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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看《最蓝的眼睛》

2022-06-16夏晴

民族文汇 2022年30期

摘 要: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作为一名黑人女性作家,她在描写种族问题以及对女性的压迫时处理极为小心。在《最蓝的眼睛》这部作品里,以黑人小女孩的悲惨命运开始,展现了长期遭受白人和黑人男性双重压迫而处在失语状态下黑人女性的痛苦和挣扎,同时也展示出莫里森对黑人女性生活的关注。本文分析了《最蓝的眼睛》的女性主义的“声音”叙事策略,以及作者运用作者型声音叙事和个体型声音叙事对于实现黑人女性的主体建构和话语权威的意义,从而表达她的黑人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的观点。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叙事声音;《最蓝的眼睛》;黑人女性主体构建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

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苏珊·兰瑟结合了经典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为了该理论的奠基人。1981年兰瑟在其著作《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提出将叙事形式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的想法,1986年兰瑟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发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中提出并系统的阐释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理论。至此,女性主义叙事学在理论上建立。国内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在21世纪以后,主要研究内容为译介著作和理论研究以及理论实践。最具有代表的人物为申丹教授。

女性主义叙事学被认为产生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结合,是形式技巧与意识形态分析的完美融合。女性主义叙事学试图以女性自己的声音重新定位文本的叙事结构、叙事声音和叙事视角,力图改变女性被边缘化、客体化的尴尬境地。女性主义叙事旨在批判和颠覆父权“话语”,这里的“话语”主要指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写作方式、思维体系,是指叙事作品中的技巧层面,是某一时期的女作家和男作家倾向于采用不同的叙述技巧,强调的是叙述技巧本身的修辞效果。在被男性逻各斯中心所左右的传统小说中,主要是以男性视角观察生活,推进故事情节,通过男性行动来刻画人物,描绘重大事件。 “从文学的角度探析“声音”的内涵,叙事学家将叙事文本分为“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前者为“事实”层,后者为“叙述”层。“话语”指故事表达的方式,是叙事技巧,主要研究叙事与故事,叙事与叙述以及故事与叙述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中的“话语”主要指符号系统的语言、思维体系、写作方式、文学象征体系等”(申丹,2004:140)莫里森为了重建黑人女性的主体身份,通过独特的叙事策略,以黑人女性为视角,通过赋予她们“声音”,让其能言说自我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表达其女性意识。

二、黑人女性叙事声音的建构

毫不夸张的说,美国黑人300多年的历史,是一段充满残酷与黑暗的奴役史。黑人在美国白人的种族,文化的压迫下艰难生存,并且这种精神创伤依旧在当代黑人的内心当中。美国著名黑人學者贝尔·胡克斯认为:“黑人男性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性别歧视让他们可以作为妇女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白人妇女可能是性别歧视的牺牲品,但种族歧视可以让她们成为黑人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贝尔·胡克斯,2001:19)如果说黑人面对外部白人的压迫与歧视,那么,黑人内部同样有压迫存在,其表现在黑人女性所遭受的双重压迫。黑人女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是美国“中心”外“边缘”存在的“他者”。黑人女性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不仅要面对种族主义的歧视,还有黑人男子的性别压迫。在性别与歧视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的处境更加艰难。因此,莫里森意识到由黑人女性自己书写黑人女性历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通过写作,替处于“失语”状态下的黑人女性发声。《最蓝的眼睛》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在《最蓝的眼睛》中,女主人公佩克拉就是黑人男性群体愤怒与压抑的发泄对象。在学校里,佩克拉是黑人小孩嘲笑的对象,被他们戏弄为“黑鬼”,在家里,佩克拉的父亲乔立多次毒打女儿和妻子,甚至在酩酊大醉时奸污了自己的女儿,使其怀孕在身,导致了佩克拉的人生悲剧。因此,本文将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从叙事声音这一角度来分析《最蓝的眼睛》,以期发出黑人女性消失已久的“声音”,从而建构黑人女性的主体地位。

1、作者型叙事声音

苏珊·S·兰瑟在其专著《虚构与权威》中指出,“作者型声音”表示为“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苏珊·S·兰瑟,2002:17)其中,“异故事”用通俗传统的解释就是第三人称叙述。在这种叙述模式中,叙述者并不是故事本身的参与者,他与书中的虚构人物分处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他不参与任何情节但是却知道整个故事的发展和走向。“异故事”也就是说不在故事本身当中存在,是故事外的声音。那么,这种叙述声音也就多了作者功能。

