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阳

2022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李军、师元光整理的《顾廷龙日记》（以下简称《日记》）。顾廷龙，字起潜，江苏苏州人，1939年与人共同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任总干事，自此随合众图书馆变迁而又先后担任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到他1998年辞世为止，任期之长未闻出乎其右者。

《日记》收录了顾氏1932年至1984年间的日记，约三十万字。虽然这些日记部分年份缺载，但1938至1951年部分相对保存完整，記录了顾廷龙经办上海合众图书馆的详细经过，并涉及他与民国学者、私人藏书家、书商等的交往，其中就不乏有关钱锺书（字默存）的记录。另有1953年至1958年合众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工作计划、简报、年度总结等全宗材料约九万字，可与日记相辅而行。现将与钱锺书有关记录绎出，可窥当时钱氏情状。

钱锺书第一次出现在《日记》中的时间为1943年2月19日。那一天正是元宵节，合众图书馆董事之一的李宣龚宴请，钱、顾两人同席，“拔可招午餐，座有陈灨一、夏剑丞、陈伯冶、林某、沈剑知、钱锺书、朱象甫诸人”。不过，钱、顾两人在这一天是否首次见面，并不可断定。一个多月后的4月4日，仍是李宣龚“招食茶点”，钱、顾两人再次会面。

顾廷龙年长钱锺书六岁，两人应属同辈中人。很快，两人的关系趋于稔熟。当年8月15日，顾廷龙归还向单镇借阅的两种诗稿，“便道视默存，并以《匏庐诗话》借之，畅谈”。看来，此时两人已经有共同语可谈。此后，“默存来”的记录频频出现在《日记》中。

1943年10月26日，顾廷龙“致默存函，索《念劬庐丛刻》”。《念劬庐丛刻》是钱锺书父亲基博在1931年印行的印本，十二卷四册，辑录晚清知名经学家谭献的著作。少年锺书为其中《复堂日记续录》撰写了序文。他晚年回忆：“《复堂日记》序文，仅忆成于十九岁暑假中，方考取清华，尚未北游。”这篇序文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钱锺书最早的一篇论学专文。

1944年1月20日，“钱锺书来，阅《榕村语录》等”。《榕村语录》是清李光地的代表作，后来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就引用了该书“句法以两解为更入三昧”和王应奎《柳南随笔》“诗以虚涵两意见妙”之说，来说明诗歌语言一字多义的特点，见解颇为精到。

很快，顾廷龙与杨绛也得以相识。1944年3月2日，顾廷龙“访默存，介其夫人杨季康女士相见，先君弟子也”。顾廷龙之父亲元昌晚年曾应苏州振华女学之聘，任书法教师多年，杨绛当是在此时受其教益。

《日记》收录的《合众图书馆议事录》（下称《议事录》），记载了1941年8月至1953年4月合众图书馆有关会议议决的事项。《议事录》多年前流散拍卖场，藏家竞得后请曾在合众图书馆工作的王煦华、沈燮元先生题跋。这两篇题跋今也收录于《日记》。沈燮元在题跋中回忆起当时钱锺书来馆的情景：“钱锺书先生当时住在蒲石路的蒲园，和合众相距不远，因此常来看书。合众当时大门不开，由后门出入，装有门铃。门铃响了，每次开门不是保姆，便是顾老自己开。有一次，保姆和顾老都不在，铃响了，由我去开，一看是锺书先生（因钱先生经常来，虽未接谈，但知道他是钱锺书）。因顾老不在家，只好由我接待。他问我‘尊姓大名’，我据实以对。后来他又听出我讲话有无锡口音，索性用无锡话来和我谈话。谈话中，得悉我是无锡国专毕业的，他听后特别兴奋（因为锺书先生的尊人子泉先生曾在国专教过书），又问我有哪些老师。我告诉他有朱东润先生，讲中国文学批评史，我说朱先生跟吴稚晖先生去过英国，曾在伦敦西南学院肄业，同时又谈到了他的叔叔孙卿先生，谈话一下子从平淡无奇转入了热烈的高潮，他称我为‘密斯脱沈’，最后主动把他的地址给了我，嘱我有空时可以去看他。但天下事并不如人们所想象得那么圆满，蒲园我曾去过一次，但钱锺书、杨绛先生两位都不在家。”

