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员教育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的开展，新解放区各省的农村党支部先后建立和巩固。农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战斗堡垒，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依靠力量。但是，从整体上看，当时农村党员的文化程度和政治素质普遍很低，工作中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为了全面提高农村党员的素质，充分发挥他们在农村社会改造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支部必须建立经常教育工作机制。本文以湖北省麻城县为例，探究该县农村支部经常教育工作建立的过程和运行情况，分析其在提高党员素质和推动中心工作的完成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并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新解放区农村党支部;麻城县;经常教育工作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解放区农村党组织建设的实践和历史经验研究（1949—1956）”（19BDJ052）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6-0100-07

党员教育是党组织建设的基础性、常规性、持久性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向农村的延伸，新解放区各省农村党支部先后建立。但是，由于农村党员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理论水平低，严重制约了农村各项社会改革任务的完成。为了提高农村党员的素质、锤炼党性，真正把农村党支部建设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战斗堡垒，在上级党委的督促、指导和帮助下，新解放区各地农村党支部普遍建立经常教育工作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农村党支部的教育工作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长期以来，鲜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①

一、新解放区农村党支部经常教育工作建立的必要性

建国初期，毛泽东将所有未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运动的近一年来、半年来新近解放的地区统称为新区，约有3.1亿人口。② 从空间上看，大致包含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的地区。③ 本文所研究的新解放区主要指长江以南新解放区。从时间上来看，1956年底，随着新区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新区基本与老区没有多少区别，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已经具备，全国进入统一规划建设时期，新区逐渐成为历史概念。

（一）新区农村党员的来源和基本状况

新政权成立初期，由于新解放区农村的形势错综复杂，社会秩序不稳定。1950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成分在党内有一定的比例，今后对农民党员的发展，应加以限制。在新区农村中，目前暂不发展党的组织，应集中力量在各種斗争中组织和教育广大的农民，发现与培养真正的积极分子，俟土改完成后，再来进行发展党的工作。”④ 可见，在新区，土改完成后再建立基层党组织是中央的既定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后，部分新区农村已有少量党员，主要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及其成员。此时存在于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多是在解放战争期间特别是三大战役胜利后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没有严格入党手续，有些地方大量发展党员，导致许多投机分子入党。今上海市金山区解放后，和临时政府正式接上关系的地下党员共有18名。自接上关系后，他们在夏征、生产、剿匪中一般起了带头作用。他们当中有很多积极分子，如金山卫地下党王兆奇和干部们一起剿匪，表现很积极。但很多人在过去的秘密斗争中是以私人感情发展的，有的脱过几次党，有的成分不纯，虽在接上关系后经过几次教育，但仍然表现不好。⑤ 1949年12月，湖北全省共有党员9441人，党的基层组织共有744个支部，其中半数以上的党员分布在农村。⑥ 他们大部分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发展的地下党，新政权成立后，一些新区农村又发展了少数党员。1951年10月，上海市有农村支部10个，农村党员149名。⑦ 1951年5月，湖北省有农村党员12000多人，他们集中在郧阳、襄阳、孝感、荆州等地区，其它地区没有党员或者极少。⑧

1952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开始对农村地区的整党建党工作进行初步部署和安排。在新区乡村中，在完成土改复查及民主建政后，应在积极分子中进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并接收那些愿为党员八项标准而努力上进的优秀分子入党。⑨ 遵照中央指示，新区各地对支前、剿匪、土改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经过严格考验、审查和集中教育，吸收了其中确实达到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入党。据统计，截至1954年11月，全国22万多个乡中，有17万多个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农村中的党员近400万人。⑩ 其中，西南区至1954年3月，有农村党员117536人，63%以上的乡建立了党支部。{11} 同年6月底，湖北省有农村党员66371人，建立单乡支部7432个，占总乡数的67.1%;此外，在1337个乡建立了614个联乡支部。{12}

