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肇欣 杨智

[摘 要]新世纪以来，现代戏曲创新一直是业界重要话题之一。这方面，黄梅戏现代剧目《槐花谣》作出了有益尝试。《槐花谣》作为主旋律作品，以槐树、红肚兜等为载体，大胆创新表演手法，人物塑造、叙述手法个性化及平民化，主题揭示注重哲理意蕴及“人”的戏剧挖掘，使戏剧在艺术功能呈现上探索出一条新路来。

[关键词]红肚兜;《槐花谣》;黄梅戏;艺术创新

黄梅戏是我国几个较大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其创新发展问题也摆在诸多戏曲剧种中的重要位置。第九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展演优秀现代剧目《槐花谣》无疑是一部成功剧目。该剧由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创作，不仅注入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展示了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在传递现代思想和时代精神方面也是匠心独运，在某种程度上对地方戏曲民族文化自信起到了引领作用。

一、革命的红肚兜，彰显民族文化自信

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黄梅戏，红色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不论是歌颂爱国科学家的《李四光》、对党充满感恩之情的《党的女儿》，还是家喻户晓的《江姐》，都肩负着传播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时代精神的重要任务。戏曲作品之所以获得社会普遍认可，除了情节打动观众，故事本身的哲理内涵及人性厚度也至关重要，黄梅戏现代剧目《槐花谣》无疑是优秀作品之一。该剧以革命老区大别山为创作背景，以槐花和春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反映了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讴歌了老区人民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及对党的无限忠诚。

黄梅戏现代剧目《槐花谣》将大别山的民族风情、红色文化与戏剧艺术结合在一起，给传统戏剧赋予新的时代文化内涵。这是一部讴歌党、弘扬革命主旋律、引导现代人树立正确人生观及价值观的优秀戏剧作品，没有宏大的叙事背景，故事情节以生动、丰满的平民百姓爱情，他们对党的忠诚与执著为主线展开，全剧以“情”贯穿到底。“情”既是槐花与春牛的爱情意喻，也是槐花与春牛的爱国之情的象征。槐花与春牛相爱于春牛参加红军之前，村前大槐树以及槐花胸前的红兜肚见证了他们二人的爱情。春牛参加红军后，还乡团团长郑守仁反攻倒算，槐花不惜以牺牲个人名节和生命为代价，救下春牛母亲与春牛性命。郑守仁纳妾之日，槐花趁乱逃跑，在郑守仁的追逼下，槐花纵身跳崖后身负重伤。之后，春牛带领红军队伍活捉了郑守仁。革命胜利后，已是军长的春牛回乡探亲，得知槐花跳崖后重伤失忆，他用真情唤醒了槐花的记忆。恢复记忆后的槐花选择成全春牛，守在大别山，守在乘马岗，守着大槐树。作为主旋律戏剧作品，《槐花谣》源自生活，从普通人的视角看弘扬主旋律，同时也讴歌了人性的真善美。

这其中，红肚兜对剧情的推动与情感表达起到重要作用。黄梅戏源自民间“黄梅采茶调”，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格及艺术情感表达。在黄梅戏《槐花谣》中，如何将大别山的民俗风情和红色文化相结合，编剧熊文祥、谢柏樑及其他主创人员颇费了一番思量。于是，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该剧唱腔朴素流畅、表演质朴，极具生活气息。该剧分为六场，开幕是一个倒叙的叙事结构，一下子便勾起观众的好奇心。在剧中，槐花演唱的歌谣《姐儿门前一棵槐》和红肚兜贯穿全剧的始终。第一场，槐花鼓励春牛参军，为革命做贡献，自己则在家照顾春牛的娘，为春牛消除忧虑，并赠春牛红肚兜与之定情。第二场，反派人物郑守仁打击报复红军，以春牛母亲做要挟，逼迫槐花为妾，为救春牛母亲，槐花背黑锅，弄得自己的名声不清不白。第三场，春牛母亲相信槐花的清白，槐花自认为名声不好，对不住春牛。第四场，春牛回乡探望槐花，被郑守仁设计捉拿，逼春牛认输就范。第五场，槐花为救春牛被迫要回红肚兜，两人情难再续，郑守仁骗槐花说，春牛回营途中被土匪杀害，槐花伤心欲绝。第六场，槐花宁死不屈，跳了断崖。尾声时，十六年过去，槐花什么都忘，只记得这棵槐花树，每天黄昏的时候就来到槐花树下，唱着《姐儿门前一棵槐》。槐花唱道：

