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研究

2022-06-14孟新婷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22年3期

孟新婷

摘要：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融入群体包括男性农民与女性农民，农村进城妇女占到了城市融入群体的一半。调研发现，在常态社会生活中，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从表面上看似乎有所扩展，而一旦进入风险社会，其血缘型交往、业缘型交往、趣缘型交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弱化，呈现“只能跳广场舞”的现象。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发现，农村妇女进城后的社会资本产生异化，表现为社会信任的流失、社会网络的弱化、社会规范的重构。他们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瓦解了其在农村社会中形成的固有关系，而在城市中结成的社会交往结构并不稳定，不具有韧性。因此，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并未因场域扩大而增加，反而因场域变更而收缩，其交往具有脆弱性，交往的深化发展受到限制。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交往;信任;农村进城妇女;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B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2.03.011

文章编号：1009-6922（2022）03-81-11

2021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该文件将“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作为2021年的六项重点任务之一。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内容是城市融入，将农业人口转移为城市人口。新型城镇化在传统城镇化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的作用，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核心而非以物为核心。但是传统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公民划分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导致城乡公民在社会保障、社会身份等方面产生明显差异，不利于农民转换为市民[1]。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农村妇女的城市融入显得更加困难。农村妇女进入城市可以开阔眼界，结交各个行业的成员，拓展社会人脉，而融入城市则可以提高生活的满意度。社会资本是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一般而言，农村妇女进城后会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源，促进其社会资本发展，扩大社会交往范围，为其融入城市提供支持。但在调查中发现，农村妇女进城后的社会交往范围缩小，甚至只能通过跳广场舞的形式进行社交，城市融入面临困境。那么，为什么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范围会缩小呢？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推动农村进城妇女的城市融入。

一、文献梳理与研究方法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只有脱离农民的身份完全转变为市民才意味着城市融入的成功。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健全的基础设施、宽泛的就业范围、完善的医疗资源以及丰富的文化生活吸引着农村妇女走出农村，成为农村妇女进城的“拉力”。由村到城意味着农村妇女将会在城市建立新的社会交往网络，构成其发展的社会支持。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的社会交往具有两个优势：一是纵向社会交往的立体化;二是横向社会交往的多元化。因此，农村妇女进入城市后有利于其拓展人际关系、扩大交往范围以获取新的社会支持。但是调查发现，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走向“孤岛”，不利于其城市融入。

（一）文献梳理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术界对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农村进城妇女社会交往观念的研究。传统观念强调“男主外，女主内”，这在客观上圈定了女性交往的半径，“遵守妇道”“传宗接代”“相夫教子”等观念逐渐外化为妇女的行为[2]。在当今社会，妇女承担着多重社会角色，这把他们“捆绑”于家庭之中，缺乏时间和精力交往[3]。在丧偶事件上，女性丧偶不利于社会交往[4]。高夏丽指出，农村已婚妇女在个体行为与思想观念上存在堕距[5]。即便妇女到城市务工，也难以摆脱相夫教子的自我定位，传统观念的固化使其无法剥离出更多时间与外界联络。

2.关于农村进城妇女社会交往范围的研究。在是否结交了城里人做朋友方面，梁兰的研究显示，进城“男性中有41.7%的人表示从未结交过，而女性中有50.4%的人从未结交过”，表明女性与当地居民交往的范围小于男性、频率低于男性，比男性更难融入城市生活也更难被城市人接纳 [6] 。汪超、刘涛在一项调查中也指出，女性身份使农村进城务工妇女无法享受平等的福利待遇，在社会交往中处于弱势，难以被城镇社会所接纳[7]。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村进城妇女受到的歧视和就业中的不公平待遇，由此缩小了交往范围[8]。

3.关于农村进城妇女社会交往文化的研究。农村进城妇女是外来人口，在生活习惯、风俗、文化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从而显得格格不入。由于农村进城妇女在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文化观念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异质性，并被称为“低素质者”，因此被城市居民所排斥[9]。城市居民对农民存在刻板印象，特别是在服务行业工作的农村妇女，他们的农民身份以及职业时常遭受歧视，得不到尊重和保护[10]。城乡户籍制度造成了身份隔离以及文化习俗的差异，导致农村进城妇女社区参与边缘化[11]，在不平等的环境下进城妇女容易陷入不社交的自闭状态。