从当时农村党员和干部的状况来看，他们大都经过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群众运动的考验，表现积极，立场坚定，有些在入党之前已经担任农村干部了。但是，他们也存在许多不足。首先是文化水平低下，绝大多数贫雇农积极分子出身的农村党员都是文盲和高小毕业生。根据1955年湖北省麻城县农村党员的登记，该县黄土岗区60名农村党员中，文盲18人，能识30个字的1人，能识50个字的3人，能识100个字的7人，能识200个字的3人，能识300个字的1人，初小20人，高小7人。闫河区82名党员中，文盲33人，初步识字6人，初小38人，高小5人。{13} 其次是党员的党性修养不够，理论水平低，导致工作作风存在严重问题。强迫命令、贪污蜕化、违法乱纪等现象严重，尤其是强迫命令作风相当普遍、相当严重，党员干部普遍认为“左比右强”、“不强迫命令就不能完成任务”。华东各省在征粮工作中，不少地区发生过逐级加派以及乱打、乱抓、乱罚、甚至逼死人的严重情况。江苏省武进县百丈区动员群众修堤防洪，因为采取了强迫群众派夫和雇夫等命令主义的方法，竟至群众为匪特所煽动，造成数千群众的骚动事件。{14} 部分干部的贪污行为也较突出，湖北襄阳东津区一个乡长贪污金戒指7个，棺材7口;江陵县30个秋征干部，贪污的17人{15}。党员干部的这种状况给农村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阻碍农村各项工作目标的实现。733AE2D0-0EFD-4520-AD4B-D224AB1E9194

（二）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必要性、紧迫性

土改完成后，党在新区农村的基本目标就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有步骤地促进农业合作化，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目标要通过农村党组织团结和领导农民群众来实现。互助合作、统购统销等任务的完成都有赖于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因此，支部是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

但是，从上述农村党员的基本状况中不难发现，他们的文化水平过低，对政策的理解能力有限，他们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认识不足，党性锤炼不够，使农村党支部无法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也很难赢得足够的声望和支持。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党组织对他们缺乏政治、理论、思想和纪律教育。在当时农村变化剧烈、干部奇缺的情况下，上级党委对他们使用多，教育少，以至于在工作中强迫命令作风严重，少数党员贪污蜕化、脱离群众，甚至公报私仇。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6}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更是多次强调对基层党员进行教育。1950年12月，中央在《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巩固与发展党的报告》中指出：“自今年12月至明年6月，利用一切农闲、假期、业余时间，以集训、夜校、党课等方式对所有党员进行普遍的训练，这是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和提高党员水平的关键。”{17} 可见，全方位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将党的意志高强度地注入到他们头脑中，改造其原有的小农意识和构建符合党和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刻不容缓。

根据中央部署，1952年冬至1954年春，新解放区农村在建党的同时，又对原有老党员开展整顿。农村整党工作，除进行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和纯洁党的组织以外，最重要的是教育党员走合作化道路。湖北省从1953年开始，将总路线及互助合作、粮食统购统销等农村政策和党的基本知识结合起来教育党员。各县结合中心工作，通过多种会议如党代表会议、三级干部会议、支部联席会议等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尤其通过开办短期训练班或轮训农村党员的方式对党员进行教育。经过一段时期集中的、突击性的教育，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党性修养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工作劲头大了，工作作风也有了改变。可是，运动一过，教育停歇，不少党员的思想问题又多了，政治热情又逐渐降低，甚至产生了对党的政策的抵触情绪。{18} 这表明，整党教育带有很大的突击性，由于不能继之以经常教育，其成果往往不能持久巩固。因此，建立支部经常教育工作，以提高农村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和党性修养，发挥他们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作用，是当时各级党组织的政治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老解放区部分省区的农村党支部已经开始了经常教育工作。1951年春，河北省行唐县在全县普遍开展经常的支部教育工作，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19} 所有这些都给新解放区的农村党支部建立经常教育工作提供了经验。

二、麻城县农村党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建立与运行

湖北省麻城县是革命老区，在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已经有了少数农村党员。他们分布在中共军队或者以地下党的形式存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党员从军队转业到农村，他们成为该县为数极少的农村老党员。因而，在1952年开始的新区整党建党工作中，该县以建党为主，只有极个别乡结合建党整顿老党员。