1944年2月1日，《日记》中有了钱锺书向合众捐书的记录：“默存来阅书，赠《苓泉年谱》。”《苓泉年谱》即《苓泉居士自订年谱》，是邑人杨寿楠自撰的年谱资料。此后的《日记》中尚有钱锺书捐书的记录：1944年7月5日，“默存来，赠《吴董卿集》”。1946年3月30日，“默存来，赠《周报》”。1947年1月28日，“默存来，赠《思想与时代》”。1947年4月17日，“默存来赠书”。1947年9月9日，“默存来，赠远东教育会议所发〔印〕刷物”。此外，《顾廷龙文集》尚有记录：1949年8月23日，钱锺书赠陈庆森撰之《百尺楼诗集》。庆森为前京沪铁路局长陈伯庄之父。

当然，钱锺书向合众图书馆赠书绝不止这些。《日记》所录合众图书馆历年工作报告，就记载了各方捐书的数量。据统计，自1943年7月至1951年8月，钱锺书共向合众捐书一百零八种一百六十三册。

除了阅书、借书和捐书外，钱锺书还将一些孤本珍本借予合众图书馆以供抄存。1944年3月9日，“默存来，见借《谭仲修师友尺牍》一册”。1944年8月6日，“访默存，还《复堂师友手札》两册，又借一册”。1945年4月3日，“默存来，见假《复堂师友手札》首册”。谭仲修，即谭献，号复堂，以上三则记录当指合众图书馆向钱先生借、还谭献尺牍的全过程。后来，张世林在《忘年交》（刊《群言》1997年4月号）中记顾廷龙叙旧：“他（钱锺书）告诉我无锡藏有清代大学者谭献的书信集，而我们馆刚好没有，便请他借来让我们馆抄存……抄完两本便还给钱先生，下次再由他带两册新的来抄……大概只剩下两三册没抄了，上海解放了，他去了北京，所以没能抄完。”

钱锺书的捐赠、供抄之举，自然对合众有匡助之功。1946年1月24日，顾廷龙为合众图书馆申请立案事呈文上海市教育局，就提及：“赖有清高积学若秉志、章鸿钊、马叙伦、郑振铎、陈聘丞、徐调孚、王庸、钱锺书等数十人以及社会潜修之士同情匡助，现在积存藏书约十四万册，正事陆续整理，准备供众阅览。”

合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很少，除去几位董事外，实际工作人员只有三四人，因而不对外開放。如需进馆参观或阅览，需有熟人的介绍。

钱锺书曾多次介绍好友前往合众图书馆。1944年4月3日，“默存偕其友周君来参观”。周君，是为周节之，系钱先生当时三位拜门学生中的一位。《日记》所录的合众图书馆历年工作报告除了记录购藏、受赠、编纂图书之外，还记录当年前来阅览和参观人士的姓名。在第五年（1943年7月至1944年8月）工作报告中，就有这样的记录：“周节之、钱锺书同来。”

此后，钱先生还几次带人来参观过。1945年12月12日，“默存偕节之来，同访森老（按：徐森玉），不值”。1946年3月8日，“锺书偕章克椮来”。

如果无人介绍，来客就得自我推介了。1944年4月6日，“李芳馥来，自介现任沪江大学图书馆长，欲一参观。余知其原任平馆事，近以生计兼职，因许之，导其周览。适锺书在此阅书，遂同谈”。

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抗战胜利后，钱锺书在上海与‘现代中国文学界’以及现代学人发生了大概他一生中最广泛的联系与交往。在此之前与之后，他似乎再没有集中见过这么多中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从《日记》的记载，也可看到当时钱锺书与文化名流交往的些许情况。

钱锺书与顾颉刚的交往，在《日记》中着墨较多。顾颉刚早年以《古史辨》而在学界享有大名。钱锺书与他本是旧识。1938年，钱锺书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而同时顾颉刚在云南大学任教。从《顾颉刚日记》看，同处一城的两人经常一起活动。1939年钱锺书负气离开西南联大，《顾颉刚日记》就记录了他离开昆明的准确日期：7月7日。顾颉刚的父亲去世，他不能返乡奔丧，由夫人殷履安归家料理，那一天，“六时起，与履安料理行装毕，上车站，七时四十分车开……履安与宾四、锡予、锺书、物华等同行，颇有照应”。