4.关于农村进城妇女社会交往对其城市融入影响的研究。农村进城妇女要承受生产和生活的双重压力，获得的外部支持少[12]。这种独立的惯性思维使得农村妇女进城之后也不愿从外界获取支援和帮助。另一方面，进城务工妇女的社会交往网络主要以迁出地老家的社会关系为主，与迁入地当地城市居民联系不多，交往限于表面[13]。农村妇女进城并不意味着进城之后会被迅速市民化，他们仍然保留着从农村带来的习性，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基于此，綦淑娟指出，农村进城妇女的城市融入面临经济整合、权益保障、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五个方面的挑战[14]。

上述对农村进城妇女社会交往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妇女的城市融入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在将农村进城妇女置于常态化社会中开展的，缺少风险社会下的农村进城妇女社会交往研究，也就弱化了研究者的解释。从概念来源上来讲，社会交往的概念来自于社会资本理论，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社会交往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社會资本的萎缩，因此本文尝试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分析农村进城妇女社交减弱的原因。

（二）研究方法

H村本是农村，隶属于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2008年城市规划将H村纳入城镇化范围，并于2012年统一规划建成小区，成为典型的城郊村。随后城市中心南移，H村所在地段成为“香饽饽”，交通便利、房价适中，附近有医院、餐饮设施、工厂等分布，吸引了一批农民工在此买房。为此，H村对修建的六栋楼进行重新调整规划，一号楼和二号楼以原有本村居民居住为主，三号楼至六号楼用来出售供外来户居住。因此，村内人口主要以外来人口为主。据2020年统计，该村共有1856人，其中女性有923人，而女性中農村进城妇女有550人。

本文主要采用访谈法与文献研究法。在访谈对象选择上，从550位进城妇女中随机选择了6位作为访谈对象。访谈时间是2020年5月至6月，访谈形式主要采用结构式访谈，访谈内容主要涉及进城原因、进城期望、进城就业、进城后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社会信任、规范习俗等）等方面，每位受访者访谈时间不少于3小时。六位受访者的具体信息见表1。为遵守研究规范，对受访者的姓名进行了一定的匿名处理。同时，本文还结合已有的文献对农村进城妇女社会交往问题进行分析。

二、分析框架：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

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从自身的关系网络中获取的全部资源，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情感关系或资源交换，信任、规范与关系网络是其主要构成要素[15]。詹姆斯·科尔曼将其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他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并能够为个人行动带来好的条件[16]。罗伯特·D.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引入了政治学领域，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比，社会组织的特征更加突出，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促进社会效率。社会资本由三个方面构成，即一定空间范围内成员间所形成的普遍信任、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17]，这三个方面成为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的基本内容。

（一）社会信任：社会资本的维度之一

社会信任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在人际交往中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它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社会信任不同于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人际信任，而是指普遍性的一般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之一。相比于人际信任的脆弱性，社会信任是一种公共性产品，具有相对稳定性，它不仅包括情感维度，也包括认知维度 [18]。情感信任、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是中国社会的三种信任结构形态[19]。其中情感信任是基于熟人社会关系而形成，制度信任则是在法律和规范中形成，关系信任是基于二者之间的中间层。而农村妇女的信任主要来自于情感信任与关系信任，在其进城之后逐渐脱离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基于制度形成的“契约”信任开始发挥作用，但无论何种形式的信任都能够拉近人际距离。同时，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在当代社会不可或缺，其能够简化成员交往的复杂性，节约人际互动成本，促进资源共享，提升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合作[20]。

