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泽雪，杨锐

（信阳市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河南 信阳 464000）

内镜黏膜切除术是治疗早期食管癌的重要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其生活质量［1］。但由于部分患者担心疾病复发，加之手术具有一定创伤性，患者术后常出现焦虑、沮丧等不良情绪，导致患者心理压力加剧。述情障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心理健康状况，述情障碍程度较高的患者往往不能充分表达内心情感，对情绪变化的领悟能力较差；而述情障碍程度较低的患者能够主动抒发心理情绪，缓解心理压力，从而及时调整治疗心态，减轻癌症对心理、生活质量和疾病康复的影响［2］。因此，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早期食管癌患者述情障碍程度至关重要。家庭是个人情感寄托的重要单位，家人的支持和关心可影响个人的心理和行为［3］。研究表明，家庭功能良好的患者能够获得更多的来自配偶或子女的关心，并可通过与家人之间的交流释放内心负面情绪，从而减轻心理压力，降低述情障碍程度［4］。由此，推测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述情障碍可能与家庭关怀度存在一定的关系。鉴于此，本研究旨在分析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述情障碍与家庭关怀度的关系。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研究经信阳市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选取2018年10月至2020年10月在医院接受内镜黏膜切除术治疗的83例早期食管癌患者，患者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83例早期食管癌患者中男51例，女32例；年龄42～76岁，平均（58.64±2.37）岁；鳞状细胞癌46例，腺癌37例；肿瘤分期［5］Ⅰ期44例，Ⅱ期39例。

1.2 入选标准（1）纳入标准：①食管癌符合第8版《内科学》［6］中诊断标准，且经相关检查确诊；②患者知晓自身病情；③认知功能良好，可独立完成问卷填写；④具备内镜黏膜切除术适应证。（2）排除标准：①合并躯体残疾；②合并焦虑症、抑郁症等心理疾病；③合并脑出血、心肌梗死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④合并其他部位恶性肿瘤；⑤近1 a内遭受重大自然灾害、亲人离世等其他重大事件；⑥存在内镜黏膜切除术禁忌证。

1.3 方法

1.3.1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接受内镜黏膜切除术治疗，首先在内镜引导下用12 g·L－1碘液对食管黏膜进行染色，明确病变范围，病变边缘3 mm处采用高敏电凝标记；接着用注射针在病变黏膜下注射肾上腺素盐水，待病变部位隆起方可进行治疗，将透明帽与圈套丝安置于内镜前端，用负压抽吸将病变组织吸入透明帽内，然后收紧圈套丝，用高频电套圈切除病变部位，直至标记范围内病灶被完全切除，最后再行染色观察有无病变残留，如有残留，则进行补充治疗。术后指导患者常规禁食，并给予患者抗炎、保护胃黏膜等对症治疗。

1.3.2 述情障碍评估方法 术后随访1个月，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20，TAS－20）［7］评估患者的述情障碍程度，该量表从情感识别障碍（7条项目）、情感描述障碍（5条项目）、外向性思维（8条项目）3个维度评估，共计20条项目，每项1～5分，总分为20～100分，评分越高代表患者述情障碍程度越重。该量表克伦巴赫系数为0.830，重测效度为0.870。

1.3.3 家庭关怀度评估方法 术后随访1个月，采用家庭关怀指数（family APGAR index，APGAR）［8］评估患者的家庭关怀程度，该量表包含5项条目，每项0～2分，总分为0～10分，评分越低，患者家庭关怀状况越差。该量表克伦巴赫系数为0.800，重测效度为0.868。

1.3.4 基线资料收集方法与质量控制 询问并记录所有患者基线资料，设计基线资料填写表，包括性别（男，女）、年龄（≥60岁，＜60岁）、婚姻状况（有配偶，无配偶）、工作状态（工作，不工作）、医疗费用支付方式（自费，医疗保险）、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中专及以上）、居住地（城镇，农村）。质量控制：所有调查表均由调查人员当场发放并回收，回收后检查调查表完整性，同时对调查表进行审核并当场纠正，本次分别发放TAS－20、APGAR量表各83份，均有效回收，有效回收率为100.00%。

1.3.5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25.0处理数据。全部计量资料均经Shapiro－Wilk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表示；采用一般线性双变量Pearson直线相关、简单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述情障碍与家庭关怀度的相关性。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述情障碍水平状况经评估，83例早期食管癌内镜术后患者术后随访1个月时TAS－20得分为（58.67±2.54）分。

2.2 不同资料特征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TAS－20评分比较不同资料特征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TAS－20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不同资料特征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TAS－20评分比较（±s，分）

