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霞 李 勇

1.江苏大学医学院，江苏镇江 212013；2.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江苏常州 213017

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AF）是临床常见的心律失常。根据2021 年AF 全球流行病学报告显示：2017 年全球AF的患病率（0.51%）比1997 年增加了33%[1]。并且中国AF 标化患病率为0.77%，明显高于全球[2]。目前公认的AF 危险因素有年龄的增加、性别、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瓣膜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肥胖、炎症、神经体液机制、纤维化、心房肌结构重构标志物升高等[3-4]。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和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可反映肝细胞稳态和损伤；γ 谷氨酰转肽酶（γ 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是肝胆疾病和饮酒的高度敏感标志物。有学者认为，血清中肝酶水平在无肝脏疾病患者中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增加相关[5]。Markus 等[6]研究表明，适度升高的肝酶与AF 发病率增加有关。Lee 等[7]在研究非肥胖人群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然而，肝酶升高与AF的关系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旨在探讨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患者血清中肝酶水平与AF 发生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2018 年1 月至2020 年1 月确诊为CHD的患者1520 例。纳入标准：冠脉造影结果证实至少1 支血管存在≥50%的狭窄，明确为CHD。排除标准：瓣膜性AF 患者；已知心力衰竭或心源性休克；已知肝胆疾病或严重的肝功能不全；合并严重感染；创伤或处在急性感染恢复期；恶性肿瘤；酗酒。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①收集患者入院时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心率、AST、ALT、GGT、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史、糖尿病史、脑梗死史、高血脂史和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史等。其中高血压史、糖尿病史、脑梗死史、高血脂史和ACS史以患者入院或既往史确诊为依据。②将入院时是否患有AF 分为AF 患者和非AF 患者。AF的诊断标准：P 波消失，以大小不等、形状不同的f 波代之，以ⅤⅠ、Ⅱ、Ⅲ、ⅤF 导联为明显；心房频率350～600 次/min 之间；R-R 间期绝对不齐。经24 h 动态心电图或十二通道心电图发现AF，或既往有明确AF 病史。③采集清晨空腹静脉血2～3 ml，装入EDTA-K2 抗凝和促凝的真空采血管中，以3000 r/min 离心5 min，离心半径为16.4 cm，取血清经贝克曼库尔特AU5800 全自动生化检测仪分析肝酶指标。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数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分析指标预测CHD 患者发生AF的价值。以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AF 与非AF 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1520 例CHD 患者中共152 例AF 患者（10%）。AF 患者与非AF 患者GGT、年龄、高血压史和ACS 史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0.01）；在AST和ALT 中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性别、BMI、心率、吸烟史、饮酒史、糖尿病史、脑梗死史和高血脂史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表1 AF 与非AF 患者临床资料比较[M（P25，P75）]

2.2 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AF的独立危险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赋值情况如表2。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多因素logistic 分析后发现，GGT、年龄、高血压史和ACS 史是发生AF的独立危险因素（P ＜0.01）。见表3。

表2 logistic 回归分析赋值情况

表3 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AF的独立危险因素

2.3 血清中GGT 水平对AF的预测价值

GGT 预测AF 发生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693[95%CI（0.646～0.741），P ＜0.01]。GGT 最佳截断值为33.5 U/L，约登指数为0.285，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60.0%、68.5%。见图1。

3 讨论

CHD 住院患者AF的发生率于为10%～15%[8]，与本研究10%的CHD 患者发生AF 结果相符。本研究比较发现，AF 与非AF 患者的AST、ALT、GGT、年龄、高血压史、ACS 史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或P ＜0.01），且年龄、高血压史、GGT、ACS 史均是AF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 ＜0.01）。Zoni-Berisso 等[9]研究发现，年龄、高血压、ACS 史均为AF的独立危险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AF 发病率也随之增加。心房重构是AF 发生的重要病理生理机制[10]，长期高血压情况下，左心室后负荷增加，心室肥厚，左室舒张功能减弱，左心房代偿性增大，加剧了这一过程。除此之外ACS 史也可能是通过心肌损伤、重塑、纤维化而导致AF的发生。ALT 及AST 是肝脏损伤的标志物，研究表明ALT和AST 水平与AF 风险增加有关，但仍存在争议[11-13]。本研究中AST和ALT 与AF 发生并非独立相关，仍需进一步明确。

GGT 可反映肝的损伤和氧化应激，过量饮酒、肝脏灌注或充血异常都会引起GGT 升高[14-15]。不少学者认为GGT 与中风、CHD 等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有关，特别是GGT的高变异水平[16-22]。Cho 等[23]研究发现，GGT 变异性可作为AF 独立预测因子，并且与心血管结局风险与死亡率相关。此外，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GGT 水平与AF 引起的心源性卒中也显著相关[24]。本研究发现，GGT 是CHD 患者发生AF的独立危险因素，GGT 对AF 患者预测能力强度中等。目前，关于GGT 与AF的病理生理机制间的关系尚不明确。氧化应激机制被广泛学者认为是与AF的发生发展相关，如C-反应蛋白为AF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通过影响心房的结构重组导致AF的发生发展[25]。与AST 或ALT 比较，GGT 是一种更强的氧化应激标志物[12]。GGT 水平与C-反应蛋白、PCT、纤维蛋白原等炎症标志物呈正相关，是氧化应激增加的标志[26-27]，提示GGT 可能通过炎症及氧化应激反应参与AF的发生发展。除此之外，高肝酶变异性可能引起反复心肌损伤，加重心肌重构而导致AF[28]。本研究中GGT 对AF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可为今后AF提供新的诊疗思路及预防作用，但此研究仅仅局限于CHD 患者，对AF 类型也尚未进一步分类，需进一步行扩大样本、分类及危险因素的研究；并且两者因果联系尚未证实，仍需进一步基础研究明确。

综上所述，在CHD 患者中，肝酶水平在评估其AF的发生中有重要意义，特别是GGT的升高与AF的存在独立相关，GGT 可能是AF 风险的循环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