（二）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维度之二

每个人都处于特定关系网络中，社会网络是指社会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网络体系，一般通过人情往来、信息共享等形式呈现。个体可以通过血缘、亲缘、业缘、趣缘等渠道结成不同的关系网络。越是丰富的关系网络，其社交范围越广泛。同时，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社会资本价值的实现需要以社会网络作为基础[21]，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关系网络建立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在成员互动基础上增强社会责任感。虽然社会网络的形式复杂多样，但对于农村进城妇女来说，其社交范围相对较小，他们的社会网络主要来源于血缘上的亲属关系和地缘上的邻里关系，而且在传统观念中妇女“从父、从夫、从子”的观念根深蒂固，其社交主要依附于男性，缺乏自主性。进入城市后，他们可以借助城市的工作机会改善自己的社会网络体系，或者建立新的社会网络体系。

（三）社会规范：社会资本的维度之三

社会规范是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关系互动所遵守的行为标准，也是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认同的重要准则[22]116。根据规范的不同形式可划分为强制性的正式规范和内生性的非正式规范，如法律、法规等属于强制性的正式规范，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规约等属于内生性的非正式规范[23]。作为社会资本内容的规范明确了社会成员行为的限度，将成员行为纳入规范体系之中。社会规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起约束作用，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压力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矫正言行偏差，帮助其有序参与社会生活;二是起着激励作用，引导人们对自身言行负责，激发社会成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良好的社会规范不仅能促进互惠合作，还能丰富人际网络。规范为人际交往提供行为准则，具有强烈的积累效应。

社会资本理论是用于研究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的专门理论，用于研究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具有恰适性，所以本文选择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在实际社会交往中，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是相互重叠的，三者难以区分。本文以这三者作为分析框架也是为了便于分析。

三、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交现状

在常态化情景下，农村进城妇女的城市融入受到户籍制度、经济收入、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社会交往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因此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交往范围逐步扩大。但当其遭遇非常态危机时，其构建的双向交际圈会迅速收缩，暴露其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社会交往扩张的假象。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中国组织强大的抗疫力量战胜疫情。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具有强大的传播性与传染性，地方政府为阻止疫情扩散、减少人员感染，在疫情发生期间纷纷出台疫情防控措施。如滨州市内大部分企业、工厂停工停产，餐饮业、服装店、个体零售店等也处于暂时歇业状态。而农村进城妇女多分布在对技术含量要求低、对教育水平要求低的行业，如餐饮酒店、个体经营、建筑装修、家政服务等[24]。因此，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农村进城妇女正常的生产生活，且直接影响到其社会交往活动。

根据农村进城妇女社会交往的客体不同，可以将其社会交往类型划分为三种：一是血缘型交往;二是业缘型交往;三是趣缘型交往。受传统熟人关系的影响，农村进城妇女的三种交往类型并非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而是具有叠加的关系。大部分农村进城妇女的第一份工作是由血缘关系、朋友关系的人情资源介绍而来，血缘型交往带来的就业信息帮助妇女实现就业[25]。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亲戚关系的成员往往从事相同的工作，由此又产生业缘型交往。血缘型交往就构成了业缘型交往的基础。同时，具有相同职业的农村进城妇女由于工作时间、工种等方面的相似性更有可能发展出趋同的爱好。在实践中，三种交往类型交错分布，这里的三种类型区分只是为了研究需要所做的类型划分。

（一）血缘型交往：社会交往的内部支持

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了“共同体”（Community）的概念，他认为“共同体”是“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能够反映其成员的“本质意志”。而人类最早形成的是血缘共同体，一种以血缘关系而联结的私人生活共同体，其特点是“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26]。农村进城妇女同亲人之间的交往构成其血缘型交往，建立起他们社会交往的内部支持。当农村进城妇女脱离其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进入到城市后，缩小了其血缘共同体的范围，其血缘型交往便长期限于丈夫、父母、子女。“进了城里来，和老家那边的联系就不方便了，每次回去一趟要耽误一天还要被扣工钱，实在是不划算。之前出门就是打招呼、说说话，现在都不知道和谁说。”（MXT20200604WSN）“进城之后，俺不再干农活了，也不再关心阴天、下雨对收成有啥影响了，聊起来像是少了共同话语，再加上不常回去，慢慢和村里人之间就逐渐疏远了。不光俺自己这样，这个小区里很多和俺一样从农村来的也是这样。”（MXT20200612LKH）

