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瑞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1 芝草祥瑞在唐宋时期政治宣传中的运用

在唐宋时期的官修史料中，常见对于芝草祥瑞的记载。《唐六典》中就将芝草等共十四类名物定为“下瑞”[1]（卷四，115），并明确礼部员外郎需在年终奏表以闻，百官遵旨奉贺。而在一些特殊的场合，芝草祥瑞时常有超越等级规制的“升格”现象。比如唐玄宗时，“（天宝）七载（748）三月乙酉，大同殿柱产玉芝，有神光照殿。群臣请加皇帝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许之”[2]（卷二四，926~927）。芝草的出现不仅是君王应天受命的圣德之兆，更直接成为唐玄宗上尊号的口实，其重要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仪制中的“下瑞”范畴。

进入宋代，芝草符瑞同样是宋真宗、宋徽宗等帝王塑造政权合法性和君主个人威权的有力依据，其在史籍中出现的频次和数量亦显著增多。如在《宋史·五行志》中，芝草出现的频次达235次[3]（卷六三，1386~1397），远远超过此前历代正史《五行志》《符瑞志》《灵征志》等记载的次数。此仅是就整体而言，具体则表现在每次奏报或进献芝草数量的跃升，单次常至于数万。宋真宗封禅前后，大中祥符元年（1008）八月，“钦若献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有贯草木、附石、连理及饰为宝山者”；又大中祥符六年（1013）“十月，丁谓来朝，献芝草三万七千一百八本，饰以仙人、宝禽、异兽之状”；“（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又献九万五千一百本。明年，车驾至真源，民有诣行阙献者，又一万八千本”[3]（卷六三，1389、1391）。至宋徽宗时，芝草的显现更是达到“玉芝产禁中殆无虚岁，凡殿宇、园苑及妃嫔位皆有之，外则中书尚书二省、太学、医学亦产紫芝”的程度。而在地方上芝草进献亦不可胜计，如“（政和八年1118）十二月己未，汝州进六万本，其间连理、双枝者一千八百八十，有司不胜其纪。初犹表贺，后以为常，不皆贺也”[3]（卷六三，1395）。这还仅仅是《宋史·五行志》中的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史料无算，已可见芝草进献数、次之巨，其上奏也日渐成为常态。

在过往史籍记载中多以“一本”或“一茎”为单位的芝草，何以在宋代史料中出现数万倍的增长？这些芝草从何而来？是人为培育抑或存在伪造的可能？下文将结合唐宋时期以灵芝为代表的真菌培植技术的发展程度，作进一步分析。

2 史籍中的芝草与“化生”传说

灵芝，或者芝草，指在分类系统上隶属真菌界（Kingdom Fungi）、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担子菌纲（Basidiomycetes）、非褶菌目（Aphyllophorales）、灵芝科（Ganodermatales）、灵芝属（GanodermaP.Karst）中赤芝（Ganoderma lucidum（Leyss.ex Fr.）Karst.）或紫芝（Ganoderma sinenseZhao.Xu et Zhang）的干燥实体[4]（1），基本涵盖古代文献中的芝草范围。在没有科学分类法的年代，文献中所记载的“灵芝”“芝草”“仙芝”等内容，除却想象与伪造的情况，一般包括赤芝、紫芝以及类似此二者的灵芝科、多孔菌科的大型真菌，涵盖面非常广泛。

灵芝的子实体是灵芝菌丝体生长发育的结果，是在适宜的条件下由担孢子萌发而成的[6]（3）。在光学显微镜下，灵芝（此处指赤芝）担孢子大小为（5.26~6.05）μm×（7.89~8.64）μm，紫芝担孢子大小为（6.84~7.37）μm×（10.26~11.05）μm；其生殖菌丝具有透明、薄壁、易碎的特点，直径仅有1~3 μm[7]（33~38）。它们用肉眼难以观察，且在适宜条件下萌发速度较快，这些特质往往为该目、科真菌所共有。

图1 紫芝[5]

图2 赤芝[5]

正因此种生长特点，芝草在古代往往被认为是无种植、无根而突生，与常见的绿色植物的生活方式大为不同。古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以为灵芝的突然生发，是它物转化而来，故而产生了关于灵芝大量的“化生”传说。如《山海经》中记载灵芝为瑶姬精魂所化[8]（132）；《新修本草》则认为与芝草相近的雚菌，“出北来，此亦無有，形状似菌。云鸛屎所化生，一名鸛菌”[9]（156）。众多传说大大增加了芝草的神异色彩，而灵芝在道教神仙信仰的发展过程中，又被赋予了“长生久视”的意涵。故而灵芝的出现，往往被视为有德、长寿的征兆，从而受到官方与民间的追捧。

3 唐宋时期真菌的利用情况

随着对真菌的开发和利用，唐宋时人们对其认知愈渐丰富，已经掌握了某些真菌特别是食用菌的培育方法。在唐代已可见构菌、“木耳”等食用菌的栽培记载。《四时纂要·春令卷之二》中就可见“种菌子”的详细描述：

取烂构木及叶，于地埋之。常以泔浇令湿，三两日即生。又法：畦中下烂粪。取构木可长六、七尺，截断磓碎。如种菜法，于畦中匀布，土盖。水浇长令润。如初有小菌子，仰把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三度后出者甚大，即收食之。自构木，食之不损人[10]（88）。

