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青松

关键词：元好问 传论结合 随笔化写作

1949年以来，元好问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关于元好问生平中一些关节点问题尚有诸多疑点。也许正因为此，胡传志教授在2018年被推选为中国元好问学会第五任会长后，自认为“有责任为元好问研究贡献绵薄之力”，于是通过在《名作欣赏》开专栏、在其他刊物撰写相关研究文章的方式，为元好问研究提供新的助力，并于2021年结集出版了这部《元好问传论》。具体来看，这部著作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和价值较为明显，试分而述之。

“传”“论”结合：讲述与考论并重

按照作家生平经历，以时间为序架构全篇，是传记文学的常规书写策略;但如此架构的缺憾也较为明显，那就是对于作家的时代背景、生平经历介绍较多，对于相关的一些专门性“问题”难以展开。这部《元好问传论》采取上“传”下“论”的方式，上篇为“传”，从十八个方面为元好问构筑了一部生平传记;下篇为“论”，以十个专题对元好问诗学、词学、史学、医学中的一些相关问题加以考论。全书内容丰富，为读者呈现了一位立体饱满的元好问形象。

此前，关于元好问的传记著作，有朱东润完成于1987年的《元好问传》（1987年初版，201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郝树侯、杨国勇《元好问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刘明浩《腹心欤/寇仇欤——元好问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专以“论”的形式对元好问生平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论述的则有降大任《元遗山新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初版，三晋出版社2018年增订再版，更名为《元遗山论》）。但这些论著大多完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未能充分吸引學界近二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尤其无法利用近年来逐渐普及的电子文献和出土文献。另一方面，这些传论多立足于史学研究，偏重于对元好问在易代之际的个人出处尤其是名节方面的讨论。这些传记也大多篇幅较短，如朱东润《元好问传》仅十万字，对元好问生平中的一些细节问题都未充分考辨。近年来关于元好问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集中于《论诗三十首》、金亡前后的“丧乱诗”、题画诗以及词曲创作，总体上对元好问缺乏通观性的研究。

推陈出新，释疑考难，填补元好问研究中的空白地带，以通观的视野观照元好问的一生行实和文学历程，正是作者的用力之处。《称谓种种》是传记的第一篇，作者从元好问在文献中的不同称谓写起，相当于是元好问的“身份考辨”，不同称谓背后关联的是元好问的交游、出处、自我定位、历史评价等，是一个通常不会被学界关注的话题。新颖的话题，使这部传记有了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开端。类似的“身份考辨”还有《北魏身世》一篇。关于元好问的鲜卑后裔身份，一直是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以至于有学者总结出诸如元好问“继承鲜卑先贤的思想，颂扬大定明昌盛世;继承元结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人民的悲惨遭遇;继承鲜卑强健豪放的特点”等，作者对此颇不认同。作者通过元好问作品中的“北魏书写”，层层考论，认为元好问的确以自己为“魏帝儿孙”和远祖元结为荣，但这并未对元好问的生平和创作产生多大影响。作者认为，经过了近千年的民族融合，这些非汉族血统与文化都与汉族相融化，民族个性已经泯灭殆尽，“一般情况下，他们很少再亮明鲜卑族的族别。只要看一下他们的诗文集，就会发现，他们不但无意继承和弘扬鲜卑文化，反而表现出去鲜卑化的一致倾向”。作者在文末如此反问：“那些少数民族的后裔早已放弃本民族的姓氏、文化、血统，我们为什么还要恢复他们少数民族身份？元好问等人泉下有知，会接受吗？”可谓振聋发聩，启人深思。