当社会遭遇非常态化危机后，农村进城妇女的血缘型交往显得更为艰难。一方面，疫情防控措施要求人员减少流动。“回一趟村还需要报备，但是我不想和村干部打交道，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我回村里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姐妹了。”（MXT20200513CYW）另一方面，农村进城妇女与外出子女之间的面对面接触也变少了。“儿子在省里工作，疫情下请假不方便，回来有风险咱也承担不了，原来都是一个月回来一次，现在好几个月都没有回来了。”（MXT20200604WSN）农村进城妇女与亲人之间的联系减弱、缺少沟通与交流往往会给他们带来情感的压抑。“平时没有事情做，也不让出去，只能待在家里，再这样都会出问题了。”（MXT20200612LKH）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农村进城妇女同亲人之间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或许还会逐渐减少。“平时和姐姐打电话也就只能问候一下，不能面对面地谈，逐渐感情就淡了，对村里的情况也不是很熟悉了。”（MXT20200612LKH）农村进城妇女同其他亲人联系的次数降低，得到的内部支持自然就会降低，也影响其幸福感的增强。

（二）业缘型交往：社会交往的外部支持

地方政府为阻止疫情扩散，辖区内相关行业会受到影响，而这些正是农村进城妇女主要从事的行业。为推动各行业复工复产，2020年2月22日，滨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就业工作的通知》，制定了十五项措施推动稳定就业。但是，仍然有大部分行业暂时停业，部分企业、工厂采取裁员方式降低人工成本。2020年上半年，滨州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为557.84亿元，同比下降0.2%。疫情直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农村进城妇女就业，而就业是形成其业缘型交往的主要渠道。就业受到影响，其职业交往自然被削弱。

农村进城妇女在城市就业可以带来同行业的人脉，利用“滚雪球效应”还可以扩大职业交往范围，进而带来工作技能、就业信息等社会支持。但是，其社会支持网络具有规模小、强关系为主、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等特点[27]。工作的非正式性、零散性、流动性等特征使农村进城妇女由工作带来的社会外部支持具有不确定性，难以抵抗社会不确定性风险带来的威胁。“俺是跟著当家的来这里工作，到现在换了两份工作，平时也没有联系的人，就是上班的时候和同事闲聊几句。”（MXT20200503JAS）但是疫情发生后，农村进城妇女通过职业进行交往的机会被阻断了。“俺之前就是在金达屋（快餐店）工作，人少的时候同事之间可以说说话，疫情之后老板干不下去就关门了，同事之间也不再联系了。”（MXT20200503JAS）“老板开的店都倒闭了，俺不会用手机，也不懂拼音，失业之后和原来的同事也没有联系了。”（MXT20200612LKH）可见，农村进城妇女就业所带来的社会关系具有不稳定性、不可持续性、不可靠性。

同时，血缘型交往与业缘型交往的叠加导致农村进城妇女社会交往出现“崩塌效应”。受访者张女士于2017年由其表姐介绍进入酒店工作，两人在同一酒店工作。张女士与表姐之间由血缘型交往扩展为业缘型交往，并通过表姐的介绍认识了酒店的其他工作人员。疫情发生后，张女士与表姐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少。在疫情前，“有时候会和同事一起去逛超市，去买点东西、去城里逛逛。现在很多人消息都不回复，慢慢关系就淡了。和这些人交往不深也不是俺自己的原因，像俺们从农村来的，在城里很少能交到知己的朋友。”（MXT20200621ZGF）疫情导致农村进城妇女工作机会减少，甚至是直接失业，业缘型交往呈现断崖式下跌，增加再次就业难度。由此，业缘型交往的弱化受到血缘型交往减少与工作机会减少的双重影响。

（三）趣缘型交往：社会交往的情感支持

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较少参与社团、政治组织、协会等正式社会组织。但是，女性不论是否有工作、是否结婚，一般非正式社会联系都会频繁得多。这些非正式联系包括兴趣活动、餐会、看电影、参加社区项目、娱乐活动、拜访朋友等[28]99。对于农村进城妇女而言，其非正式社会交往主要是基于兴趣爱好组成的非正式团体，如唱歌队、舞蹈队、健身队等;或者基于老乡关系形成的非正式联系，如聚餐、郊游、爬山、逛街等。这些非正式社会交往会培养农村进城妇女的兴趣爱好，形成一种情感支持。“原来上班休息时间就会经常和同事们去爬山，去郊外旅游，这种生活很好。但现在不行了，我们不能去郊外，也很少约着一起去干什么。”（MXT20200513CYW）