姐儿门前一棵槐，

手攀槐树望郎来。

娘问女儿望什么，

我望槐花几时开。

娘耶，不好说是望郎来！

这是对情郎的期盼，槐花跳崖前牵肠挂肚的仍是门前的那棵槐树以及对春牛的那份执著的期昐。剧中，槐花从来没有忘记与春牛的那份情，她有太多的不得已，一切为了春牛，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去投身革命，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既是对爱情的坚守也是对革命信念的坚守，这份爱无疑是伟大的。物是人非，剧中春牛以为槐花已不在人世而另娶他人，槐花知道后眼泪忍不住一下子掉下来，当听说春牛只要一提到自己就掉眼泪，她又恍然大悟，知道春牛并没有忘记她。

在黄梅戏《槐花谣》剧中，红肚兜多次出现，成为戏剧主要情感的具象化表达。导演利用这一道具，将视觉呈现与情感表达二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槐花赠予春牛红肚兜的同时，也许下一直等待他归来的承诺，这里红肚兜承载着槐花对春牛满满的爱。槐花送别春牛时眺望远方，满怀着对春牛胜利归来的期望;绣在红肚兜上的一对鸳鸯也可称作“革命的鸳鸯”，它承载着的既是对革命必然胜利的期许，同时也寄托着槐花一腔青春热血与对爱情的无限憧憬：槐花在大槐树下徘徊，春牛走在革命的路上，他们无一不是坚定着心中爱的执念与革命理想。之后，槐花为救春牛被迫要回红肚兜，剧情也随之被推向高潮。这时，红肚兜承载的是槐花对春牛满满的牵挂与不得不违心制造假象离别春牛的疼惜及无奈，烘托了槐花和春牛對党忠诚、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与无私奉献，以及将以郑守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恶势力打倒的决心。

黄梅戏《李四光》讲述了李四光这位伟大的爱国地质科学家，先后克服艰难险阻确认世纪冰川、考察地质油层、勘测地震带等感人事迹，体现出他爱党爱国和热爱科学的革命情怀。无疑，爱党爱国是戏剧无二的创作主题。这个主题将艺术真实与艺术创新有机结合在一起，从李四光夫妻、父女、师生、同胞之间的感情等角度反映出李四光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塑造出一位具有伟大爱国情怀与高尚人格魅力的科学家形象，无疑是到位且成功的。《槐花谣》中槐花与春牛之间的情感，平凡且不太起眼，却同样崇高而伟大。槐花为了支持春牛的革命事业，无怨无悔地默默等待与付出，体现出在特定革命年代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爱情的高尚与伟大。黄梅戏《党的女儿》讲述的是，红军长征后，一批共产党人面对白色恐怖，如何顽强斗争的不平凡事迹，故事同样感人而伟大。黄梅戏《江姐》讲述地下党员江姐带着省委的重要指示，冲破敌人的重重围困来到重庆，却因叛徒出卖不幸入狱的故事，同样具有很浓厚的革命现实主义意义。黄梅戏《党的女儿》《槐花谣》《江姐》异曲同工，在表现特定革命年代革命者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及坚定信念上如出一辙。只是《槐花谣》多了一层革命柔情，更能体现革命者人性立场的坚定。如《槐花谣》第六场，槐花宁死不屈，在听说春牛回营途中被杀害之后不愿苟活，在不堪忍受地主郑守仁的欺压之下，选择跳崖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跳”展示的不仅仅是槐花与春牛之间纯洁的爱情，还体现出槐花心中固守的坚定的革命信仰。227C5546-428B-4072-9903-E80A50CBDDAB

因此，黄梅戏《槐花谣》多了一重情感揭示，其最大的看点之一亦在于此：一是特定革命时期爱情的伟大;二是作为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对党的朴素忠诚、坚定不移的情愫。这部戏同时也告诉我们，革命题材戏剧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牢记革命的苦难、英雄们的鲜血与付出，还让我们在回顾革命历史时，不能忘记人民。这方面，黄梅戏《槐花谣》给予了我们深深的启示。

