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雯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以绚烂多姿的彩陶最具代表，其纹饰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几何纹饰和动物纹饰两大类。其中，动物纹饰颇受欢迎，不仅因为图案形象取材于现实，贴近人们的生活，更是反映了远古先民丰富的宗教信仰、精神追求和文化观念。特别是彩陶纹饰中的蛙纹，造型多样，文化蕴意深厚。

一、蛙纹的产生

蛙纹是彩陶上一种常见的纹饰，早期的蛙纹饰较为写实，像儿童的简笔画，比较稚拙，它的形象来源于自然界的动物——蛙。蛙是一种两栖动物，常出现在有水的地方，它的叫声响亮，弹跳出众，是水中的“精灵”。如此灵动的生物为何会被绘制于陶器上？这大概与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有关。远古先民喜逐水而居，食虾捕鱼，河水中丰富的水产资源是他们主要的物质来源之一。日常的生产生活使他们与鱼、蛙等水生动物长期接触，因而对这些动物的形象印象深刻。当制作彩陶时，先民们自然而然地便把头脑中已有的图案形象作为了装饰纹样绘制于陶器上。

另一种说法是蛙纹的产生源于蛙的叫声与陶器的剐蹭声相似①。蛙可以发出“哇”的声音，划蹭陶器会发出类似“嘎哇”的声响，由于声音的响动引起了古人的关注，借助相似的声响先民们可能便把蛙和陶器不假思索地联系在一起，使蛙成为陶器上不可或缺的图案纹饰。而且，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虫鸣蛙唱，热闹的氛围能够带给人们希望，因此，蛙的形象寄托了先民们祈求物质丰裕、吉祥顺遂的美好愿望。

二、蛙纹的演变过程

目前，蛙纹最早发现于仰韶文化彩陶器上，在陕西临潼姜寨聚落遗址、陕西西乡县何家湾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中均出土了带有蛙纹的陶器。仰韶文化半坡期与庙底沟期蛙纹形态稍显不同，半坡期绘画更加写实、朴素、自然，蛙背纹理呈不规则点状，圆点大小不一、形态各异，蛙体四肢张开，略显动势（图1）。而庙底沟期蛙纹绘制虽仍为写实风格，但开始讲究规则，蛙背纹理较有序，背点形态规矩统一，蛙体动势所剩无几②。

马家窑文化时期，在陶器内壁和外壁上均发现有蛙纹装饰，其表现形式多样。早期的马家窑类型蛙纹，绘制于器外壁者较多，形态在写实的基础上有所简化，逐渐趋向于抽象化③。也有学者认为马家窑类型时期蛙纹仍为写实的表现手法所绘④。在笔者看来，每个文化类型时期纹饰的特点都是在继承之前纹饰特征风格的基础上，加上当时人们新的认知和审美倾向发展而来的，具有与之前纹饰不同的特征风格和时代风貌。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蛙纹在继承了仰韶文化彩陶蛙纹特征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不仅纹样更加简单，而且出现了变形蛙纹和蝌蚪纹。

变体蛙纹壶（图2），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属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约前3000～前2700），高27.5、口径13、腹径26.5、底径10.8厘米，此壶以浓重的黑彩生动地描绘了蛙肥硕的形象。蛙凸显的双眼，圆滚滚的身体，给人以圆润笨拙之感。簡单的黑色线条在陶器本色的衬托下，勾勒出蛙夸张肥大的样子，增添了画面的质朴感和趣味性，表现了这一时期原始先民的生活情趣和艺术表现力。

漩涡蛙纹内彩盆（图3、图4），现藏于兰州市博物馆，属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高12.5、口径25、底径9.5厘米，蛙纹黑彩绘于盆底内壁中央，图案省略了蛙的头部，只表现出躯体和四肢，蛙体以黑色菱形方块表示，四肢伸展，呈跳跃姿态，颇具动感。虽然只用寥寥数笔绘制而成，但仍具有质朴的写实主义风格，蛙的形态活泼生动，纹饰造型富有创造性。

