政治思想”，并进一步提出，朱棣杀了方孝孺以后，“明朝二百年，再没有政治思想家。我国政治思想在十四世纪以前，決不逊于欧洲，但近五百年来何以不振，这是由于方孝孺被杀的惨剧所造成的”。不过，胡适不赞同沈刚伯的这一说法，胡适修正说：“在方孝孺死后一百多年，王阳明不是明朝的大思想家吗？”胡适接着又说：“明太祖删节《孟子》失败，明成祖要毁灭方孝孺的政治思想也失败了。”

笔者认为方孝孺之以死抗争而不屈，除与建文帝思想契合，以及报答建文帝的知遇之恩外，更为重要的深厚思想乃是他秉承儒家的一贯道统，恪守儒家“正统”观念，注重理气修养，承袭固有文化传统，这是他的价值理念。理学强调的君臣大义，“明王道，致太平”是孝孺矢志不渝的追求与价值观。“事莫重于纲常，忠莫大于报主”“世间好事唯忠孝，臣报君恩子报亲”，决定了方孝孺为维护传统文化精神而为之殉道，杀身取义成仁。这在方孝孺的诗文中也有反映，他在缑城闲居时写的《闲居感怀》十七首诗，其中一首：“我非今世人，空怀今世忧。所忧谅无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为秦，周公以为周。哀哉万年后，谁为斯民谋？”明确透示出他要以商鞅为榜样，不惜以身殉“道”，要像周公那样服务朝廷：“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还说：“圣人之道，离之为礼乐、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为性命之原、仁义之统。其事业在《诗》《书》，其功用在天下。”圣人之道最终落实到人的性命上。方孝孺以身殉道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深厚的思想根源。所以，李贽说“使孝孺得用于太祖之时，则孝孺便成得一个好良臣，唯用于建文，故遂成一忠臣以死耳”。

朱棣无视“皇统”，以“奉天靖难”的名义武力夺取帝位，这不仅是破坏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皇统”，且影响后世，突出的事例就是在他孙子朱瞻基继位（为明宣宗）后，其次子汉王朱高煦有样学样，如法炮制，也发动叛乱，试图推翻侄儿夺取皇位，最后是明宣宗亲征平叛才了结。而早在朱棣发动“靖难”的过程中，武官勋臣中大多数都主张以功能为标准，倾向废嫡（朱棣嫡长子朱高炽，明宣宗之父）改立，但文臣们秉承“皇统”，坚持主张保留朱高炽的皇太子地位，并千方百计予以维护。明前期权力交替之际，为皇位继承问题爆发的重大冲突或分歧，造成政局的动荡，甚至流血，始作俑者，朱棣也。所以，方孝孺的殉道也不是孤立的，他是有一批同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