（一）先教育，再入党

1951年，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共产党员八项条件：（1）中国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部分;（2）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3）共产党员必须一辈子坚持革命斗争;（4）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5）共产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及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6）共产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勇敢坚决;（7）共产党员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8）共产党员要努力学习，使自己的觉悟更高。同时提出：革命时期往往采取入党后再教育的办法，而革命胜利后则要采取教育后再入党的办法。{20} 积极分子在入党前必须接受严格的教育，达到上述条件后方能入党。

1952年5月，麻城县结合土改复查运动，开始在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的乡公开建党。后又结合互助合作运动和统购统销运动在各乡大批建党。建党的第一步就是由县区派出的专职组织员结合农村各项中心工作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在土地改革中，党组织吸纳的对象主要是出身贫下中农的“土改积极分子”;在合作化运动中，主要吸纳的是那些积极参加并引导农民互助合作的“集体化积极分子”（内有上升的新中农）。组织员们先是将经过认真考察而挑选的积极分子的名单和他们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材料统一交到县委组织部。然后，再由县里统一开办积极分子训练班，对他们进行系统全面的教育。1954年春季，縣委开办了三次建党训练班，由组织部长亲自主持，集中训练了全县够条件的积极分子。{21} 教育的内容是：（1）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特别是互助合作与阶级政策的教育;（2）加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再教育;（3）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即党的性质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4）加强前途教育，启发他们的入党要求。训练班根据积极分子的切身经历和体会，用真人真事进行教育，使之容易接受。{22} 此外，各区委还紧密结合中心工作，通过总结工作、参观评比、积极分子训练会、小型先进人物座谈会、评功表模，对他们进行培养教育。{23} 在此基础上，全县发展了一批农村新党员，新建了一批新支部。至1954年11月，全县共有农村党员1490名，其中正式党员888个，候补党员602个。共有单乡支部162个，联乡支部8个（含18个乡）。{24}

随着越来越多农村支部的建立，大部分积极分子的教育由支部承担，并且大部分农村支部将积极分子的教育直接纳入党课学习之中，每期党课都吸收比较优秀的积极分子听课。1957年上半年各乡所办农村政治夜校共吸收了3085个积极分子听课。此外，还通过召开积极分子座谈会和报告会系统地对他们进行党的性质、目的以及如何争取入党的教育。{25} 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建立支部的乡，积极分子的教育继续由县、区统一组织集训。733AE2D0-0EFD-4520-AD4B-D224AB1E9194

（二）从重点到普遍：农村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初步建立

1953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河北省行唐县农村支部的经常教育工作》和《建立和开展农村支部的经常教育工作》两篇文章，前者总结了该县农村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经验;后者呼吁全国农村党支部学习行唐县，建立和开展农村支部经常教育工作。于是，新解放区农村党支部纷纷掀起了学习“行唐县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经验”的热潮。支部经常教育工作主要是指以党课制度为基本形式的教育工作。党课制度，就是定期由支部教员给支部党员上党课的一种制度。党课的形式以讲解为主，辅以联系实际的讨论，一般每月定期上党课一次或两次。{26} 此外，支部经常教育工作也包括不定期举行的党员骨干训练班和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一般情况下，与经常教育制度相配套的还有支部组织生活制度。1954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对农村支部的党课制度给予肯定，并且对党课制度的教学内容和教员等具体环节作了规定。党课的内容大体是：党的总路线的知识、关于党的互助合作政策的知识、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27}农村党课制度能否坚持下来，关键是要解决三个问题：党委重视和宣传部门具体指导、党课制度和农村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相结合、加强教员的培养和管理以及教材的编写。{28}