连身变体蛙纹内彩盆（图5），现藏于兰州市博物馆，属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高10.7、口径27.4、底径10厘米，盆内壁以三条黑线作圆表示躯体，上下两条圆形黑线外侧绘有多条弧线表示肢体，对此图案指代的具体事物说法众多，如：连身变体蛙、蜥蜴、浪花、千足虫等。纹饰图案虽绘制简单，但其表现形式带有神秘色彩，可能与原始宗教信仰有关。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蛙纹与之前蛙纹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纹饰既体现了蛙的特点又表现出人的特征，可谓是蛙人合体，充满了浓郁神秘的宗教色彩。正是由于其纹饰独具风格的形态，学者们对其命名争论不已。有些学者认为此纹饰蛙的特征鲜明，是在马家窑类型蛙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还应称其为“蛙纹”;也有学者认为此纹饰带有人的属性，应与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如还将其称为“蛙纹”不符合纹饰的形象特征，因此特定为“神人纹”;还有学者考虑到此纹饰蛙人兼具的特征风貌，采取折中的办法，将其定名为“神人式的蛙纹”或“蛙人纹”⑤。笔者认为，此纹饰是蛙的特殊演变形式，与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⑥（图6）有异曲同工之效，选择将其称为“变体蛙纹”“人形蛙纹”或“蛙人纹”可能更为贴切。

半山类型时期还出现了蛙纹作为人像辅助性纹饰的现象，如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裸体浮雕彩陶壶（图7），壶上裸体人像胸部丰满，下方塑造了夸张的男性生殖器，两腿外侧黑彩绘有蛙纹，壶的背部也绘了蛙的形象（图8），这样的艺术表现手法表明陶壶的组合纹饰具有特别的涵义。有学者认为人蛙组合源于社会性质的转变，是男性生殖崇拜的反映⑦;也有学者认为当时为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占主导地位，属女性崇拜，与蛙搭配，应跟生殖崇拜相关，表达了当时人们对人口繁盛、子嗣绵延的向往与祈盼⑧。笔者认同该时期为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男性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女性地位逐渐降低或趋于男女地位平等阶段。裸体浮雕彩陶壶上刻画得人像为男女同体，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男女的社会地位及各自的重要性。男、女生殖器官的突出表现辅以表示多子的蛙纹，反映了原始先民具有生殖崇拜的意识和思想。还有一种说法为裸体人像被视作两性人，与远古时期的萨满教有关，代表了沟通天地人神的巫师形象，而蛙纹的绘制体现了巫师作法时可能需要借助青蛙附体⑨。

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马厂类型蛙纹除继承了半山类型蛙纹的特点之外，还发展出了一种蛙纹的特殊简化形式——“肢爪纹”，以此突显了蛙腿在远古人类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蛙弹跳有力的四肢，是古人无法企及的，它所代表的非凡能力，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94F0A381-21DF-4785-BBDB-0F33F1B792B4

变体神人纹罐（图9、图10），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属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约前2300～前2000），高44、口径13、腹径19.8、底径11厘米，罐颈腹之间突出的组合纹饰为对称绘制的肢爪纹和圆圈纹，每组肢爪纹由三排组成，每排纹饰形制相同，长短逐排增加，似乎有向外延展的趋势，代表了远古人类期盼拥有的无穷力量。

菱格条带神人纹壶（图11），现藏于秦安县博物馆，属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高25.4、口径11.7、腹径24、底径10厘米，中心图案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人蛙形象，周围的黑色双层镂空格带体现了古人的巧思，具有特殊的寓意，可能象征蛙的卵带，人形下方的圆圈代表了女性生殖器官。上述纹饰特征表明，彩陶的装饰图案是对原始时期生殖崇拜的反映。⑩