顾廷龙与顾颉刚同宗同族，虽然顾廷龙比顾颉刚小十来岁，但辈分却要高一辈。从《顾廷龙全集》来看，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很多。1945年，顾颉刚计划从后方归来。9月18日，顾廷龙致信于他：“足下归来，尚祈领导后学从事建设，事务方面，龙（按：顾廷龙自称）当努力为公臂助。敝馆筹备以来，杜门校理，罕与外接，顾客皆系熟识之士，若秉农山、王以中、钱锺书，其他老辈及商界中人，终幸未遭日军检查，地方上亦未经麻烦。”信中提到了钱锺书，而且直言他是不多的合众常客之一。11月18日，顾廷龙致信顾颉刚，其中谈到他欲参加赴日调查遗失文物团事，又提及钱锺书。信曰：“龙颇欲随往一开眼界（因敝馆进展财力所限，决不能仿英美，至日本规模或有可采）。钱锺书君为言于森老，森老极赞成，不意改张（按：张道藩）为首长，且人选由部派定者。惟森老与钱锺书云，此事全由杭立武主管之，渠尚欲为龙设法，已飞笺与杭接洽，尚无回音。公知其详情否？不知究有定额几人？公与杭至交，能一探否？”顾廷龙希望族侄替他一问，但事情已经定夺，顾廷龙不在调查团人选之列。半月后，他颇自慰言：“龙一时之兴奋，遽动漫游之想，今亦淡然矣。”

1946年5月5日，顾氏叔侄在相别八年后得以见面，“相对欢然”。5月7日，顾廷龙即宴请族侄，“午请煨莲、颉刚、振铎、天泽、锺书、森老、揆老、君珊、洁琼”。钱锺书与顾颉刚在上海重新聚首。这一年下半年顾廷龙日记缺失，翻检其他史料，两人还有交往的记录。翻检顾颉刚日记，1946年9月25日有“钱锺书来”的记录，10月5日郑振铎宴请各方友朋，钱和顾氏叔侄皆出席。《顾廷龙日记》记：1948年2月2日，“约颉刚明日午餐，邀客郝昺衡、孙蜀丞、钱默存、牟润孙等晤叙”，次日“客皆来”。

东归的顾颉刚与钱锺书在1947年一起被合众图书馆聘为顾问。《日记》所录《议事录》就记录了此事。“5月7日下午四时，合众图书馆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出席者张元济、陈叔通、李宣龚、叶景葵、徐鸿宝（按：即徐森玉）。主席张元济，书记顾廷龙。讨论事项三项：1.叶常务提，根据董事会办事规则第十三条，关于组织大纲第二条第二项、第四项得由董事会聘专家审理之，拟聘专家若干人为本馆顾问，以资请益案。决议：聘专家三人为顾问。通过。2.叶常务提，拟聘顾颉刚、钱锺书、潘景郑三先生为本馆顾问案。决议：由董事长函聘之。通过。”三天后的5月10日，“应节之招，席设碧萝饭店……顾问聘书面递之”。

《日记》还有多处钱锺书赴文酒之宴的记录。除了上文所引的两条李宣龚招饮的记录外，1945年12月2日，“应《国文月刊》社邀饮，座有吕诚之、唐弢、曹聚仁、吴文祺、赵泉澄、顾雍如、钱默存、王以中”。1947年8月1日，“拔可招饮，座有梁思成、温源宁、林崇墉、默存、放园、森老、旭初，尚有一人不识”。1947年10月22日，“默存来，同访西谛（按：郑振铎）、慰堂（按：蒋复璁），商定后日为森老饯行”。1947年11月5日，“森老、默存来。森老为向觉明洗尘，邀陪，座有振铎、伯郊。振铎约晚餐，余与默存合请”。还有一次，钱锺书当起了蒋复璁与顾廷龙之间的“传话者”。1946年2月11日，“默存来，达慰堂意，属撰《玄览堂丛书提要》，许之”。当年，顾廷龙果真撰就该《提要》。

《日记》中有关1948至1949年时段的记录，除了1948年初的数条记录外全部缺失。1949年8月24日，钱锺书携妻带女登上火车，离开上海去往北京，从此结束了与合众图书馆之间的直接联系。

离开上海后，钱锺书在《日记》中出现过两次。1950年10月24日，“复景郑、默存”。1951年9月6日，“得默存信，于芬儿远行甚关切”。芬儿，即顾廷龙之子诵芬，此时分配至东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