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主体多元化与网络流行语的话语权力实践

2022-06-14魏明

江汉论坛 2022年6期

摘要：语言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网络流行语是当下传播主体多元化发展的产物，它突破了交际工具的范畴，走向了文化资本的内涵之中。而传播主体多元化改变了生产力要素的占有格局，更进一步地带来了网络空间中权力格局的转变。网络流行语早已超脱单纯的网络交际语言的范畴，也挣脱了网络亚文化的身份枷锁，不再是草根网民的专属物，而成为各网民群体之间话语权力实践的工具。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存在致使公共事件频发，草根话语对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产生冲击，但并非一直以一种抵抗和对立的冲突姿态存在，而具有娱乐消遣的历时性转变，草根话语的权力实践从极端走向多元。面对草根话语在意见市场中“一家独大”的格局，主流话语“下场”参与，通过对网络流行语的借用和主動性生产，实现对草根话语的积极调适，引导网民情绪和社会心态走向积极的正面。

关键词：传播主体多元化;网络流行语;权力格局;权力实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传播主体多元化的群体传播对网络行为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研究”（20&ZD315）;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群体传播时代名声传播的内涵、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CUC200D025）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6-0129-07

网络语言不同于传统社会中较为规范的书面语言，伴随网民群体规模的急速扩大而发展成为当下独树一帜的网络文化形式，网络流行语是其典型代表。网络流行语不仅是社会现实与民众认知结构的反映，更是传播主体多元化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各网民群体之间话语权力实践的对象化产物。

一、传播主体多元化是网络流行语勃兴的深层逻辑

（一）语言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

语言的起源一直是语言学领域备受争议的话题，甚至在1972年第一届“语言起源与发展会议”召开之前，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仍然是该领域研究的禁区。在西方研究传统中，柏拉图在其“理念世界”① 的思想之上，将语言的起源归结为“天启”，这种客观唯心立场的语言神授论观点也见诸《圣经》之中，为语言的起源问题蒙上了神秘论的色彩，18世纪的苏斯米希便是神授论的拥趸。随着神授思想的式微，思想家们将目光转移到对自然的审视之上，“语言的产生不是由人创造出来教给众人的，而是‘自然’促使人们发出各种舌头的声音”②。亚里士多德更是从艺术的角度凸显了“模仿自然”的观点，诞生于雅典的斯多葛学派也强调了语言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声音的模仿，但斯多葛学派似乎也凸显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

自文艺复兴始，“人学”兴起。孔狄亚克从人的经验感觉出发，强调语言来源于人自身，而社会和自然仅仅是语言产生的诱发条件;卢梭将人划分为自然的和社会的，自然的人之所以会向社会的人转变，便是由于交往的需要，即情感，语言由此产生;赫尔德批评了孔狄亚克关于经验感觉的说法，质疑其为何同样具有感觉的动物无法发展出语言，并构建了以“理性”为基石的思想大厦，“语言是从理性最初的行动中极其自然地生成的。”③

但实际上，无论是孔狄亚克、卢梭，还是赫尔德，抑或追溯至斯多葛学派，即使他们的思想有众多的分歧，但都因“人”这一语言中的主体而殊途同归。语言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西方思想发展史就是主体的“人”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民主城邦制、人文主义、天赋人权，更毋论非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对主体意识的极端化表现，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④

语言学中关于语言起源的探讨为我们思考网络流行语提供了一种主体意识的视角。网络流行语发端于互联网空间，从最初的语言游戏不断“出圈”，发展成为如今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文化形态与话语方式，得益于群体传播时代传播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二）网络流行语是传播主体多元化的产物