麻城县于1954年7月开始学习行唐县的经验，决定有重点地试办农村支部的经常教育工作。8月11日，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向各区委发布《关于建立农村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计划》，决定在年内先作好重点实验，要求县委指定的重点乡和各区委指定的重点乡先建立起来，总结经验，再行推广。第一，要求县区加强对支部教育工作的领导，县委由组织部、宣传部共同管理、定期研究，区委由宣传委员、组织委员负责专管。第二，在配备与挑选农村支部教员方面，要求以下派到各乡工作的县、区委为主，也可挑选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正式党员担任兼职教员。同时，在支部内部挑选一批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党员，加强培养，为建立农村支部专职教员打基础。第三，在教育内容方面，要求以中南局宣传部编印的《党的总路线教材》和华北局编印的《党章教材》为主，结合实际工作和党内生活进行教育。{29}

紧接着，麻城县以许家凉亭、彭家畈等乡为重点先行建立支部教育工作。以彭家畈乡为例，该乡1953年建立党支部，有党员12人，区委派出一位委员和一位得力党员干部充任教员，指导该支部建立经常教育工作。他们协助支部建立了组织生活制度和学习制度，坚持每月两次的党课学习，主要是结合党员在三统三销、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县里印发的教材进行教育。一年内，该乡支部还举办了两次互助合作训练班和三次积极分子训练班，系统进行总路线和互助合作运动的教育。总的效果良好，提高了党员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该乡完成了74万余斤粮食的征购任务，促进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互助组由2个发展到7个，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全乡农户总数的74%强。{30} 截止1954年11月，全县170个农村支部中，有82个建立了支部教育，其中一个月能上一至两次党课的有50个。党课学习内容包括：总路线的再教育、政策时事教育、党的基本知识及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党的团结和纪律、政府法律的教育等;具体学习省纪委关于“党员在统购统销中应遵守的几项纪律”、组织党员学习文化，上冬学、民校，学写字、识字，提高文化水平。很多党员过去不识字，学习后都能看些书报。如许家凉亭乡支部16个党员，原来都不识字，经过教育，都能认字了。特别是支部组织委员过去一字不识，学习后能识1500个字。{31}通过建立经常教育工作，各支部更加巩固了。但是，大部分支部还没来得及建立与经常教育相配套的组织生活制度。

1954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认为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还存在着不少缺点，这和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相适应，因此提出了整顿农村落后支部的任务和具体措施。{32} 1955年5月，湖北省委召开第五次组织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用一年至一年半时间完成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顿。{33} 黄冈地委和麻城县委于5—7月派出工作组分别进驻该县许家乡、梁家畈乡、大河铺乡等地开展整党试点。9月16日到11月初，全县农村支部普遍进行整顿。{34} 在整党过程中，暴露了农村党员存在的问题。以梁家畈乡为例，首先是部分党员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积极性不高，甚至有抵触情绪。全乡30个党员虽然都入了社，也都担任了社长和其他领导职务，但是有5个对互助合作有抵触情绪，其中4个闹退社。其次是党员的工作作风与生活作风存在问题。全乡30个党员中，有6人一贯强迫命令甚至违法乱纪，副支书说：“不强迫命令，就没办法工作。”有11人贪污群众物资、救济款、信用贷款、农业社资金等共计717元。生活作风方面，乱搞男女关系的有9人。{35} 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党的政策，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该乡支部对党员的经常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忽视了党的政策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党员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途方向不明确。{36} 随后，工作组对支部党员进行教育整顿和组织鉴定，改选了支部委员。整党使农村支部和党员都深感出现上述问题的经常教育的重要性。

5月30日，省委组织部发布了《建立和加强农村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和意见》。要求全省在1956年大农忙以前，必须全面把农村支部的经常教育工作建立和发展起来，各地可根据情况和条件，分两批和三批来建立。{37} 1955年，麻城县已有农村党员2702人，其中正式党员1736人，候补党员966人。已在92%以上的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共有232个农村支部。{38} 省委指示发布后，县委对支部教育工作又做了认真研究，决定全县普遍建立支部教育，分三批建立起来，第一批建立18个乡，第二批建立115个乡，第三批建立109个乡。并要求各乡支部挑选了一位最优秀的党员担任支部教员，其条件是：觉悟高、积极工作、是骨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理论水平、在支部党员中有威信、有领导能力、善于讲解等。支部教员挑选好以后，县里又在年内先后3次开办了农村支部教员训练班，着重培养他们如何开展支部教育工作。{39}733AE2D0-0EFD-4520-AD4B-D224AB1E9194