在《最蓝的眼睛》中,作者赋予了书中人物克劳迪娅作者型叙述声音,她以回忆的方式叙述这整个故事。当她作为书中人物的时候,她是儿时的克劳迪娅,当她以作者型叙述声音出现的时候,她是成年的克劳迪娅。作者莫里森用克劳迪娅这一人物把小说和读者联系在了一起。 作为一个成年人,当克劳迪娅回过头来看她和的童年佩克拉的时候,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她有了更深的理解。她的这种全知型的叙述也让读者对主人公佩克拉有了更深的同情之心。而作为书中的人物,她是一有着反抗种族歧视意识的小女孩,莫里森选取这样一个人物作为作者型叙述声音更加能够建立她的女性叙事权威,用克劳迪娅代替自己来表达对种族歧视的反抗。通过成年克劳迪娅的作者型叙述声音莫里森讲述了这个悲惨的故事。尽管作为主人公,佩克拉却很少直接出现在读者面前,她的故事都是由克劳迪娅间接来讲述的。她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她想得到蓝色眼睛的渴望,她在学校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被父亲侮辱以及最后精神失常,这些都是黑人小女孩在成长过程可能遇到的悲惨遭遇。莫里森采用克劳迪娅的叙述声音来讲述佩克拉的故事,让读者通过第三人的叙述来了解这个悲伤的故事,这样的叙述会显得更加客观,叙述也更加可靠,莫里森这样一个作者型叙述声音,代替自己为黑人女性发出了声音并且构建了自己的女性叙述权威。

2、 个人型叙述声音

兰瑟用“个人声音”来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者。兰瑟指出,个人声音就是处于虚构故事内的讲述自己经历的或在场故事的人物叙述声音。这个叙事者以第一人称“我” 讲述这个故事,所叙述的对象(读者)是虚构故事内的人物。而女性主义批评侧重于研究“经历自我” ,寻找女性人物的经历,以表现出某种女性意识。在 1970 年以前, 在由黑人作家所创作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个人型叙述声音。莫里森赋予了她笔下人物这种声音,让他们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其实在当时这也是一种挑战。小说通过故事中佩克拉的叙事声音揭示出美国种族歧视对黑人身心造成的伤害。小说的主人公佩克拉是一名黑人女孩,因为生下来肤色黝黑而戴上种族的烙印,并且身上永远都背负着这个“原罪”。而佩克拉认为她痛苦的根源是没有像白人孩子那样有着一双“蓝眼睛”。作为他者,黑人女性在白人的种族压迫和歧视下,试图清除自己身上所体现的黑人特征,渴望得到白人的认同和肯定。于是她每当深夜的时候,佩克拉会偷偷地躲在被窝里向上帝祈祷“上帝啊,让我身体消失吧!”(托尼·莫里森,2013:28)可无论佩克拉多么虔诚的祈祷,她始终没有如愿,还是没有获得像小童星秀兰邓波那样的“蓝眼睛”。对于作者赋予佩克拉的这种私下型的个人声音是和佩克拉的遭遇紧密相连的。因为黝黑的肤色,同学们都称她为“黑鬼”,成为同学们日常发泄和欺压的对象;而在家里,佩克拉的母亲只允许她唤她为“布里德洛夫太太”而不是“妈妈”,她的父亲甚至在醉酒之后奸污了佩克拉,并使她怀孕,导致命运的悲剧。所以,莫里森通过“隐秘型”个人声音去表现出黑人女性所遭受的种族迫害但又无法向人诉说的痛苦。莫里森选取黑人女孩的“眼睛”,去展现黑人女性的遭遇,能够更加直接的反映出作者对种族歧视的批判。

三、“声音”叙事的意义

莫里森通過创作“有声音”的作品来传达黑人女性的独特意识,彰显了黑人女性的独特意识,彰显黑人女性独特的叙事风格。正如其小说里写道:“在这里,人声是唯一的奇迹,唯一的必需。语言终于来到之时,那活力犹如重刑犯在等待了二十年后终获宽恕。突然的,原始的,脱得近乎一丝不挂。”(托尼·莫里森,2016:224)“声音”在莫里森《最蓝的眼睛》中的意义主要表现在构建黑人女性的话语权威这一方面。