裘维蕃等学者认为，这种“菌子”应是构菌（Col⁃lybia velutipes（Curt.）Quel.）的子实体，别称冬菇、金钱菌，是一种常见的食用菌[11]（94）。此外还有关于种植“木耳”的表述，李时珍《本草纲目》“木耳”条集解引唐代苏敬《新修本草》言，“煮浆粥安诸木上，以草覆之，即生蕈尔”[12]（卷二八，1713）。现存《新修本草》辑复本并不存“木耳”条，但保有对于柠、槐、榆、柳、桑五木耳的记载[9]（156）。可见当时虽然已经掌握了木耳菌基本的种植方法，但由于对菌孢子的认识不足，想要固定培育某一种菌类是十分困难的，往往会产生许多杂菌与之并存。上文培植构菌过程中两次推平小菌子的做法，也是为了保证菌孢子达到足够的纯度。

宋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真菌培育进行了一定改进，并且有了更深入的探索。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载，“（茯苓，笔者注）今出郁州，彼土人乃故斫松作之，形多小，虚赤不佳。自然成者，大如三、四升器，外皮黑细皱，内坚白，形如鸟兽龟鳖者，良[13]（卷三，189）。”茯苓Poria cocos（Schw.）Wolf.，为多孔菌科、卧孔菌属（Poria）茯苓真菌的干燥菌核。因为茯苓的菌丝与松树亲和力强，故野生茯苓常寄生或腐生于松木，特别是树兜位置。人们观察到这一现象后，利用新鲜茯苓菌核作为种源，选用赤松、马尾松等松树借助“肉引栽培法”实现人工栽培茯苓，所谓“乃斫松作之”，正是“肉引”栽培的雏形。这种方法在中古时期流传有序，在北宋时编修的《证类本草》中仍可见对陶氏《本草经集注》的征引[14]（卷一二，189）。而时至南宋，已经出现对于茯苓人工培育的改进方法：

道士郎如山云：“茯苓生于大松之根，尚矣。近世村民乃择其小者，以大松根破而系于其中，而紧束之，使脂液渗入于内，然后择地之沃者，坎而瘗之。三年乃取，则成大苓矣[15]（159）。

选择“大松根”“紧束之”，以“脂液渗入于内”显然是时人对“肉引”栽培的重视，并且越来越关注到对松木段的处理和茯苓质量的关系。由上述可见，唐宋时人们对于菌类的培育和利用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4 宋代可以人工培植灵芝吗？

由上文可知，唐宋时期已经出现了大型真菌的人工培育技术，并且在不断演变改进，但同时尚存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人工栽培的子实体品质较差，常常出现杂菌伴生等弊病。明晰了这一背景，继而应当回答的问题是，宋代是否已经开发出人工栽培灵芝的技术？

魏露苓提出，在唐代人们就已经掌握了部分食用菌的利用与栽培方法，而且“芝田”的记载以及书目中出现的《种芝经》篇名，说明时人已经能够做到自主培育灵芝[16]（93~96）。芦笛则认为，《种芝经》等看似讲解种植芝草的书籍早已亡佚，而在唐代道教典籍中留存的所谓种芝方法和部分芝草描述荒诞不经，至于“芝田”则往往是指代神话中仙人种植芝草的地方或是对于良田的比喻，并无实指。唐代流传下来的对于大型真菌的栽培方法，与灵芝无涉，因此在唐代已有人工培育灵芝技术的说法不能成立[17]（69~73）。笔者支持后一种观点。从现存史料来看，唐宋时期无疑已经发展出了部分大型真菌的培植方法，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实时人已经掌握灵芝栽培的技术，唐代如此，宋代亦然。仅存的一些关于种灵芝的记载，因多来自求仙之人的想象，也不符合其生长原理。比如中晚唐时人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载关于“凤脑芝”的栽培方法。“《仙经》言，‘穿地六尺，以环宝一枚种之，灌以黄水五合，以土坚筑之。三年，生苗如匏，实如桃，五色，名凤脑芝。食其食，唾地为凤，乘昇太极’”[18]（前集卷一九，1368~1369）。上文已经说到，芝草以菌孢子繁殖，不存在类似种子的“环宝”，更不消说“苗如匏，实如桃”等描述完全不符合真菌子实体的特点。再如《道藏》中《种芝草法》对于芝草种植的描述，也与其生物特性不相符，经不起推敲[19]（56~59）。上述种种，难以支持灵芝在这一时期已能够进行人工栽培的判断。

由是而论，我们在唐宋史籍中所看到的灵芝，多自“所居柱上”“延英殿御座”“天安殿柱”“天元殿门”[18]（前集卷一九，1365），[2]（卷三七，1372），[3]（卷六三，1393，1394）等木制品或树上生出，而且外部形态如对其菌盖、菌柄的描述，确为木生真菌或共生真菌的类属。但这些往往是漂浮在空气中的菌孢子，在适宜的温度、湿度条件下的偶然萌出，或者是在栽培其他真菌的过程中伴生的杂菌，因相似的形态而被误认为是灵芝。至于成千上万灵芝的集中出现，在不具备人工培植的条件下，笔者认为采用其他杂菌替代的可能性最高。尤其是经过人为修饰之后，“饰为宝山”“饰以仙人、宝禽、异兽之状”，则在外在形态方面更具有欺骗性。在皇帝十分渴望祥瑞的情形下，这些被刻意“制造”的芝草祥瑞便更容易获得皇帝的青睐。

5 结语

芝草祥瑞历来是官方祥瑞灾异记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芝草的出现被视为君王有德之征而被作为政治合法性宣传的有力依据。然而唐宋时期人们虽然已能较为充分地利用菌蕈，并且已经掌握了大型真菌的人工培育技术，但尚不能人工培育灵芝。故而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史籍中大量出现的芝草符瑞，往往是偶然出现的现象抑或是人为伪造的结果。本文的探讨一方面对于了解唐宋时期以芝草为代表的大型真菌的培育情况有所帮助，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祥瑞灾异理论在政治合法性宣传中的实际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