实际上，为搞好支部经常教育工作，早在1955年元月份，县委就开办了支委训练班，提高了支委对支部教育工作的认识，这是作好支部教育的重要一环。然后，各区每月或两月召开一次农村支部教员会，集中备课，交流经验，提高教员的工作水平。大部分支部都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党课制度：农忙时坚持每月学习一次，农闲时每月学习两次。党课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其一，党的基本知识和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教育。其二，党的各项政策教育，如总路线的再教育、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粮食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等。其三，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教育。其四，识字和文化知识教育。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将学习内容与中心工作、党员思想情况紧密结合。集中讲完课后分组讨论，并坚持每季度测验一次的考试制度。通过教育，提高了农村党员对党的认知，明确了党的前途和最终目标。有力地推动了中心工作的开展，党员办社的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如梁家畈乡党员董纯先向支部要求办大社，并表态说，我有信心搞好大社，不怕任何困难。{40}

但是，从全县范围来看，各乡支部对经常教育制度的执行情况是不平衡的。截至1955年底，全县232个乡支部，能坚持制度的有150个，尚不能坚持制度的有82个（其中17个支部一次课也没上过）。具体而言，学习10次以上且收获大的一类支部有82个，学习次数在5—10次且收获一般的二类支部有92个，学习次数在5次以下甚至根本没学习的三类支部有58个。{41} 有些支部学习不经常，学习气氛不浓，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支委重视不够，没有配备合格的支部教员;二是没有处理好学习、生产、工作之间的矛盾。

三、麻城县农村党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发展：举办政治夜校

1956年是全国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高潮期，也是全国农村党员发展的高峰期。{42} 这一年，麻城县农业合作化运动飞速发展，全县紧密结合生产、合作化、粮食征购、整风整社等运动，共接收农村新党员1826人，占几年来发展总数的30%强。农村党组织的形式，随着这年冬天开始的合乡并社，也有所改变。绝大部分乡建立总支委员会，较大的农业社建立了单独支部和联社支部。全县合乡后的91个乡中，设立总支89个，支部2个。1002个社中，以社建立支部456个，联社支部397个，个别党员的社103个，空白社46个。{43} 这表明，麻城县的农村党支部已经由行政乡延伸到生产单位。

由于这一年麻城县发展的新党员比任何一年都多，只顾发展便无暇教育。加之农村处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期，农民白天忙于生产，农村党支部的经常教育工作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1956年夏季，县委宣传部召开了农村政治工作会议，要求各乡根据农村分散、生产忙的特点以及从党员的学习基础等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灵活教育形式和教育方法去进行适当教学活动。要求各乡普遍开办农村政治夜校（也称夜间党校），通过政治夜校将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进行系统的党课学习。政治夜校以乡为单位建立，由乡总支书记或副书记任校长，在总支下面以分支为单位成立班，由分支书记任班主任。人口集中的地方可以集中党员到校部由支部教员负责上课，由辅导员辅导学习和讨论;人口分散的乡，则通过教员集中备课、分散讲授、分小组讨论的办法进行学习。{44}