对于网络流行语，国内学者的普遍认识是“在网络传媒的推动下盛行的词、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式”⑤。这一认识将网络流行语和网络传媒进行了捆绑，赋予了网络流行语生产和传播的技术先在性，有学者评价“网络流行语变迁背后的根本推动力始终都是网络技术平台的发展”⑥。但回望网络流行语的发展历程，最开始基于降低网络平台沟通成本、简化交流方式的目的而衍生出来如“CU（SeeYou）”“7456（气死我了）”“gg（哥哥）”等形态主要承担了交际语言的职责，但随着“APEC蓝”“我爸是李刚”“叫兽”“表叔”等网络流行语的飞速发展，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网络流行语已突破了互联网空间中交际语言的边界，延伸至公共事件、公权力、公共舆论、社会情绪、社会心态的视野之中，而赋予了其深刻的社会性内涵。“离开社会，流行语就失去了土壤”⑦。此时，单纯从技术的角度去考察网络流行语生产的底层逻辑，未免会将“社会”拖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沼之中。正如在上文中所探讨的，语言的问题本质，是人的问题，人是语言的主体。网络流行语之所以能够从最初网络平台上小众的交际语言发展至如今具有了民意、舆论、权力等内涵，其根本原因在于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形态。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最新报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手机网民规模达10.29亿，移动互联网用户占比99.7%。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从专业化的大众媒介垄断信息生产和社会化传播的时代，迈向了传播主体多元化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人人生产信息，传播无处不在”⑧ 成为这个时代的显相。而传播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并不仅仅是媒介技术造就的结果。诚然，媒介技术能够为民众提供参与信息生产的渠道和工具，也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媒介化的程度，使得民众参与信息生产的常态化和社会化具有了网络空间场域，打破了物理空间所带来的身体区隔。但不容忽视的是，如今网络流行语被作为舆论工具、话语工具，其力量的来源在于信息生产的行为主体（或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主体）自身的主体性，“产能过剩带来的消费者主体性的凸显是群体传播得以彰显的时代语境”⑨。伴随着科技革命和工业化的发展，物质生产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的开篇便指出了“物的丰盛”，这一变化直接使得古典经济学中“生产刺激消费”的模式被“消费拉动生产”所取代，具有消费者身份的民众一跃而起成为社会结构的中坚力量，成为各大资本争相取悦的对象。而物质生产领域的产能过剩直接导致了消费的“脱物化”现象产生，消费领域逐渐向精神层面转移，尤其是信息消费，长此以往也带来了信息生产领域的产能过剩。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经济大行其道，民众在信息生产领域的主体性被再一次唤醒。

正因如此，我们无法只从技术层面来考察网络流行语的生产、变迁，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是主体性和技术性互构的产物。有学者认为网络流行语是伴随着现实和社会新闻事件的发生而在网络几近同步产生的⑩，并区分了网络流行语和网络通用语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具有极强的社会事件关联性。{11} 但无论是将网络流行语的生产和传播纳入到技术还是社会事件的视野之中，都无法规避掉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其中的作用。更进一步来看，传播主体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带来了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剥离与再融合。一方面网络社会不再是现实社会的简单延伸，而是立足于现实社会并重新构建现实社会的一种新型社会存在形式;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两种社会存在中的随意切换，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两种社会存在形式之间呈现出了再融合的特质，共构了两面一体的社会。

总的来说，网络流行语从最初的交际语言发展至今而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是由于作为传播主体的民众在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中游离的结果，而这两种社会存在形式之间之所以出现剥离和再融合，也有赖于传播主体的多元化。简而言之，网络流行语本质上是传播主体多元化的产物。

二、网络社会话语权力格局的变革

传播主体多元化是一种杂糅状态。传统的主流媒体因资金、技术、人才、体制等优势继续保持着强大的传播力（即使诸多传统媒体在这场融合大潮中被迫退场），各类商业组织机构也一改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依赖而掌握主动权，成为互联网空间内容生产与传播的“积极分子”，而普通网民则在技术赋权的语境中，具有了内容生产和社会化传播的可能性，在“众声喧哗”中体现自身话语权，“聚集”“围观”让普通网民成为网络社会这一新型社会存在形式中最不容忽视的权力主体，传播主体多元化直接表现为网络社会中权力格局的重构。

