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怡洁

封控之下，无处可逃

突然的疫情封控，打乱了梁欣的计划。

家住上海的梁欣今年50岁，在婚后曾遭到丈夫的多次家暴。数次报警之后，她和男方离了婚，并决定在今年4月底和女儿一起从原来的家里搬出去。然而，4月初开始的全城静默让梁欣毫无选择，只能被迫继续和前夫同居。

4月23日，前夫突然情绪大爆发，狠狠地朝梁欣砸东西，求生的本能让她和女儿赶紧逃出去。可是，封控中又能逃到哪里去？极度恐惧中，母女俩跑到了楼梯间里，但男方从家里跟着冲了出来，追着她们打。

“酒鬼在家里……他要杀了我！”当梁欣联系上反家暴志愿者小图和丁丁时，依然惊魂未定。这一场暴力致使她身上多处受伤，手指疑似骨折。

在疫情刚开始蔓延的2020年，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就曾在当年年度政策简报中说，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和严格的防疫政策，让性别暴力事件呈指数级增长，被迫困于家中的女性在求助时要面临更多阻碍。

如今疫情已经持续了三年，家庭暴力阴影之下的她们依然深陷泥淖。

无处可逃

被恐惧攫住的梁欣，打起精神选择主动求助。她的首要诉求，就是和施暴者分离，找到一个安全的环境。但在严格的防疫政策限制下，所有的途径都被堵死了。

4月23日晚，经小区所在居委会的同意，梁欣和女儿在小区物业办公室临时借住了一晚。她们希望，在第二个夜晚来临之前，能找到一个临时的栖身之地。

梁欣首先尝试在小区业主群里求助。有邻居代她报了警，希望警方介入，帮助这对母女转移住处。但不知是因为防疫还是其他原因，警方并未在第一时间回应。

之后，通过联系中介，梁欣和志愿者找到了小区内一间可以随时入住的空房间。但居委会说，疫情期间，即便是在同一小区，如果搬到另一栋楼也必须得到那栋楼所有居民的同意。这个尝试也失败了，就是有人拒绝了她们搬进来的请求。

梁欣想着投靠同在上海的母亲和姐姐，但同样还是失败了。申请被两方的居委会拒绝——仍然是出于防疫考量。

“梁欣母女当时的状态非常差。梁欣身上的伤还一直没能好好处理，加上所有的尝试都走不通，又不敢回家，心理防线已经崩溃。”志愿者小图向《中国慈善家》回忆。

何去何从？家已经变成了最危险的地方，但她们不得不回去，要不然连厕所都没法上。

开门迎接她们的，是一个仍然暴怒的男人。他一把抄起玻璃杯，朝梁欣砸了过去。

还好梁欣有心理准备，一晃过去躲开了。可是，还能躲几次？

在这期间，在线陪伴的志愿者小图一直在努力拨打区妇联办公室的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志愿者们又多次尝试拨打12338全国妇女维权热线，好不容易接通后，却发现对方也是一位临时顶上的志愿者。她向她们提供了一些可能帮上忙的机构的联系方式，除此以外也无能为力。“今天下午上班到现在，我接到过六通电话，其中四通都是家暴方面的求助。”这位志愿者说。

近些年，在妇联和民政部的指导下，上海各区依托街道救助站，在其中开辟了反家暴庇护所，专门为遭受家暴侵害无法回家的受害人提供临时的免费住所。志愿者几经周折联系上梁欣所在街道的救助站，对方却表示，因为疫情原因，很多外地人滞留上海，为了收留他们，原本给家暴受害者预留的庇护处也被征用，整个救助站已经住满了。

小图最终通过私人电话号码，联系上了一位妇联的工作人员。在妇联的协调下，警方终于上门了，梁欣也从居委会那里获得了一张出入证。她带着女儿住到了旁边一家酒店，每天500元的住宿费，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处理效率难以保障

整个上海封控期间，小图和丁丁处理了十几个类似的求助。

丁丁和小图一直关注性别暴力问题，她们告诉《中国慈善家》，很多受害者遭遇家暴之后，不太清楚该向谁求助、如何求助。而另一方面，针对疫情封控期间的家暴问题也缺乏一个具体的、明确有效的、易读易找的指引文件。