为了摸索经验，县委宣传部指定熊家铺、闵集、梁家畈等乡为重点乡，先行开办政治夜校。以熊家铺乡为例，该乡位于地广人稀的大山区，共有党员38人，其中预备党员16人。自从1953年建立支部以来，从没坚持过党课制度，支委忙于中心工作，把思想政治教育当成可有可无的事。1956年县农村政治工作会议结束后，支委决定开办政治夜校。全乡共有83人参加学习（含45名积极分子），他们选出了正副校长（正副支部书记兼任）和两个支部教员，负责领导全乡政治夜校的学习。由于山区地形分散，支部将学员分成兩个班上课，各班由一分支书记兼任班主任。支部的经验是：第一，领导重视、全党动手。支委除分配支部副书记和各社分支书记专管此项工作外，还决定把领导支部学习和对群众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列为支委分工定社的重要工作之一。每次课后，支委深入小组或进行个别了解，如果党员对教课内容有片面理解，及时以党分支或党小组为单位分头补课。第二，建立可行的学习制度：忙月上课一次，闲月上课两次。为保证学习效果，还订出了点名制度、请假制度、考试制度等一系列学习制度。第三，联系实际进行教学。具体方法是：其一，集体备课。每次上课前，正副校长和教员根据课文内容结合本乡实际情况，进行集体备课。其二，灵活运用教材。在使用上级指定的党课教材时，不是机械照搬，而是根据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党员的思想倾向，经过支委调查研究再确定教学内容。其三，定期总结，改进提高。支委会每月定期全面地总结一次夜校教育工作，并根据党员意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从夜校教学的效果来看，一方面，唤醒了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自农村政治夜校开办以来，全乡的工作彻底变了样。1956年夏季的财经工作拖了一个多月，任务完不成，通过夜校学习了“八届二中全会提倡的增产节约、支援工业建设”的精神后，余粮、公债、贷款、生猪等四大任务都超额完成。另一方面，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得到纠正，原来贪污的6人都做了检讨，归还了款项，4个思想退缩不干和2个闹地位不工作的也都变得积极了。{45} 重点乡的经验，对其它乡政治夜校教育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宣传部通过总结他们的教学经验，及时编写教学提纲或辅助教材，推动了各乡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开展。

1956年全国各地农村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均大力进行了接收党员的工作。但很多地方接收党员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有单纯追求完成接收党员的任务不重视质量的现象。1957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1957年接收党员工作的通知》指出：1957年基本上停止接收党员，各级党组织就能够集中力量加强预备党员的工作，做好对所有党员的教育工作，以进一步提高党员的质量。{46}就麻城县而言，由于1956年接收农村党员的数量过多，造成1957年全县开展支部经常教育和预备党员转正这两项工作的压力很大。于是，1957年麻城县将组织工作的重点放在落实以上两项任务方面，而不是发展新党员方面。上半年基本没有吸收新党员，下半年结合全民整风和兴修水利、生产高潮，吸收了135名新党员。{47}733AE2D0-0EFD-4520-AD4B-D224AB1E9194

3月21日，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发布《关于加强1957年农村党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乡积极推广农村政治夜校;并要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以保证夜校学习，充实和调整支部教育工作队伍，确定教育内容，除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新党章材料”之外，还必须结合中心工作有计划地向党员进行政策教育，以及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教育。{48} 为充实教员队伍，1957年全县举办了4次农村支部教员训练班，通过交流教学经验、举行观摩教学、制定党课计划等活动，提高了教员的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为各乡支部建立政治夜校打下了基础。

6月1日，县委宣传部派出两个调查组分别深入各乡支部，检查了解半年来支部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据调查统计，全县91个乡，参加学习的共计8033人，其中党员4948人，积极分子3085人。除了11个乡只搭起架子，没有上课外，其余乡都开展了政治夜校教学。其中上了1—2次课的有39个乡，上了3次课以上的有41个乡。{49} 可见，大部分乡在建立、健全、坚持政治夜校党课教育制度方面都做出了努力。但是，各乡在教育形式和内容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从教育形式上看，大、小乡是不一样的，小乡是以乡为单位集中讲授，如东界岭乡位于县里的边远地区，全乡设立了夜间党校，选出校长，班主任、教员负专责，没设分校。支部全体党员集中上课;大乡如中一、王集两乡，则就近就便以几个分支集中，吸收边远分散的分校的分支书记或辅导员参加听课，事后由乡支部教员或其他人再作传授，听课后在总支部的统一布置下，由各分校具体安排小组讨论。{50} 从教育内容来看，各乡也不完全相同。各乡支部可以针对本乡实际情况，进行具体选择和安排。东界岭乡支部主要学习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等文件，并对照自己开展讨论和自我批评。{51}梁家畈、陶园、王岗等乡则注重预备党员的培养，他们对预备党员着重进行了党的最终目标、预备期的意义、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区别、党员权利与义务等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52} 城关镇则是结合党章学习请老革命做关于红军长征的报告，还学习其他先进典型人物，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吃苦耐劳的教育。{53} 当然，各乡夜间党校也有共同点：一是不管是忙月还是闲月都保证一定的学习时间，并坚持考试制度;二是都坚持集体备课制度，统一规定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将中心工作、党员思想、书本内容三项结合起来进行教育，避免照本宣科;三是在搞好经常教育的同时坚持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即定期召开支部大会、分支会和小组会。