（一）资源占有不均是话语权力产生的社会根源

“权力”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西方思想界，几乎全部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都对权力问题进行过探讨，如卢克斯在《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一书中将达尔、波尔斯比等学者关于权力的观点概括为一维权力观，而将巴卡拉克、巴拉兹等人的观点概括为二维权力观，将其自身的研究路径总结为三维权力观。{12} 吉登斯将马克思、韦伯归到主体主义权力观的范畴之中，而将涂尔干、阿尔都塞、福柯等划归到客体主义权力观的范畴之中，并构建了以转换能力和支配能力为核心的权力二重性理论。{13} 还有学者将近代以来的权力研究划分为三大流派，即马克思的结构主义权力论、韦伯的建构主义权力论、经典的精英主义权力论{14}，精英观则主要以米尔斯、弗洛伊德·亨特为代表。学者们各自不同的出发点造就了不同的理论取向，将权力视为支配他者的能力力量说、将权力视为实现主体意志愿望的可支配的资源说、将权力看作社会关系的关系說，以及将权力引入媒介场域的传播权力说等，共同搭建了权力同质异构的理论大厦，为这些理论思想寻找到一个普适的概念化的标准尤为不易。但如若我们从组成权力的结构性要素进行考察的话，我们似乎可以寻找到不同理论取向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权力的内部结构中存在主客体的对立;主客体之间发生着具有方向性的能量流动;能量流动引发行为，即权力运行的直接结果。

然而在福柯看来，对权力进行主客体的区分则是物化权力的一种做法，他反对权力研究中的一种“零和”视角，“权力是关系性的，它在无数的点上被应用，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15}。福柯认为这些在无数的点上被应用的权力构成了一张关系网络，权力便在网络中流动，每个人既可能是权力的发出者，也可能是受力者，因此权力是一种弥散的、无中心的、不存在权力主客体的存在，这和福柯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先驱解构主体与中心的思想是相互连通的。但即使是这样，福柯也承认了权力场域中节点的存在，笔者认为福柯笔下的无主体是一种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平面化网状权力结构观，是相对于精英主义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权力观而言的，并未从根本上否认主体的存在。那么，权力主体的权力从何而来？

在霍曼斯看来，人们的社会行为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一种交换行为，这种社会交换行为要基于付出与回报对等的原则而展开，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由于个体占有资源的差异性导致付出和回报之间的不平衡性成为可能，而为了维持利益最大化，占有资源较少的一方便要以服从为代价从而维持天平的平衡，权力由此产生。“权力取决于提供社会资源的能力。”{16} 马克思也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围绕着物质资源的争夺而展开的，支配的权力存在于对资源的占有之中，但马克思过度强调了物质资源的重要性。

吉登斯将资源类型分成两种：“配置性资源是指各种物质实体性资源，权威性资源则是行动者所拥有的权威和各种社会资本等等。”{17} 吉登斯在其社会结构二重性的理念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资源为中介的权力二重性理论架构，“资源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是社会再生产通过具体行为得以实现的常规要素”{18}。在吉登斯看来，行动者的行动是基于某种特定目标的实现而进行的，任何具有行动能力的行动者都能够获得一定的资源来服务于自己，这是由人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所决定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不同行动者之间获得资源的能力具有差异性，由此产生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性导致了权力支配性的一面，即支配能力。行动者的社会行动并非孤立的，而是在社会结构中进行的，必然与社会结构中的其他要素发生关系，其目的在于实现自身的特定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便对他者产生支配效应，“支配能力的大小取决于能够动员资源的多寡。”{19} 转换能力和支配能力并不是相互独立、相互割裂的，它们是权力的两个面向，转换能力是权力的潜在能力，支配能力是权力的显性力量。可以说，针对权力从何而来这一问题，资源占有是前提，资源占有的不平衡性是根源，这里的资源指的是生产力要素。

（二）信息资源占有的平民化重构网络社会话语权力格局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因此生产力系统也是社会发展、前进和迭代的动力系统，“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是构成生产力的三个物质实体要素，科学技术、管理、人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等可以叫做生产力的非实体构成。”{20}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的“技术社会形态”便是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21} 为指标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

