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秀丽，冯鸽，王亚光

（开封市人民医院a.介入科；b.神经内科，河南 开封 475000）

数据显示，缺血性卒中约占87%，而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AIS）1 a内病死率高达10%，致残率高达20% ～25%［1］。对于AIS的救治，临床主要分为院前、急诊、住院治疗3个阶段，而介入治疗为常用的治疗方式，效果已得到认可。但相关数据显示，脑卒中复发率高达25% ～30%，其中约有40%的患者于5 a内复发，患者出院后30 d为高复发、病死阶段，且有20%的患者再住院是由复发引起，严重威胁生命安全。多项研究发现，不良生活方式为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而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减少脑卒中发生、复发具有重要作用［2－3］。回顾既往研究，学者对AIS患者的探讨多集中于治疗、院内护理干预等方面，而对其院外健康促进行为的分析较少，且对影响AIS患者院外健康促进行为的研究更是鲜有。基于此，本研究选取153例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通过调查了解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现状，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以指导临床工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开封市人民医院收治的153例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女71例，男82例，年龄48～79岁，平均（63.18±6.49）岁，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34例、中学80例、大专及以上39例，其中有配偶123例，无配偶30例。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1）符合AIS相关诊断标准［4］，并经临床头颅MRI、CT等影像学检查确诊；（2）接受介入治疗；（3）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同意书；（4）理解能力正常；（5）视听、沟通能力正常。

1.2.2 排除标准 （1）认知功能障碍；（2）伴有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疾病；（3）恶性肿瘤疾病；（4）临床资料不全。

1.3 方法及工具

1.3.1 调查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由医院根据疾病特征自制，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发病部位、合并基础疾病情况（高血压、糖尿病）、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居住类型、婚姻状态、家庭收入、术后1 d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分等。（2）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health promoting lifestyle profile，HPLP）。HPLP－Ⅱ为该量表的修订版，内容包括体育运动、健康责任、压力管理、营养、人际关系、精神成长6个因素，共52个条目，总分52～208分，其中优秀为172～208分，良好为132～171分，一般为92～131分，差为52～91分［5］。（3）疾病不确定感。采用中文版疾病不确定感量表（Mishel’s uncertainty in illness scale，MUIS）评估［6］，量表共包括不明确性、复杂性2个因素28个条目，每个条目用1～5级评分，总分28～140分，Cronbach’sα为0.837，重测效度为0.859，以总体不确定感平均得分（总得分／条目数）划分等级，得分≤2.33分为低程度，得分＞2.33分为中高程度。（4）社会支持。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评估，内容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共10个条目，总分12～66分，量表Cronbach’sα为0.912，重测效度为0.935，总分≥20分为正常，一般社会支持度为20～30分，社会支持度满意为＞30分［7］。（5）自我效能。采用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评估，量表共10项内容，每项1～4分，总分10～40分，分值越低表示自我效能感越差［8］。

1.3.2 调查方法 于患者出院后3个月，由专业的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首先向患者进行自我介绍，然后讲述此次研究的目的、保密工作、调查的方法等，取得同意后指导其填写。所有问卷均由调查员收回后当场检查完整性，结束后进行审核，剔除无效问卷，本次问卷回收有效率为100.00%。

1.4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行t检验，多组间比较以单因素方差进行分析，两两比较以LSD－t检验，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系数分析变量间关系，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HPLP－Ⅱ评分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HPLP－Ⅱ评分总分为（127.43±10.25）分，其中，人际间关系（24.67±5.28）分、自我实现（22.19±4.83）分、压力应对（18.02±4.71）分、营养（23.64±5.22）分、健康责任（21.07±6.11）分、运动和锻炼（17.84±4.58）分。

2.2 不同临床资料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HPLP－Ⅱ评分不同疾病不确定感水平、社会支持水平、自我效能水平、居住类型、家庭月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的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间HPLP－Ⅱ评分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不同性别、年龄、发病部位、居住地、婚姻状态、术后1 d NIHSS评分，以及是否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拥有医保的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HPLP－Ⅱ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HPLP－Ⅱ评分的影响因素将表1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将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HPLP－Ⅱ评分作为因变量，赋值结果见表2，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结果发现，疾病不确定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居住类型、家庭月收入均为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HPLP－Ⅱ评分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3。

