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

【摘要】目的：探讨健康教育模式在农村已婚妇女宫颈癌筛查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2020年9月—2021年9月接受宫颈癌筛查的80名农村已婚妇女为研究对象。将受试者根据筛查顺序进行分组，各40例。对照组仅给予常规护理模式，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开展健康教育模式。对比两组已婚妇女的不良情绪评分与宫颈癌筛查信念评分变化以及健康教育效果。结果：干预后，研究组受检者的SAS与SD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受检者健康教育各项目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研究组宫颈癌筛查信念評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健康教育模式可有效缓解受检者的负面情绪，帮助其掌握宫颈癌筛查相关知识，提高筛查信念，值得在农村已婚妇女宫颈癌筛查护理中应用推广。

【关键词】健康教育模式；宫颈癌筛查；负面情绪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model in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and nursing of married women in rural areas

LIU Y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f Baishan City， Jilin Province， Baishan， Jilin 1343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model in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and nursing of married women in rural areas. Methods： A total of 80 rural married women who underwent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0 to Sept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screening order，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given the routine nursing mode，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given the health education mod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hanges of the negative emotion score and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belief score and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married women.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subjec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health education item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belief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health education model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the subjects， help them master the knowledge of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and improve the screening beliefs. It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in the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and nursing of married women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Health education model；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Negative emotions

宫颈癌是女性恶性肿瘤中的常见类型，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据数据统计，目前全球每年新增宫颈癌患者约为46.6万例，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1]。宫颈癌早期筛查是降低宫颈癌发病率的有效首选，近年来随着宫颈癌普查力度的增加及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宫颈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明显降低，但我国农村地区已婚妇女常因受传统观念、疾病认知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筛查率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宫颈癌的发生风险[2]。为此本研究选取我院2020年9月—2021年9月接受宫颈癌筛查的80名农村已婚妇女为研究对象，探讨健康教育模式的应用效果，现进行如下报道。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20年9月—2021年9月接受宫颈癌筛查的80名农村已婚妇女为研究对象，所有受检者均已婚已育，认知及沟通能力良好，可熟练应用智能手机，年龄20～50岁，在农村生活10年以上，充分知情后自愿参与本次研究，且排除妊娠及哺乳者、恶性肿瘤、伴有传染性疾病、精神疾病、认知及沟通障碍、子宫切除史及不愿参与本次研究者。年龄20～50岁，平均年龄（38.24±3.52）岁，孕次1～4次，平均孕次（2.36±0.41）次，产次1～4次，平均产次（2.31±0.55）次；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43例，高中及以上27例。将受试者根据筛查顺序进行分组，各40例，两组受检者在上述基本资料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可进行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受检者给予常规护理模式，筛查前以讲座、视频播放、资料宣传等方式向受检者讲解宫颈癌相关知识、预防措施、筛查体位及配合事项，对于高危人群或情绪紧张者给予相应心理疏导。

研究组受检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开展健康教育模式，详细记录受检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婚育史等，根据其理解能力制定健康教育实施方法及内容，具体为：（1）面对面讲解：系统地向其受检者讲解宫颈癌临床症状、危险因素、防治措施、危害性、筛查的目的及意义、筛查方法及相关注意事项等，提高其认知度及对宫颈癌筛查的重视度。（2）健康宣传：向受检者发放宫颈癌筛查知识手册并指导其进行阅读，同时通过专家讲座、宣传栏、展板、条幅、宣传单页等方式向农村已婚妇女传达宫颈癌筛查的重要性，提高其筛查信念。（3）建立微信沟通平台：创立农村育龄妇女宫颈癌筛查微信群，定期以视频、文字、图片、音频等方式在群内推送宫颈癌筛查相关知识，并为受检者提供免费咨询服务及信息互动，提高其对宫颈癌的认知度。

1.3 观察指标

采用焦虑评分量表（SAS）、抑郁评分量表（SDS）评价两组受检者负面情绪改善情况，SAS、SDS分别以50分及53分为分界值，评分越低表示心理状态越好[3]。采用我院自制的健康教育调查问卷从宫颈癌症状、疾病认知度、筛查目的及意义、个人防治措施、宫颈癌检查项目评价两组健康教育效果，每项满分均为10分，评分与健康教育效果呈正比。采用宫颈癌筛查信念调查问卷从宫颈癌筛查健康行为、筛查行为的利益性认知与障碍性认知、症状严重性与易感性认知方面评价两组受检者的筛查信念，总分32～160分，评分与筛查信念呈正比[4]。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表示，进行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χ±s）表示，进行t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1 不良情绪评分变化

干预前两组受检者的SAS与SDS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研究组受检者的SAS与SD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 健康教育效果

研究组受检者健康教育各项目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2。

2.3 宫颈癌筛查信念评分变化

干预前两组受检者宫颈癌筛查信念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研究组宫颈癌筛查信念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3。

宫颈癌是世界范围内高发的妇科恶性肿瘤，有研究表明，从宫颈病变演变成宫颈癌大致需要6～15年时间，因此早期筛查并及时对症治疗时降低宫颈癌发生率及死亡率的关键所在[5]。近年来随着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支持及重视，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已逐渐被普及，但农村妇女因受自身文化程度及健康意识等因素的影响，癌筛查意愿普遍较差，因此只有提高已婚妇女对宫颈癌筛查的认知度及筛查信念，才能提高其筛查率。健康教育是现代医疗、疾病保健及预防工作中的重要部分，重在提高受检者健康知识水平，全面了解宫颈癌筛查知识及方法，加强其健康信念，从而积极主动配合筛查[6]。本研究结果表明，干预前两组受检者的SAS与SDS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后研究组受检者的SAS与SD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受检者健康教育各项目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前两组受检者宫颈癌筛查信念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研究组宫颈癌筛查信念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健康教育模式可有效缓解受检者的负面情绪，帮助其掌握宫颈癌筛查相关知识，提高筛查信念，值得在农村已婚妇女宫颈癌筛查护理中应用推广。

参考文献

[1] 惠军妮，李美鸽.格林模式健康教育在宫颈癌早期筛查中的应用效果[J].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2020，5（26）：190-192.

[2] 黄莉婵，胡彩兰，潘社好.健康教育在宫颈癌筛查中提升疾病认知的效果[J].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2020， 30（4）：189-191.

[3] 叶淑惠.健康教育在早期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研究[J].中外医学研究，2018，16（27）：180-182.

[4] 唐军辉.健康教育在宫颈癌筛查中提升疾病认知的效果[J].护理实践与研究，2018，15（2）：105-107.

[5] 張莹莹，潘晓.微信健康教育模式在农村育龄妇女宫颈癌筛查健康教育中的应用[J].护理研究，2017（35）：4544-4546.

[6] 贾晓红.健康教育及预防对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结果的影响[J].中国药物经济学，2017，12（9）：107-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