“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型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关键性因素，是因为理性化（效率）原则的应用，少做多得的状况成为可能。”{22} 在农业社会，农业种植是人们用以维系生计的核心方式，土地成为农业社会时期的主导型生产力要素，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掌握土地资源的权力主体。随着农业生产中“理性化”原则的运用，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这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人力基础。尤其随着蒸汽与电在工业生产中的纵深发展，社会进入到了以机器驱动生产的工业社会时期，能源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导型生产力要素，由此产生了掌握能源的新型权力主体，他们把控着社会的生产。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形态的更迭不是断裂的，而是延续与变革同在。上一时期的权力主体经过长期的积累，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劳动力等，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具有主动权和优先优势，同时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社会结构在主导型生产力要素的变革中被重塑，权力格局的变革也相伴而行。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生产效率飞升、物质生产产能过剩、社会财富总量增多，民众从工业生产中被进一步解放出来，闲暇时间和收入随即增长，卖方市场逐渐走向买方市场，鲍德里亚笔下的消费社会悄然而至，“生产刺激消费”让位于“消费带动生产”。在“物品的丰盛”情况之下，人们的精神消费需求被凸显，在“顾客至上”观念的催动下带来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这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而展开，面临衰退资本主义企业必须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利用信息网络开展活动，从工厂内活动（工作的新方式），到世界范围内进行销售，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迅猛扩张。”{23} 信息传播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赫伯特·席勒等人在信息与全球新秩序等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深度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它创造了一种新型社会存在形式，即网络社会，一方面具有网络社会化的内涵，另一方面指涉了社会的网络化。互联网“变革着我们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变革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塑造和再结构着我们的社会。”{24} 至此，真正意义上的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已然成型。

在信息社会中信息这一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无需赘述，从土地资源到能源资源，再到信息资源，社会主导型生产力要素的转变重塑了社会的權力格局。“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基本上是围绕着文化代码和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进行的。”{25} 从本质上来看，权力关系便是一种生产关系。正如在上文中所讨论的，传播主体多元化带来了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信息的生产和社会化传播不再由大众媒介组织所垄断，民众在信息资源的掌握过程中获得主动权，参与到了当下社会的权力体系之中，社会权力格局被重塑，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形式主要呈现为话语权力。但要注意的是，我们无法忽视民众在掌握信息资源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技术等壁垒，更需看到的是民众权力的聚集性特征。

三、作为话语工具的网络流行语与话语权力博弈

在福柯的分析视野中，话语包含三层内涵：其一，将话语视为关于世界的所有陈述，即人们表达出来的有意义的内容，这是一种广义上的认知;其二，“话语是某一群体的陈述，即言语的某一群体特征，如女性话语、帝国主义话语”{26};其三，话语指代的是在社会中言语行为和语言使用所要遵循的一种规则，这种规则为其划定了“合理化”的范围，强调了规则对于话语的制约性。正如福柯所言，“话语的生产总是根据一定的程序，受到暗中的系统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27} 同时，对于个体而言，话语先于个体而存在，人必须借助话语与他人进行交往，人们必须在话语提供的意义框架内进行互动，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更是将话语和知识、真理联系起来，认为话语建构了人脑中的现实图景，从而在认同之中产生一种权力关系：我们自以为生产了话语，但实际上我们却被话语牢牢掌控着。因此，话语的工具属性被凸显，它成为了权力的“代言人”，话语所具有的权力表现为一种观念的权力，“一种通过言说塑造既定事实的权力，一种使人承认并相信的权力，一种强化或改变社会认同的权力”{28}。基于此，网络流行语已跳出作为网络交际工具的范畴，并且超越了作为小众的网络亚文化的身份框架，具有了作为话语工具的权力属性。正如福柯所言，权力并不被某一主体所掌握，网络流行语不再是“亚性”网民的专属物，网络流行语的生产直接反映出网络社会中的权力互动。

（一）从冲突对立到娱乐消遣：草根话语的权力实践

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但是，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疯狂挤压了社会结构领域变革的时间和空间，致使许多隐藏在社会结构之中相对立的范畴被凸显出来，如性别、城乡、贫富，以及阶层差异、腐败问题、环境问题、就业问题等，形成了当下社会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由于政策、制度和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安排而产生相对剥离感，从而引发不良的社会心态和冲突行为，成为诸多社会矛盾和现实冲突的诱发来源。”{29} 如2020年5月美国“弗洛伊德事件”之后所爆发的游行便是一次典型的种族的结构性矛盾被激化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随着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深度嵌入，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因互联网的开放性、链接性，以及节点化和交互性等特征而进一步被凸显和放大，矛盾引发冲突、对立，正如卡斯特所言，完整的权力体系包括两部分：权力的行使与反抗，他将这种反抗称之为“反权力”。这种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存在使得网民群体主动生产的网络流行语充斥着矛盾与冲突对立。