在风险社会中，农村进城妇女的兴趣爱好被阻断，各种兴趣团体、组织所开展的活动减少甚至被取消。“我喜欢跳舞，现在不能跳了，和我一起跳舞的几个人也不能跳了。”（MXT20200506HAH）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不能跳时，得到的答案是“要求减少聚集，大家也不敢聚集在一起，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谁是安全的，谁是好的。”这是由于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原有朋友的不信任，“因为谁也不知道病毒在哪里，谁也不想感染病毒。”（MXT20200506HAH）“我时间长了也会和朋友一起吃个饭，一起聊天增加感情，打发一下时间。”（MXT20200612LKH）不仅这种聚会的次数减少了，连逛街的次数也减少了。“女人喜欢逛街，我们不去贵的超市，可以找几个人去便宜的地方买衣服。现在不行了，半年也没去过一次，没有人一起去，也不想去，一个人没啥意思。”（MXT20200513CYW）

风险社会导致非正式联系减少，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频数明显下降、范围明显缩小。值得注意的是，风险社会带来社会交往的紧张关系，个体成员之间的社会信任度降低，这些不利于社会关系的构建。

（四）社会交往结果：“只能跳广场舞”

罗伯特·D.帕特南在观察二十世纪末美国社区人员交往后指出，美国人的公共生活热情开始明显降低，社会组织数量减少，组织规模锐减，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公民缺少集体行动而宁愿选择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一个人去打保龄球[28]13。罗伯特·D.帕特南将美国人一个人去打保龄球的原因归结为社会资本的减少，不论是正式社会联系还是非正式社会联系都出现弱化的倾向。与之相似，在风险社会的冲击下，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也走向了低谷。在调查中发现，农村进城妇女可以采取的社会交往渠道是“只能跳广场舞”。

广场舞的参与对象主要是中老年妇女，具有无门槛性、临时性、随意性、流动性等特点。广场舞的组织者或者发起者往往是固定的某几个成员，而其余的人都是临时加入的。当疫情风险降低后，广场舞是最早得以开放的娱乐活动。“白天没有事情做，也就只能晚上去下面跳跳广场舞。也有好处，去见见人。虽然大家也不怎么认识，也不说话，都是各自跳各自的。除了跳广场舞，也不知道在哪里能看见这么多同龄人了。”（MXT20200604WSN）当问及为什么去跳广场舞时，“俺不是不愿意交朋友，只是一天下来也就只能干这一个事情，原来我也是不跳的，只是最近才跳的。”（MXT20200612LKH）

参加广场舞与业缘型交往、趣缘型交往不同，不需要是熟人关系也不需要认识对方，共同跳舞的可能是陌生人也可能是没有联系的邻居，只要感兴趣都可以参加。同时，参加者更多是肢体的模仿交流，缺少言语的互动。“不用同其他人打招呼直接去跳就可以，刚开始自己也不会，多去几次就会了。”（MXT20200503JAS）跳广场舞的优势也是相当明显，“晚上没有事情干，跳广场舞既能打发时间，又能锻炼身体。”（MXT20200503JAS）农村进城妇女的其他社会交往活动被弱化，只能以广场舞来替代。可见，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农村进城妇女建立的社会交往并不稳定。

四、社会资本的异化滞缓农村进城妇女的城市融入

社会资本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内容。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进城妇女在城市融入中处于弱势地位，更应该获得社会资本的支持。因为社会资本不是从中获益者的私人财产，而是个人寄身其间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性[29]。社会资本存量影响个体的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团体活动和公共精神。但是社会资本也会出现异化的问题，“社会资本呈现出信任程度较低、互惠格局偏小以及社会网络失衡等存量不足现象”[22]114。当疫情形势好转、生产生活归为平静后，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资本并未完全平复而是呈现异化现象，这对其社会交往具有负面影响。