表1 不同资料特征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TAS－20评分比较（±s，分）

注：TAS－20为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

基线资料 例数 TAS－20评分t P性别男51 58.25±2.52女32 59.34±2.55 1.909 0.060年龄／岁≥60 35 58.86±2.56＜60 48 58.53±2.52 0.585 0.560婚姻状况有配偶 62 58.47±2.52无配偶 21 59.27±2.54 1.255 0.213工作状态工作 46 58.55±2.53不工作 37 58.82±2.55 0.482 0.631医疗费用支付方式自费 28 58.96±2.53医疗保险 55 58.52±2.56 0.743 0.460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 39 58.30±2.54中专及以上 44 59.00±2.51 1.261 0.211居住地城镇 52 59.07±2.52农村 31 58.00±2.55 1.863 0.066

2.3 家庭关怀度水平状况术后随访1个月，83例早期食管癌内镜术后患者APGAR得分为（5.45±0.37）分。

2.4 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述情障碍与家庭关怀度的关系分析经一般线性双变量Pearson直线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述情障碍（TAS－20评分）与家庭关怀度（APGAR评分）呈负相关（r＝－0.966，P＜0.001）。

2.5 早期食管癌在内镜术后述情障碍与家庭关怀度的线性回归分析将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述情障碍（TAS－20评分）作为因变量（连续变量），将家庭关怀度（APGAR评分）作为自变量（连续变量），经简单线性回归分析得到方程：Y＝95.242－6.704X，其中回归模型F值为1 143.766，R2为0.934，调整后R2为0.933。结果显示，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述情障碍与家庭关怀度有关（P＜0.05）。见表2。

表2 早期食管癌在内镜术后述情障碍与家庭关怀度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3 讨论

早期食管癌患者在吞咽食物时常伴有咽下食物硬噎感、胸骨后烧灼样疼痛等症状，而通过内镜黏膜切除术治疗，患者上述症状可得到显著改善［9］。但内镜黏膜切除术可诱发穿孔、出血等多种并发症，对患者术后恢复造成不利影响，加之患者术后仍需接受系统治疗，容易使患者产生消极心理情绪，从而加剧心理压力，造成述情障碍水平过高［10］。本研究结果显示，83例早期食管癌内镜术后患者TAS－20得分为（58.67±2.54）分，表明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述情障碍水平较高。因此，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述情障碍程度十分必要。

研究表明，家庭关怀度是评价患者家庭功能的重要指标，可直接反映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家庭关怀度水平较高的患者能够正视疾病带来的影响，降低内心对应激事件的敏感性［11－12］。因此，分析早期食管癌内镜术后患者述情障碍与家庭关怀度的相关性，可能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经Pearson直线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TAS－20评分与家庭关怀度APGAR总分呈负相关，且经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述情障碍与家庭关怀度有关。分析原因在于，家庭不仅能为患者提供物质上的保证，还可提供心理与情感上的支持，家庭成员间的相互鼓励可共同抵挡应激事件对生活的影响，降低患者对应激事件的敏感性，从而缓解心理压力，降低述情障碍程度，改善预后［13］。研究表明，家庭关怀度水平较高的患者在面对应激事件时，能够产生相应的压力应对机制，主动寻求配偶或子女的帮助，并能通过与家人之间的相互交流抒发内心感受，阻止不良情绪持续发展，降低述情障碍程度［14］。而家庭关怀度水平较低的患者由于缺乏来自配偶、子女的关心与支持，内心孤独感较强，不擅于表达内心想法，从而出现情感表达障碍［15］。同时，家庭成员的支持和照顾对患者术后康复具有积极作用，缺乏家庭照顾与支持的患者往往表现为人际关系淡漠、古板、保守或僵化，且受疾病影响，患者与家庭之间的交流逐渐减少，社会交往受到限制，当患者术后重新回归家庭和社会后，患者无法用准确的言语恰当表达内心感受，不善于辨别内心情绪状态和躯体感受，从而导致患者述情障碍水平过高［16－17］。对此建议，护理人员应指导患者遇到问题时主动寻求家庭成员的帮助，向家人倾诉自我感受，通过与家人之间的交流缓解心理压力；护理人员还应充分调动家庭成员积极性，提醒家属应多关心、陪伴与照顾患者，对患者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关怀，当患者存在沮丧、焦虑等情绪时，家属应及时给予关心和疏导，从而提高家庭关怀水平，降低患者述情障碍程度，改善预后。

综上所述，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术后述情障碍与家庭关怀度有关，良好的家庭关怀度能够降低患者述情障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