于是，4月初，小图和丁丁等志愿者和海上指南针志愿者团队合作，撰写了一份《上海封控期间家暴救助快速指南》。这份指南首先鼓励受害者主动求助，并写明他们可争取的诉求，同时整理了详细的求助步骤。

“受害者需要非常细化的操作指南。”丁丁说，根据她志愿工作的经验，必须详细地向求助人阐明本地居委会、街道、公安等方面扮演的角色，提供具体的求助流程，并附上精确到片区的可打通的维权电话和心理咨询热线，加上所有责任机关的合作与及时响应，才能够真正帮助到彷徨无助的家暴受害者。

对于家暴受害者来说，优先级最高的需求，莫过于安全保障和及时就医。封控中就医是个大问题，但并非不能解决，需要官方机构及时介入。

在疫情期间，公安、妇联等有关部门工作量十分庞杂，导致处理求助效率下降，各个环节都被拖长，甚至得不到响应。

4月26日，志愿者们接到陈女士室友的一通求助。疫情前，陈女士临时住在男友租的房子里，封控后她被迫留在那里。没想到在那期间，男友开始对她施暴，把她按在床上抽打、扇巴掌，陈女士被打到耳朵出血，身上有多处伤口和淤青。再加上疫情下自己的工作也出了些问题，陈女士出现了自杀倾向。

志愿者拨打了警方的电话，这一次，警方及时赶到了。在陈女士的要求下，警方开具了一份验伤单。

“比较奇怪的是，那张验伤单缺乏很多信息，比如指定去哪个医院没有写，也没有警方的公章。”丁丁告诉《中国慈善家》，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是陈女士不知道去哪里验伤可行;二是居委会不认这张单子，拒绝开具出入证。

志愿者只得尝试咨询当地妇联，再回过头求助警方，辗转几个回合，最终居委会才同意放人。平时，验伤这个环节不会花多长时间，但陈女士花了一天时间才完成这个程序。那一天，警方把陈女士送到了医院，她完成验伤后出来已是凌晨两点多，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步行半个多小时回家。

报警收集初步证据、保证受害人人身安全的情況是救急;而在后期的处理中，要考虑向法院申请开具人身安全保护令。通常，受害人需要自己准备好证据和材料，填写申请表，再到辖区法院递交——这在日常操作起来就不容易，会耗费受害者比较大的精力，而在疫情封控中的上海，这件事几乎不可能完成，因为求助者基本不可能线下去往法院，志愿者们也并未看到有开放线上申请保护令的渠道。

《中国慈善家》注意到，在2020年至2021年，深圳、重庆多个区的法院都已经开通了线上申请保护令的渠道。据媒体报道，重庆潼南法院从接受申请到审核、开具、送达保护令，花费不过两小时。

“责任机关的介入，能让维权者心理上有安全感，这很重要，”丁丁说，“家暴受害者有特定的需求，需要得到及时回应和有效保护。”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告诉《中国慈善家》，他和事务所曾因封控把所有的法律援助服务改至线上。封控办公室的热线求助，呼叫转移到值班律师的手机上。在线下行动受限的情况下，努力寻找提高线上工作效率的方法。

“封控中，援助的效率必然会大打折扣。多机构联动的机制也在疫情管控之下基本失效了，很难合作。如何不让它瘫痪，让相关的机构重视问题不放松，这是我们接下来必须要研究讨论的话题。”吕孝权说。

吕孝权建议，应该把反家庭暴力工作纳入地方政府在疫情管控期间的政策预案中。小图和丁丁也认为，这样的预案很有必要。“这一次上海的封控比较突然，或许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预案，但解封之后需要去做些事后的反思。比如，警方是不是能够有疫情期间家暴案处理的流程，以什么标准决定出警，可不可以把施暴者强制转移。比如妇联的12338，是不是可以了解附近有哪些救助站和庇护所是可以接收人的，等等。这个工作不应该是由受害者去做。这些收集信息和协调的部分，应该是有关部门能够提前准备的。”

6月，上海解封。梁欣和女儿终于可以离开酒店，第一时间住进了亲戚家。随着城市的复苏，烦恼似乎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未结束。在安全的住所得到落实之后，她还需要更多的保障，最终摆脱暴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梁欣为化名）58704D23-B9BD-4EFE-8967-19F81A15EE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