（一）风险感知与社会信任的流失

农村进城妇女的城市融入需要信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外界个体的信任程度;二是由信任转换为对未来城市融入的信心。信任是人际交往的基础，也是影响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在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对于缺乏交往的人而言，信任同样匮乏。农村的信任是在熟人持续互动中逐渐生成的，但农村妇女进城后，传统的熟人互动模式被打破，信任也就缺乏生长空间。同时，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在文化习俗上存在不同，城市人口对进城人口存在抵触情绪，加之后疫情时代的社会环境愈加复杂，信任容易出现危机。

首先，疫情将社会塑造为风险社会，经历过危机事件的农村进城妇女，其风险感知能力得到增强[30]，本能地对外界人员产生防范心理。外界的人与物具有的风险不确定性容易造成对外交流的不信任。其次，面对面的对外交往与社会联系会给自己带来风险的不确定性，或者会增加风险，陌生人之间是一种不信任关系。为了降低风险，农村进城妇女会主动地减少对外交流，或者把交往的半径控制在亲人之间。正如上述访谈者所言，通过减少回村探亲的次数来控制交往的频率。最后，个别媒体对疫情信息的误导性宣传与引导加剧了农村进城妇女对风险社会的错误理解，个体对社会交往对象的不信任更为严重。在客觀上，风险社会是存在的，但是主观的风险感知超过了客观的实际情况导致社会信任呈现断崖式降低。社会信任是农村进城妇女开展社会交往的前提，基于兴趣爱好的社交受社会信任的降低而降低，而社会交往的降低又会导致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情感支持降低。因此，风险感知增强带来的不信任会减少社会交往。对外界缺少信任的农村进城妇女更容易走向孤立的状态，在心理上对城市产生陌生感。

（二）疫情危机与社会网络的弱化

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村进城妇女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机制之一，它有助于他们获取就业信息，降低寻找成本，提高城市适应性[31]，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融入城市的成本。一般而言，城乡居民之间具有不同的社交对象，由此构成不同的社交网络，这与户籍制度背后的资源分配、身份认同、就业机会等不无关系。在农村社会中，关系网络是维系信任和互惠规范的渠道。但在疫情特殊背景下，农村进城妇女社交半径紧缩，以其为核心的社会网络逐渐弱化。

第一，亲人关系网络松动。疫情既具有高传染性也存在风险的不确定性，人口流动会加速风险传播，特别是在具有疫情风险的地区，进出需要双向报备，这无形中增加了农村进城妇女的返乡成本。因此，农村进城妇女会减少城乡流动。而这一现状减少了其与亲人的“零距离”交流，亲人之间交流频次减少，亲人关系网络松动;第二，职业关系网络淹没。疫情给经济带来重创，部分中小微企业破产造成员工失业，失业者们缺乏共同场域的沟通，同事之间由熟悉转为陌生，这使得农村进城妇女因工作需要建立的人际关系随之淹没;第三，趣缘关系网络弱化。农村进城妇女兴趣多集中于歌舞形式的文娱活动，其组织形式是临时性“社团”，一般通过线下活动加强联络。疫情反复发生导致团体活动无法正常开展，于是其因趣缘建构的人际网络逐渐弱化。伴随社会交往网络的弱化，农村进城妇女背后的资源与人脉也会流失，他们从社会中得到的支持就会减少，增加其城市融入的难度。

（三）个体理性与社会规范的重构

稳定社会秩序的最大特点是未来的可预见性、可预期性，能够掌控自我发展的方向，从社会中吸取资源帮助自我成长。在E.博登海默看来，有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无序概念则表明存在断裂和无规则性的现象[32]。疫情防控是将无序与恐慌的社会秩序治理为有序的社会秩序，这就需要国家与个体的联合行动，个体的行为规范要与国家所界定的规范相一致才能尽早控制住疫情[33]，进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但是，在公共政策研究看来，个体行为的个体理性与政策的公共理性之间存在冲突[34]，可以解释为人的私利性、认识能力有限性等。在疫情危机下，这种矛盾或许可以得到调节。