二、人物塑造：突破传统表演模式

传统黄梅戏以歌舞见长，其中歌为主，舞为辅，大多数黄梅戏中，舞之弱竟至成为点缀。黄梅戏《槐花谣》反其道而行之，在剧中，舞蹈不仅是动作的表现形式，也是故事的叙述方式，舞蹈作为肢体语言在叙事中具有的流动性和流畅性优势展露无遗。戏剧、舞蹈的有机结合是黄梅戏《槐花谣》作为现代剧目表演方式的一個创新。《槐花谣》中大部分戏剧表演形式都融入民间舞的元素，剧目的序幕是开场舞《解放胜利》，采用倒叙结构，一开始交代革命胜利，展现了八路军和老百姓满怀激动、其乐融融的场景。随后在第一幕中，一段双人舞《送郎》，展示槐花在大槐树下与春牛分离的情景，两个人虽依依不舍却深明大义，槐花毅然送春牛参加红军，将留守与等待留给了自己。这段双人舞是槐花与春牛情感的延伸，也是戏曲融合舞蹈，用舞蹈肢体讲述情感的隐藏线。《槐花谣》第六幕是群舞《恶霸团丁舞》，精彩地展现了面对强敌，我方勇于战斗的激烈场景，凸显我方面对恶势力不服输的磅礴气势及战斗精神。尾声再现双人舞，槐花在大槐树下的舞蹈不仅仅是对春牛的期盼，也是她对与春牛纯洁爱情的守护。这份情感随着二人起舞，营造出一层圣洁光芒，早已超越三维时空。女主人公槐花在大槐树下随着一片片飘落的槐花起舞，喻示她在等待中坚守，表达革命事业与爱情一起“双飞”的美好愿景。《槐花谣》剧目在开头、高潮、结尾等都利用舞蹈元素，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的肢体语言风格;场景设计时刻运用暗含的象征性舞蹈动作，与人物的情绪相呼应;舞蹈也围绕着主题展开，为主题服务。

为了突出春牛和槐花之间的爱情故事，剧中在舞蹈层面上用两个舞蹈演员进行表演，如同剧中槐花与春牛的缩影，用肢体语言推进故事的发展。红肚兜意象在剧中不断凸显，从舞蹈创作思维出发，一个简简单单的道具红肚兜成为槐花和春牛情感演进的关键所在。革命鸳鸯通过舞蹈表演彰显其真切朴素的动人情感，槐花和春牛二人的形象也因此生动而可敬。作为现代剧目，黄梅戏《槐花谣》在舞蹈艺术呈现上充分利用时空转换，巧妙地运用了红肚兜意象，使之贯穿整部剧目始终，同时注重演唱，二者相得益彰，舞台艺术效果十分明显。

在黄梅戏传统经典剧目《女驸马》中，冯素珍形象颇具传奇色彩。为救其夫，冯素珍女扮男装进京赶考，被公主相中招为驸马。洞房花烛之夜，冯素珍冒死道出实情，在公主的协助下，皇上赦免其罪，冯素珍成功救夫。《女驸马》中，不论是冯素珍还是公主都不是“小人物”形象。与传统黄梅戏不同，《槐花谣》在人物塑造与表达上有着不同把握，剧作者在两个“小人物”身上寄予巨大的革命精神力量。在槐花和春牛这两个“小人物”身上，人物的情感线与成长线是不断推进的。剧目开始时展现槐花双眼失神的落魄感，春牛、槐花两人之间的情感一开始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无奈。时间回到槐花和春牛两小无猜的青涩与单纯时代，春牛拿着槐花给他的定情信物，两人嬉戏打闹。也是在那棵槐树下，槐花的神情与第一幕时的落魄感形成鲜明的对比，让观众物是人非之感油然而生。这种对比与变化，能将观众的情感与共鸣很快带动起来。

剧目舞台道具尽管很少，但是给予演员和观众更大的想象空间，舞台留白也有着独特的情感渲染。人物塑造从“小”处着手，让人物更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使观众与演员距离感拉近。剧中英雄人物是生活与战斗在革命老区的槐花和春牛这对“小人物”，可小人物体现出大智慧，尤其是槐花身上，让观众感受到时代给予她的不凡使命。这种使命，让她在恶势力泛滥时代始终没有向恶势力低头，一直与时代抗争，固守其革命的理想与情操。这种精神，与当下时代赋予我们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三、叙述视角：立足于人性主题揭示

传统戏曲自宋金元时期正式形成以来，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到了明清传奇，戏曲文体中一直并行着两条未经融合的文本原则：“一条是诗歌音乐形式的原则，它以一个曲牌联套为基本单位，称之为‘出，但每本戏从二三十出到五六十出不等，同一联套诸曲不限于同一宫调，也不限一人演唱。另一条则是关于情节的结构原则。它要求情节的整一性，故事必须有头有尾，追求事件的曲折离奇和缝合照应的构思技巧，讲究叙事的规定程序。”1明清传奇戏剧结构过于庞大，它的情节整一性很难呈现于当下一次性剧场的演出，加上诗歌和唱腔、舞美等提供的剧场审美资源已很充足，观众在情节整一或剧场审美两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况下，常常舍前者而取后者。久而久之，传统文艺学中“内容决定形式”的观念，在明清传奇以后的古典地方戏中被不断颠覆，情节整一性在戏曲文学中的地位也越来越边缘化。