到1957年底，全县农村共建立了91所夜间党校，配备了兼职支部教员。据统计，已上课15次以上的有51个乡，已上10次以上有33个乡，7次以上有7个乡。{54} 以党课制度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经常教育工作，比较好地适应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农村党员思想政治建设的需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首先，增强了支委的领导能力和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实际上增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农村党支部建立初期，曾经依赖县区委派的建党工作组开展工作，领导能力很薄弱。但是，在建立经常教育工作过程中，支委通过在区委指导下制定组织生活制度和学习制度，独立完成各项生产任务，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其次，党员的党性修养和理论素养有了提高，对党员应有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那些不够条件的党员大体上达到了党员条件，一般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显著提高。东界岭乡支部经过学习，过去贪污挪用公款的11人，明确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自觉向社员检讨错误，共退赔粮食3907斤，食油85斤，现金84.6元，及时挽回了他们的错误在群众中的不良影响。{55} 党员的工作变得积极了，不服从领导、不搞工作的人少了。最后，党员明确了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以及党组织在农村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真正達到了为中心工作服务的目的，促进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1955年，梁家畈乡党员王仁海、董纯先、董纯富、袁长洪等人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后，办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兢兢业业地领导好生产，合作社更加巩固。{56} 1956年，全乡共建立了5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数的95%以上，基本实现了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57}

四、结语

深入分析麻城县农村党支部经常性教育工作的建立和实施情况，其主要特点有：第一，各级党委和支部高度重视是搞好经常教育工作的关键。抓好农村党员的教育是各级党组织党务工作的中心内容，根据湖北省委和黄冈地委指示，麻城从县委、区委到各乡支部，都建立了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共管支部教育的制度，并派专人负责。除各区的组织、宣传委员和组织、宣传干事专职管好所属乡支部的教育工作外，县委还派出指导小组帮助乡支部搞好教育工作。每个乡支部也有专人负责管理，并定期向上级汇报教育情况。县、区组织、宣传部门定期研究布置检查这项工作。第二，配备和培养教员是加强农村支部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在教员配备方面，各支部一般都配备了兼职教员和专职教员。兼职教员以派到各乡工作的县、区党委委员为主，也从县、区党组织中挑选一些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正式党员干部担任，专职教员主要是挑选农村支部中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党员担任。培养方面，县里坚持每年开办4次支部教员训练班{58}，兼职教员定期给专职教员传授经验，坚持集体备课制度。第三，党组织制定严格的学习制度，妥善安排学习、生产、工作时间，是做好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重要保证。为了配合支部学习，县委宣传部、组织部要求各支部建立健全的组织生活制度，规定党课学习时间：一般在闲月应进行党课学习两次，忙月也应坚持学习一次，每次时间以两个钟头左右为宜;建立与坚持点名、请假、补课、测验、批评、表扬等制度。{59} 第四，以党课为中心，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实现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由于农村党员文化程度低，为加深他们对各项政策精神的领会，麻城各农村支部在以党课为中心采取灌输式教育的同时，也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对学员进行现场教学。有的支部在抗旱和兴修水利过程中，开创出适合工地的教育形式，举办工地党校，以库或工段为单位上党课，做什么讲什么，使党员干劲十足。{60}733AE2D0-0EFD-4520-AD4B-D224AB1E9194