个体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个体理性要求个体远离或逃避风险，减少不可控因素。对于农村进城妇女而言，疫情危机下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减少对外交往与不必要的社会联系，这是保护自我安全最有效的方法，这在上述的访谈材料中已经得到体现。与此同时，疫情防控公共政策也是基于公共理性的选择，即最大可能地减少感染，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国家防疫政策的理性选择是呼吁群众少聚集，减少不必要的聚会，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规范被重构。首先，农村进城妇女社会交往的对象被重构，他们原来交往的对象有同事、相同爱好的朋友，现在这些交往对象逐渐被亲人之间的交往取代。其次，社会交往的形式被重构，由原来线下面对面的聚会、活动、晚餐等形式转变为线上的视频、语音等交流形式。最后，社会交往的内容被重构，原有的兴趣爱好较少得到体现，更多是体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个体与疫情防控的关系。个人理性的价值判断与国家规范内容的重叠效应下，社会防疫取得重大进展。

五、结论与建议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是在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下进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他们社会交往的身份隔阂，难以得到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加剧其社会交往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当进入非常态化状态后，农村进城妇女构建的双向交际圈会明显收缩，其社会交往呈现“只能跳广场舞”的现象，风险社会加剧了他们社会交往的脆弱性。这与罗伯特·D.帕特南发现美国民众“独自打保龄球”的现象类似。他认为，这是由于民众的社会资本在弱化。因此，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资本在逐渐弱化，其社會交往的深化发展受到限制呈现出韧性不足的问题，这导致其在向城市融入的过程中缺乏自信与缺少关系支持。一方面，他们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瓦解了其在农村社会中固化的血缘交往。另一方面，城市中因业缘、趣缘结成的新关系并不稳定，一旦外在因素介入，看似成型的交往圈子会出现裂痕，导致他们的社会交往走向“只能跳广场舞”的被动状态，成为融入城市发展的边缘群体。

同时，与罗伯特·D.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不同的是，“跳广场舞”是一种集体性活动，并非个体走向孤立的状态。“只能跳广场舞”从侧面反映了当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走向低谷后，他们也在积极建构自己的社会交往圈，寻找一种社会集体生活，凸显主体性与积极性。对于农村进城妇女而言，跳广场舞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培养其新的兴趣爱好，通过跳广场舞结交新的交往对象，增加其社会交往;二是过一种集体性的社会化生活，克服心理的孤单、寂寞与不信任;三是新建立的社会交往或许有助于其融入社会生活中，构成其城市融入的一部分。

为推动农村进城妇女进一步融入城市，提出如下建议：

1.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的作用，巩固社会信任。在调查中发现，农村进城妇女融入城市的难点在于缺乏归属感。除家庭外，妇女与城市缺乏实际联系。城市妇联组织不应该将服务群体局限于城市妇女，而应该将外来群体纳入其中。一方面，妇联组织可以通过信息登记、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的方式与农村进城妇女建立初步联系，了解其内在需求;另一方面，妇联组织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动员引导等方式激发他们的参与意识，通过举办茶话会、议事会的形式促进其交往，在不断交往中帮助他们建立社会信任。

2.丰富社区集体性活动，构建交际网络。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农村进城妇女所在的社区可以组织开展一系列的社会交往活动，如兴趣爱好活动、团建活动、娱乐比赛活动、妇女之家活动等，为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搭建平台。社区要吸引各个行业与职业的农村进城妇女加入，将他们的社会交往从一个行业扩展到多个行业，增加就业的机会。同时，社区可以举办一些教育技能培训活动，增加农村进城妇女的人力资本。通过上述渠道，增强他们抗拒风险的韧性。

3.完善社区管理，共建互惠规范。城市社区管理主要以城市群体为主，外来人员属于社区管理的边缘群体，而农村进城妇女更是无法参与其中，影响其融入城市的积极性。社区可以通过楼栋会、微信群、QQ群等将社区群众纳入“一体化”管理，同时在社区会议、社区选举过程中给予他们平等权利，激发农村进城妇女为社区服务的热情，形成“共遵社区秩序，共享社区福利”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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