苏珊·S·兰瑟认为:“任何以为女性作家都会对权威话语和意识形态持有双重态度,写小说并寻求出版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话语权威的追求,即这是一种为了获得听众,赢得尊敬和赞同,建立影响的祈求”(苏珊·S·兰瑟,2002:6.)写作是女性获得言语权利的方式,争取言说的权利同时也是在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威。从某种程度上,声音是打破语言枷锁的钥匙,而开启这把钥匙的主体便是黑人自己。莫里森曾说过:“我想显示我们语言的美丽:它的韵律,它的比喻,它的诗意。我们民众说着美丽的话,带着圣经弥撒的节奏。但他们被告知说他们不得开口,这就是通常文化被边缘化了的。有些东西要失去,再也回不来了......如果我们女人,如果我们黑人女性,如果我们这些在美国的第三世界妇女不知道这点,谁也不会知道了......得有个人说出来才是。”(尚奇,1993:5)因此,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通过赋予黑人女性叙事的权利,使得女性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识,也就是女性可以自由去应用自己本民族语言而不去套用男性话语或是白人话语。

从基督教《圣经》中“女人是由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生成”到波伏娃《第二性》中关于“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女性不再是男性手中的“玩偶”。在美国社会的文化霸权下,黑人因其肤色长期以来遭到歧视和排斥,最终导致黑人自我否定、自我憎恨。但在《最蓝的眼睛》中也不乏敢于与白人主流文化相抗争,固守黑人文化传统的女性形象。在小说中,收留佩克拉并一直关心她的克劳迪娅一家就是这一代表。克劳迪娅一家虽然也是一个黑人家庭,同样生活在社会底层,遭受着种族歧视,但他们对于生活仍然怀有热情,怀有希望,对于自己的黑人身份引以为荣,母亲迈克蒂亚虽然唠唠叨叨,有时难免因为生活的贫困而有些抱怨。但是她的内心仍充满仁爱,给予可怜的佩克拉家庭些许温暖。同为黑人女性,她选择了与波琳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固守着黑人的审美标准,不去迎合白人的文化传统。克劳迪娅同样对于自己的黑人身份采取了积极地态度。“我只有一个愿望:把娃娃拆了,看它到底使用什么材料做成,发现她的可爱之处、美丽之处,发现我不钟爱娃娃的原因。显然,我是唯一不喜欢娃娃的人。大人们、大女孩们,商店、杂志、报纸、橱窗---全世界都一致认为所有的女孩都喜欢蓝眼珠、黄头发、粉皮肤的布娃娃”,而克劳迪娅对此却不屑一顾,甚至有点厌恶。在别人眼中漂亮的洋娃娃最终却在他手中落得个四分五裂的下场。克劳迪娅并不认同白人的审美观,希望通过拆毁洋娃娃表明自身的黑人身份,对黑人文化的热爱和追求。

从不同类型的黑人女性主体叙述声音中,作者从多角度阐释黑人女性主体身份,表达自己对黑人女性的独特见解。对黑人女性“主体”身份既是解构男性叙事文本对女性身份的预设,突破传统“主体”身份的固定、封闭、单一化特点。同时又是对白人女性文本对黑人女性身份同构性的否定,凸显黑人女性身份的异质性。

四、结论

托妮·莫里森通过采取作者型叙述声音以及个人型叙述声音相互交融的叙事模式,在《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中成功建立了自己作为女性作家的叙述权威,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叙述声音,为黑人女性发声,建构了黑人女性的主体以及黑人女性的话语权威。总之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是黑人历史与社会语境结合的产物,具有浓厚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莫里森也在《最蓝的眼睛》中呼吁黑人社区和家庭保持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并鼓励黑人妇女享受自己的美貌,在多重压迫面前维护自己的身份和尊严。

参考文献

[1]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晓征、平林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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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尚奇.采访托尼·莫里森[J].外国文学动态,1993(07).

[4]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J].北京大学学报,2004(01).

[5]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托尼·莫里森. 最蓝的眼睛[M].杨向荣译. 南海出版公司,2013.

[7]托尼·莫里森.爱 [M].顾悦译.南海出版公司,2016.

作者简介: 姓名:夏晴(1997.09),女,汉族,河南省永城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