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著名学者、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杨树达，曾在其日记中三次提到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健将，亦为语言学家的刘半农。据杨氏生前自己编订的日记选集《积微翁回忆录》，其日记中曾有三次提到刘半农，而每一次记述与评价，都颇有意味，耐人寻味。

杨树达在日记中首次提到刘半农，时为1927年12月8日，称：“八日，得孙楷第书，言近受刘半农（复）课。谈及文法学，刘言，近来研究中国文法者，当以杨某为第一。黎某之语文法，则殊难索解云。余与刘君曾相遇，以其人颇傲，未敢接谈。然其言如此，公言乎？阿好乎？”

杨树达在日记中第二次提到刘半农，已是五年之后的1933年4月15日。这一次，笔下却颇有怨愤之意，日记中这样写道：“北大刘复自谓解文法，近作一小书，自造一例，嵌入‘所’字，文不可通，便谓余说‘所’字有误。余作书告之，谓尔自误嵌，余说不误。刘羞惭发怒，大肆攻击。孔子云：‘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余自咎失言，故置之不答。”

四天之后，4月19日，杨树达在日记中第三次提到刘半农，称：“陈援庵来，谈刘半农对余答辩文字。知社会自有公论，余之不答，正是不欲多以此等人为对手耳。”

仅就上述这三则日记考察，可知杨、刘二人并无深交，且因某个语言学问题，还有过分歧，产生过冲突。初读《积微翁回忆录》者，往往认为，这三则日记即使表明杨、刘二人在学界内部产生过矛盾，似乎也只是在“私见”层面上的学术分歧所致，尚未闹到公之于众的地步。杨氏在日记中有怨愤之词，也不过是个人私下的情绪流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