尤其是当传播主体多元化的互联网群体传播瓦解了大众传播时代精英阶层垄断知识和信息生产的格局时，网民们“以主动的行动者，而非屈从式主体的方式”{30} 参与到文化生产中来，网民群体以一种近乎极端的方式狂热地参与到各类网络狂欢与媒介仪式中去。此外，网络流行语所具备的隐喻、借喻、换喻、转喻等叙事学特征，使得网民群体能够巧妙地躲避政策性和平台性的审查与管制，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成了网民群体在网络社会中的狂欢。虽然大多数的网络流行语都只是昙花一现，只有极少数能够留存下来进入到日常语言系统中，但恰恰是这极少数的生命力顽强的网络流行语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姿态，更深层地、顽固地、理所当然地影响了网民群体的认知与态度。

2008年被誉为“中国SNS元年”，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发展重构了社会交往方式、生活方式、舆论生态等，社会结构性矛盾突出、公共事件频发、社交媒体渠道畅通，以及网络言论治理的收紧和网民话语权力的“报复性”彰显，具有隐蔽性、戏谑性、迂回性的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从网络交际阶段发展至公共事件伴生阶段，公共事件类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承载着网络舆论的功能，如“俯卧撑（2008）”“躲猫猫（2009）”“我爸是李刚（2010）”“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2011）”“表叔（2012）”，等等，这是网民群体的一次次话语权力实践。但2012年之后，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便出现了日常生活化的转向，以娱乐消遣为主的网络流行语“占领”了各大年度流行语榜单，诸如“打工人”“爷青回”“凡尔赛”“社死”等，主要出自影视剧、网络段子、网络游戏等，伴随着少数如“APEC蓝”等由公共事件衍生而来的网络流行语，即使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网民群体生产的网络流行语也大多是如“牢疫结合”“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积极正面的表达，作为草根话语的网络流行语出现了从冲突对立到娱乐消遣的日常生活化转变。

首先，社会治理初见成效，以往尖锐的结构性矛盾日趋缓和，随着信息公开机制和发布渠道日益完善，民众的信任度不断提升，公众情绪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被疏解，致使网络流行语中的对抗性减弱，呈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特征。其次，在度过了“野蛮生长”阶段之后，网络流行语在叙事上的夸大、语言风格上的粗暴直接、内涵上的对立和反抗使得监管部门加强了网络监管力度，2012年便出台了《网络文化市场执法工作指引》。不仅如此，网络平台更是借助于技术优势直接对相关表述进行处理，“网民倾向于规避讨论政治性话题。”{31} 当然，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固化致使网民群体创造全新内涵的网络流行语的热情消退，一些生命力顽强的网络流行语便被反复使用和提及。

不仅如此，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人们的生活不断向着“有钱、有闲”的方向迈进，生活被娱乐和消费的信息包围着，在资本的裹挟之下，民众生活日趋“单向度”。再进一步探讨，传播主体多元化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是民众主体性勃发的结果，但同时，互联网群体传播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嵌入也进一步催化了个体主体性，媒介日趋私人化和个体化，日常生活占据媒介内容生产的绝大比例，这也是为何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渐趋日常化、情绪化、个体化以及充满娱乐消遣意味的原因所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网络流行语的批判和对抗属性被削弱，而娱乐化程度愈发增强，草根话语的权力实践从极端走向多元。

（二）从借用到生产：主流话语的权力实践

草根话语的权力实践从极端走向多元，与主流话语的反向权力互动密不可分。网络流行语发展初期，被视为网民们在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圈地自萌”，是“上不了台面”的网络亚文化，即使当其承担起网络舆情的责任之时，也被认为是“弱者的武器”和草根网民的专属物。尤其是因公共事件而衍生出来的网络流行语往往只保留了该事件中最引人注目或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要素，再加以夸张等修辞手法的应用，从而生产出一类“传播持久性、能指的独特性、社会利用率高、意义唯一不变”{32} 的网络流行语强符号。这一类强符号在传播过程中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尤其是在以部分代替整体的符号元语言机制作用之下，这类网络流行语反而会难以呈现事件的全貌或者真实过程，一叶难以知秋，网民情绪在后真相的媒介环境中被推向极端，谣言和流言四起，政府形象与公信力进而受损。基于此，除针对网络流行语的政府行政治理和平台技术管控外，政府及主流媒体积极把握网络流行语的话语工具属性，主流话语与草根话语之间进行着频繁的权力实践互动。2010年《人民日报》曾在其头版头条新闻的标题中使用“给力”一词引发热议，之后，《人民日报》多次使用网络流行语作为其话语元素，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多次使用“点赞”“蛮拼的”等表述，网络流行语逐渐进入到主流话语和主流文化的视野之中。