表1 不同临床资料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HPLP－Ⅱ评分（±s）

表1 不同临床资料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HPLP－Ⅱ评分（±s）

资料 例数 HPLP－Ⅱ评分t／F P性别男82 126.42±8.35女71 128.60±10.14 1.458 0.147年龄／岁＜60 46 129.48±9.55≥60 107 126.55±8.41 1.896 0.060发病部位基底节 72 126.04±10.26枕叶 48 128.33±9.58脑干 33 129.15±13.14 1.194 0.306合并高血压是61 125.67±10.34否92 128.60±12.19 1.544 0.125合并糖尿病是50 126.81±9.47否103 127.73±10.12 0.538 0.591疾病不确定感低67 134.59±10.73中高 86 121.85±9.26 7.874 ＜0.001社会支持一般 67 124.08±9.27满意 86 130.04±10.65 3.632 ＜0.001自我效能低49 123.87±10.15中高 104 129.11±12.36 2.584 0.011居住地城镇 84 126.44±10.37农村 69 128.64±11.05 1.268 0.207居住类型独居 27 118.67±8.53非独居 126 129.31±11.44 4.564 ＜0.001医保是134 127.81±10.25否19 124.75±9.36 1.230 0.221家庭月收入／元＜1 000 26 118.34±8.61 1 000～3 000 66 122.05±9.13 3 001～5 000 34 126.09±10.44＞5 000 27 151.02±12.30 64.240 ＜0.001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34 114.09±7.82中学 80 120.63±10.15大专及以上 39 153.01±12.47 164.645 ＜0.001婚姻状态有配偶 123 127.48±10.22无配偶 30 127.23±8.06 0.125 0.901术后1 d NIHSS评分／分≤4 102 126.89±10.17＞4 51 128.51±12.68 0.854 0.395

表2 赋值

表3 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HPLP－Ⅱ评分的影响因素

3 讨论

健康促进行为是指个体为改善自身健康状况而采取的积极、多维度、持久性的行为，对不良生活方式的改变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成年人多种慢性病相关生活方式均健康的比例极低，且健康生活方式水平存在人群差异［9］。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为院外恢复阶段，且恢复效果与健康促进行为具有紧密关系。本研究显示，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HPLP－Ⅱ评分总分为（127.43±10.25）分，处于一般水平，其中，人际间关系（24.67±5.28）分、自我实现（22.19±4.83）分、压力应对（18.02±4.71）分、营养（23.64±5.22）分、健康责任（21.07±6.11）分、运动和锻炼（17.84±4.58）分。本研究结果与武洋等［10］研究结果［（126.56±30.87）分］、费囡［11］研究结果［（125.93±35.82）分］较为一致，表明临床需加强对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院外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关注。

本研究中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疾病不确定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居住类型、家庭月收入均为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HPLP－Ⅱ评分的影响因素。疾病不确定感水平较高时，患者往往会采取多种错误的处理方式、应对措施，导致健康促进行为水平降低。自我效能水平高的患者，对自我控制、疾病抵御能力较高，从而可积极参与到日常健康行为养成中，反之，低水平自我效能者，其对康复信心不足，易在院外康复过程中产生怀疑、低落、恐惧等情绪，降低健康促进行为［12］。相关研究发现，通过改善社会支持等方式能提高社区老年人健康促进行为及健康水平［13］。无社会支持或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在院外日常生活过程中缺乏各方支持、督促，导致自我健康意识、行为不足，从而易影响自我健康管理行为，降低健康生活水平。可见，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对患者院外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具有重要影响。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为社会的基础组成单位，任何成员发生变化均可影响其他成员。而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与配偶、大家庭同居，能获得更多的家庭支持，从而通过良好的家庭功能来改变不良生活方式，监督患者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家庭月收入水平低者，收入多用于个人及家庭日常生活开销方面，而高收入水平者经济压力较小，能获得更好的医疗资源，积极参与到院外康复治疗中。且经济条件良好者具有较高的卫生服务需求、实现能力，从而可提高采取健康行为的积极性［14］。

对此，本研究认为，临床应积极针对上述因素进行健康教育、心理干预等，具体如下。其一，可告知、指导家属及社会人员正确的支持方式。对家属、住院期间来探访的亲属进行指导，告知给予患者健康生活督促、积极支持的重要性，并告知其如何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从而提高患者健康生活水平；另外，还可对孤寡、独居的患者给予关爱，通过院内健康教育、院外督促、指导等加强其健康管理，并帮助其提高社会关注度，进而促使其增强自我健康管理信念，改变健康管理行为。其二，加强对患者院外关注，耐心给予指导，密切督促，尤其是理解、沟通能力较差者，可通过多次教育、简单易懂的语言进行讲解、引导，还可借助家属力量给予鼓励、支持，从而改善其健康生活方式。其三，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患者提供社会救助支持，积极了解患者院外居家环境，对于家庭困难、经济收入水平较差者，主动帮助其申请医疗救助，减少经济负担对其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最后，积极、正确的疾病认知对改变生活方式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临床应帮助患者了解疾病，正确认识疾病，从而减少疾病不确定感对其生活方式的影响。

综上，影响AIS介入治疗出院患者院外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水平的因素较多，包括疾病不确定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居住类型、家庭月收入等，临床在护理干预过程中需针对个体问题进行干预，以提高患者健康生活水平，减少再入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