到了近现代，戏曲形式大于戏曲内容已成不争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曾确立京剧应“移步不换形”的原则，在当时，这既出自他的深思熟虑，又属无奈之举。毕竟，梅兰芳有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对于时装戏、古装戏两次戏曲改革失败的教训，也表明他在此“教训”后愈益坚定地维护古典地方戏的表演艺术本质，并在这种本质规范下谨慎地探寻戏曲可能拓展的形式和内容的疆界。因此，近现代时期戏曲形式大于戏曲内容，归根结底还在于其审美价值能在滋生其繁盛的那个时代展示出自己的独特魅力。如梅兰芳当年演唱的《贵妃醉酒》，其情节其实很简单，唐明皇与杨贵妃约好在百花园设宴，没想到唐明皇临时改了主意，去梅妃宫了。杨贵妃抑郁不乐，喝得酩酊大醉，夜深人静时才幽怨地被人扶回宫。这样一个剧情，由于有梅兰芳精彩的表演，观众才看得如痴如醉。倘若摒弃听觉上的音乐美和视觉上的程式美，恐怕少有人会安静地坐在剧场欣赏这台戏的。现代戏曲也是如此，倘若一味地彰显文化内涵和哲理意蕴而漠视戏曲表演艺术本质，那么这些戏就不能“抓”住观众，更不用说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227C5546-428B-4072-9903-E80A50CBDDAB

在黄梅戏传统剧目《女驸马》和《天仙配》中，主人公都是以自主式的婚姻观念战胜了宿命式的婚姻观念，在婚姻的选择上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女驸马》中冯素珍具有强大的女性力量，剧中塑造了她兼具男性气概的女性形象。《天仙配》中的七仙女是为爱大胆出走，敢于在封建时代反抗父权，在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中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肯定。冯素珍、七仙女的愛情故事更多地体现在“分离”上，这种分离产生的纠结感更能牵动观众的心。这种“牵动”是立足于人性，站在人性主题揭示之上的，在黄梅戏现代剧目《槐花谣》中更有充分体现。

《槐花谣》故事发生在大革命时期，不同于传统题材黄梅戏故事大多发生在封建时代，剧中槐花形象首先体现在其抗争意识与精神，这主要体现在她面对恶势力的无所畏惧。其次，槐花对春牛爱情的坚守，体现其女性柔弱的一面，面对委屈而对爱情矢志不渝。春牛的母亲是相信槐花的，相信槐花对春牛的爱情，在流言蜚语中，依旧相信槐花的清白，也正是如此，在槐花遭受极度委屈之时仍然给予她作为一位母亲能够给予的温暖与关怀。这种情节的构造、人物形象的打造，既具黄梅戏经典传统剧目的优长，也是对其女性形象的丰富。

在剧中，槐花的遗憾体现在她等待春牛十六年，等来的却是春牛带着女儿回归故里。槐花与春牛，一个是多年期盼，一个以为心上人早已离世，仿佛仅仅是为了那句“姐儿门前一棵槐”唱词。槐花作为女性形象的悲剧性，也赋予了这一人物形象的立体感与丰满性。显然，作者更多地是站在人性与现代性角度去打造槐花及剧中其他人物形象的。

《槐花谣》的现代价值，还有一点是其戏剧节奏在剧场审美方面的呈现。戏剧节奏包括演员情感以及剧本文本诠释，戏文、唱腔、唱调以及乐器的运用等。当下，黄梅戏现代剧目大多以时政题材创作为主，这些题材绝大多数均符合时代主题，也有不少受情节设计以及舞台程式化局限，其孕育和发展难以超越黄梅戏传统经典剧目。这种现象引出一个值得商讨的话题，即这些剧目应该注重从经典剧目中汲取养分，在艺术氛围中体现时代价值，“经典化不仅给人们文化上的满足，在这个意义漂浮的后现代社会，经典是自我认同的需要”1。一方面，过于陈旧、模式化的表演会使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较少，戏剧吸引力不够;另一方面，戏剧应给予观众娱乐功能，除剧本本身的文学性、思想性，还有戏剧本身作为艺术的观赏性、可看性。二者从根本上讲，仍与戏剧的人性主题息息相关。

人性主题的关键在于其戏剧内涵是否深刻。作为主旋律戏剧，有了深刻的内涵才能经得住艺术的检验。这方面，黄梅戏现代剧目《槐花谣》作了有益尝试，一方面，人性主题不断向纵深开掘，另一方面，戏剧舞台调度、人物拟人化、象征性写意手法等自如运用，极大地提高了戏剧作为艺术的观赏性及观众认可度。这些，是值得业界关注与认真思考的。227C5546-428B-4072-9903-E80A50CBDD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