主流话语的权力实践表现之一便是对网络流行语进行借用。无论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还是传统主流媒体，其对网络流行语的借用，意在借助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话语方式来拉近与网民群体的距离。“语言是认同或身份的象征符号”{33}，网民群体通过网络流行语来确立一种风格化的生活方式，并以此为标准来实现身份區隔，从而在网络流行语的使用过程中“进行集体情感的生产、情绪的表达，以及身份的相互指认”{34}。正如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中对于“风格/仪式”的强调，亚文化中独特的风格“表达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集体性”{35}。在草根话语的权力实践中，这种身份区隔和集体认同在实质上建构了一套“主流—草根”的二元对立元话语，而“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是人类思维中最为普遍的方式”{36}，网民群体在网络流行语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将自身置于与主流相对立的阵营之中。主流话语通过对网民生产的网络流行语的借用模糊了各群体之间的边界和界限，打破了二元对立的结构，使得网民群体能够在更为广泛的区间内将群体认同进一步上升到社会认同的层面。主流话语对网络流行语的借用还体现在对其进行意义的再造，如“APEC蓝”被创造之初是网民群体为了表达对环境治理的不满，但《人民日报》发文称“APEC蓝终会永驻天空”则直接将其纳入到了主流话语的范畴之中，表现了政府环境治理的决心和为人民服务的态度。

主流话语的权力实践还表现为对网络流行语进行主动性生产。回顾近十年网络流行语的演变，草根网民在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格局中已不再一家独大，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提出的“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还是“中国梦”“互联网+”“正能量”等网络流行语，其比例不断增大，并在各大年度流行语的评点榜单上占据一席之地。在一段时间内，网络流行语被认为是“非主流”的语言形式，当它们进入到以正式和规范为标准的主流话语体系之中时，会形成一种“反差萌”的心理认知。认知心理学中的认知偏差作用模式就强调“人对于一个目标刺激物的认知和判断由于预先或者同时接触到同一范畴的其他物体而产生了偏差，从而形成反差效应。反差效应越大，产生的幽默效果、惊讶的程度、赞美的程度就越高。”{37} 在这种反差萌的缓和性关系中，主流话语正在尝试恢复其因社交媒体发展和传播主体多元化而受到冲击的议程设置能力。“新闻媒体不仅告诉我们‘想什么’或者‘怎么想’，同时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将不同的信息碎片联系起来，从而构建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判断。”{38}主流话语通过对网络流行语的主动性生产，不仅仅是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扶贫”等国家意志推向民众并进而引导其树立积极认知，更重要的是通过网络流行语生产出一个个节点，使之相互链接共构人的网络化认知结构关系网，为民众的认知提供联想的空间模型。通过对网络流行语的主动性生产，主流话语积极加入草根话语所构建的媒介环境之中，并对其进行积极的主流化改造，是主流话语面对草根话语的权力实践的一个反向互动。当然，在主流话语的权力实践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便是各大榜单年度流行语的筛选，“榜单早已不再单单是媒介文化的展示品，而成为话语权的角力场，通过控制话语内容、控制话语情感、控制话语生成领域来实现网络流行语的隐性话语规训”{39}。如此，传播主体多元化的互联网群体传播带来了网络流行语的崛起，更实现了网络空间权力格局的变革。

注释：

① 柏拉图：《理想国》，诗翁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0—342页。

② 卢克莱修：《物性论》，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页。

③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1页。

④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2页。

⑤ 黄碧云：《新生代网络流行语的符号学解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2期。

⑥ 严励、邱理：《网络流行语传播机制的逻辑分析及话语转向》，《当代传播》2015年第1期。

⑦ 李洁：《日语流行语特征及社会价值探析》，《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⑧ 隋岩、曹飞：《论群体传播时代的莅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⑨ 隋岩：《群体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⑩ 陈一民：《语言学层面的网络流行语解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1} 孙洁、樊启迪、巢乃鹏：《网络流行语的概念辨析与传播过程》，《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