回顾以麻城县为代表的新解放区农村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不难发现，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深入，其教育形式经历了从日常党课到夜间党校的转变;教育内容则紧紧围绕着党的基本知识、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和纪律教育以及党的农村工作政策等三个方面进行。这是过渡时期党在新区农村改革和建设的现实需要，这种需要加快了农村党建步伐和农村党支部经常教育制度的构建，最终在合作化完成的同时实现了“乡乡有支部”“每个支部有教育”的基本格局。农村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建立和深化大大提高了党在基层的领导力和战斗力。

注释：

① 目前成果主要有郝正春：《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党员的思想教育》，《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年第6期等。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

④{17}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2页。

⑤ 中共金山县委组织部：《1949年工作汇报》，上海市金山区档案馆藏档，档号：102-1-3。

⑥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省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

⑦《上海市郊区党史大事记》，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⑧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省委关于整顿党的组织的指示》，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档号：SZ118-02-002。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76页。

⑩{26}{32} 新华社：《中国共产党中央举行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人民日报》1955年3月9日。

{11} 《西南区广大农村中共产党组织日益壮大》，《人民日报》1954年6月6日。

{12}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关于一年来农村建党工作情况与今后意见的报告（草稿）》（1954年9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档号：SZ2-2-69。

{13} 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各区发展农村新党员报表》（1955年），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83。

{14} 饶漱石：《展开整风运动，整顿干部作风》，《人民日报》1950年8月27日。

{15}{37} 《湖北省人民政府一九四九年六、七、八月份工作总结报告》，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档号：SZ34-2-8。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

{18}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建立和加强农村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和意见》（1955年），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122。

{19} 李杏村、张海波：《河北省行唐县农村支部的经常教育工作》，《人民日报》1953年12月20日。

{20}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7页。

{21}{23}{24}{31} 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关于建党与支部工作的报告》，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22。

{22} 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关于做好当前建党工作的意见》，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42。

{25} 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关于1957年上半年建党工作的信息总和》，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125。

{27}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28}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建立农村支部党课制度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人民日报》1955年2月18日。

{29} 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关于建立农村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计划》，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42。

{30} 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中共彭家畈乡支部经常教育工作总结》（1954年），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35。

{33} 《中共湖北省委召开全省组织工作会议》，《湖北日报》1955年7月10日。

{34} 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从当前党员思想几个问题看必须充分做好整党动员工作》，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42。

{35} 中共黄冈地委组织部：《中共麻城县梁家畈乡支部关于整党工作的总结报告》（1955年），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41。

{36} 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麻城县梁家畈乡结合中心工作整顿支部的作法》，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41。

{38} 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中共麻城县委关于1957年前建党规划方案》，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42。

{39}{40}{41}{56}{58} 中共麻城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关于1955年农村支部经常教育工作总结》，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4-1-9。

{42} 徐勇：《国家化、农民化与乡村整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4页。

{43} 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关于乡、社支部的组织形式和组织问题的报告》（1957年），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125。

{44}{48}{59} 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关于加强1957年农村党支部经常教育工作的意见》（1957年），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125。

{45} 中共麻城县委宣传部：《中共熊家铺乡支部的农村政治夜校是怎样建立起来的》（1957年），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4-1-26。

{46} 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1页。

{47}{54}{60} 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关于1957年巩固提高基层组织的总结报告》，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125。

{49}{55} 中共麻城县委宣传部：《关于当前支部教育工作开展的情况与问题》，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4-1-30。

{50} 中共麻城县委宣传部：《关于中一指导组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调查报告》，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4-1-25。

{51} 中共麻城县委宣传部：《一年来农村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经验的初步总结》，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4-1-31。

{52} 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中共王岗乡是怎样做好预备党员转正工作》（1957年），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146。

{53} 中共麻城县城关镇委员会：《半年来支部工作总结》，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档号：3-1-146。

{57} 中共黄冈地委：《中共梁家畈乡党支部当前党员思想情况与问题》，麻城市档案馆藏档，檔号：3-1-120。

作者简介：石武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40。

（责任编辑  张卫东）733AE2D0-0EFD-4520-AD4B-D224AB1E9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