神人纹壶（图12），现藏于兰州市博物馆，属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高30.5、口径9.5、腹径30.5、底径11厘米，图案以对称方式绘制了人蛙形象和圆圈网格纹。神秘的人蛙造型省略了下肢，以头身为中心，上肢呈“W”形姿势，与半山类型蛙纹形貌相似，但又有所简化，体现了时代发展所带来的人类认知方式上的转变和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

由此可见，蛙纹的发展经历了仰韶时期的“具体化”阶段，纹饰生动、质朴;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简化”阶段，同时还出现了变体蛙纹形态;半山、马厂类型的“拟人化”阶段，此时纹饰具有人、蛙双重特点，应与原始宗教信仰密不可分（图13）。马厂类型蛙纹与半山类型相较，更为简化，出现了局部特征的纹饰图案，如：肢爪纹、“半身”纹等，抽象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图14）。

三、蛙纹的文化内涵

蛙纹是我国传统的动物纹饰之一，在彩陶装饰纹样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文化内涵深厚，意蕴深广，反映了远古先民原始的宗教信仰、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具有时代思想的艺术表达方式。

（一）生殖崇拜

繁衍，是生命延续的途径和方式，人类通过一代代的繁衍发展至今。原始时期，人类生产条件差，生活环境恶劣，致使婴儿存活率低下，儿童夭折情况屡有发生。为了祈求子孙繁盛，瓜瓞绵绵，先民于是把目光放在拥有超凡生殖能力的动植物上，如：葫芦、鱼、蛙等，由此，蛙成为了远古人类顶礼膜拜的对象。

从考古发现来看，蛙纹装饰也与女性形象相搭配。上文提到的裸体浮雕彩陶壶上塑造了带有明显胸部特征和生殖器官的人像，并辅绘蛙纹，二者的巧妙结合应是先民的有意为之，反映了他们对生育繁衍的重视以及当时原始生殖崇拜观念的盛行。

（二）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一种古老的精神信仰，远古时期，许多氏族部落都有属于自己的图腾文化，且多以动物形象作为图腾，有的部落以蛇为图腾，有的则以鸟为图腾，还有以蛙为图腾的。为何先民会选择蛙作为图腾呢？目前说法不一，常见的有三种解释：其一，女娲说。女娲的“娲”与“蛙”同音，兩者可能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在某些学者看来娲即是蛙11，女娲由蛙发展而来，其所在部落以蛙为图腾，奉蛙为先祖。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蛙纹的拟人化发展趋势，印证了蛙已出现了人格化的特征，此时，蛙的形象指代的可能就是女娲。因此，根据上述说法所言，女娲族以蛙为图腾便不足为奇了。

其二，蛙龙说。从自然界的蛙到仰韶、马家窑文化的蛙纹，体现了事物具象到抽象的过程。从蛙纹到肢爪纹再到蛇形盘曲的蛙爪纹，可以探寻到龙的演变12。此种说法认为，蛙的部分特征是龙形象的重要构成元素，作为龙的原始雏形，蛙也是远古人类信奉的对象，成为氏族部落的图腾，代表了当时人们追求的信仰和精神。

其三，天鼋说。“黾”是蛙的一种古老称呼，鼋是一种两栖动物，也是古人崇拜敬畏之物，属黾类。天鼋为龟与蛙的复合体，是当时人们崇拜的神物，以它为图腾，表达了先民期望部族势力发展壮大，人丁兴旺繁盛的美好愿望。有学者认为，龟蛙的这种复合形式是黄帝氏族的图腾，之后发展成为华夏民族的族徽。13

（三）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最原始的宗教信仰形式，其对象涉及了大自然中的日月星辰、山川湖海、风雨雷电、石木水火、鸟兽虫鱼等，这些自然事物及自然现象对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思维认知、审美表达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古人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对时间的概念以太阳和月亮的走势为准，因先民对日月交替现象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便产生了对日月的崇拜。在我国古代，蛙与月亮关系密切。《后汉书·天文志上》刘昭注引张衡《灵宪》中有“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在河南洛阳西汉壁画墓中和南阳东汉画像石上，都刻画了蟾蜍在月宫的场景;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帛画上，一边作日，一边为月，日中有鸟，月中有蟾蜍，与典籍文献《淮南子·精神训》中“日中有俊鸟，而月中有蟾蜍”14相互印证，说明蛙确与月亮有关，可被视作月的“代言人”。

生活中，常见到蛙鸣雨至的自然现象，古典诗词中多有描绘。如：北宋欧阳修《雨中独酌二首·其二》中有“鸟语知天阴，蛙鸣识天雨”;《题张损之学士兰皋亭》有“雨积蛙鸣乱”;南宋陆游《露生》中有“蛙声经雨状”等诗句。蛙成为了雨的使者，通过其叫声提醒人们雨的到来。此项“特殊功能”，也给蛙带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被人们认为其具有预示未来的超常能力，从而便产生了崇拜、敬畏的心理。

（四）灵魂崇拜

自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开始就有“事死如事生”的思想，在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随葬有死者生前用过的物品。在古代先民眼里万物皆有灵，人虽死，其灵魂还在，灵魂的观念由来已久。

彩陶纹饰中的蛙纹作为一种图案化的象征符号，表现了原始先民对生命的赞颂和对灵魂的崇敬。15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的“拟人化”蛙纹，突出了人与蛙的特点，有学者认为这种纹饰体现了原始宗教信仰中借助蛙作法的巫师形象，也可能反映了看不见、摸不着、无肉体、非人非蛙、非物质世界存在的灵魂模样。不管是哪种解释，都是人类内心活动的展示，表达了先民们希望通过与神灵沟通，得到神灵的指示，以保一世平安、万世顺遂。94F0A381-21DF-4785-BBDB-0F33F1B792B4

原始人类凭借自己对事物的认知，加上抽象化地再创造，把现实生活与虚幻的灵魂世界用绘画的方式加以呈现，是古人精神信仰与审美艺术方面的巧妙结合，别具一格的彩陶纹饰内涵丰富，值得后人用心体会。

四、结语

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是原始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其绚丽的色彩、悠远的意境增添了画面的审美趣味和文化涵义。彩陶纹饰的创造在现实与虚幻、具体与抽象、人类与神灵间转换，体现了先民对事物的感知、对生活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其丰富的精神世界缔造了远古文化艺术的气质与风采，延续千年，影响深远。

蛙纹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的装饰纹样，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纹饰特征鲜明，形象多样，图案逐渐简化趋于抽象化，是远古时期时代精神和文化风貌的具体呈現。这种含蓄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古代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通过认知、启发、思考、艺术加工以及再创造，赋予了蛙纹新的内涵和价值，同时，也充实了古人的精神生活，并使原始崇拜、精神信仰和宗教文化与绘画艺术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承载了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和民族力量。原始彩陶艺术中的蛙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

注释：

①曹南、王俊杰《甘肃彩陶蛙纹的生态学解释》，《丝绸之路》2020年第4期。

②朱尽晖《仰韶蛙纹艺术图像考文化》，《西北美术》2005年第2期。

③王春法《国色初光——甘肃彩陶艺术》，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第260页。

④⑤⑦段小强《马家窑文化彩陶蛙形纹饰新解》，《兰州学刊》2009年第9期。

⑥人面鱼纹发现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陶盆上，称陶盆为“人面鱼纹彩陶盆”。盆内壁绘有人鱼合体的图案，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

⑧⑨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里的古代中国·远古至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第84～85页。

⑩王春法《国色初光——甘肃彩陶艺术》，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第307页。

11庄会秀《半山马厂彩陶蛙人纹艺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12王志安、邓宏海《世界视野中的马家窑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第117～118页。

13祁庆富《彩陶蛙纹之谜》，《中国民族博览》1997年第2期。

14赵宗艺《淮南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324页。

15杨畲《彩陶蛙纹与灵魂崇拜》，《雪莲》2010年第6期。94F0A381-21DF-4785-BBDB-0F33F1B792B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