“传”中有“论”固然是上篇的特色之一，但“传”仍然是写作的主线，也即作者非常注意每一个“问题”中的时间性，使篇与篇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除开篇的《称谓种种》类似于序言的全视角写作外，接下来的《北魏身世》《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姻亲贵戚》四篇，每一篇都似乎在探讨一个独立的问题，但每一个问题解决的都是元好问生平中的一个历史阶段。从家族身世到童年的学习经历，再到青年时期的成家立业，他的家世、父兄、师友、姻亲在他成长成名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对他文学创作题材和书写方式的影响，都是他生平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些有着时间逻辑的关联性问题。这四篇之后，《长安之行》《三乡诗思》《科举之路》《史院苦衷》《嵩山岁月》《军旅生活》《三为县令》《至暗时刻》《聊城新变》《冠氏行止》《家山情深》《晚年奔波》十二篇，以空间转换作为元好问生平研究的框架，领起了元好问从青年到晚年起伏奔波的一生行迹。在空间转换之中，“时间”仍是一条暗线，在不同的空间之间连通着元好问游历、隐居、科举、从军、仕履、遭遇国变、由阶下囚到获得自由从而走上“一代宗工”之路的恢宏壮阔的人生历程。最后一篇以《元氏子女》作结，既是对元好问晚年生活与身后事件的总结与回顾，也与前四篇中的家族师友形成主题上的呼应，可谓首尾圆合，完成了“传”的体式架构。

下篇“论”的部分，包括《“学诗自警”发微》《元好问诗中的复句》《元好问与论词绝句》《遗山词的隐性传播》《元好问的序跋文》《治病记佚文考》《元好问与金元医学》《元好问与〈金史〉》《元好问的书法遗迹》《元好问的跨民族交往》十篇论文，大多是作者近年来刊发于《民族文学研究》《晋阳学刊》《上海书评》等期刊的论文，有两篇是《名作欣赏》“元好问研究专栏”中不属于“传”类的内容。这些论文涉及元好问书法、史学、医学等方面的问题，还涉及元好问词的传播问题，可谓门类丰富。当下学术研究大多分疆而治、壁垒森严，这固然有助于集中攻其一端，但发展到一定阶段，路径容易越走越窄。新时期，新文科、交叉学科等方兴未艾，也从正面说明学术研究需要专门化，但也需要融会贯通。如何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元好问研究向纵深发展？作者对此做了积极尝试。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与元好问相关的出土文献和现存遗迹给予了较多关注。在《遗山词的隐性传播》一文中，作者对2012年11月山西忻州忻府区兰村乡南呼延村发现的元代古墓中元好问《临江仙》（今古北邙山下路）和“声寄元遗山《鹧鸪天》”二词中的相关问题加以考证，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纠正了文物工作者将“己卯”误为“乙卯”的错误，是以文学研究补益文物工作的典型范例。《元好问的书法遗迹》则关注到了元好问的现存十通书迹，其中有的为墨迹，有的为石刻。作者不但考证这些书迹的文物价值，而且以石本与纸本比勘，比对出了《摸鱼儿·楼桑村汉昭烈庙》词石本与通行本的多处不同，对元好问的研究具有文献价值。

总之，全著“传”“论”结合，传中有论，论中有考，各自独立又自成体系。每一篇都角度新颖，读来精彩纷呈，启人心智。

解疑释难：立足文本与文史结合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灵魂，而问题导向是创新的起点。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往往取决于有没有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前人遗留的问题或者说解决问题的程度。作者在该著后记中说：“这本小书相对单纯，几乎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只是为兴趣、为问题而作。”坚持问题导向、志在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该著最鲜明的特征。作者很善于在一般材料中發现有价值的话题，力求对一些看似已成定论的问题予以新的回答或从新视角进行探讨，正如作者所说：“在梳理生平、解读作品的同时，争取对有关问题，提出新的见解。”这就使这部著作产生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点。

以往元好问生平与创作研究中一直存在诸多“疑点”，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及赵永源《遗山乐府校注》等已做过不少考证，但仍有一些遗留问题或考证未当之处。《元好问传论》立足文本，结合元好问及其同时代人的文学作品，对元好问生平中的重要行迹与事件进行考述，清理了以往研究中的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诸多偏失。如《父兄渊源》一文，作者对元好问的两位父亲、两位兄长的身份、经历等进行了重新考证。元好问生父、养父的名字有元德明、元格、元泰等说法，哪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这也是以往研究中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的问题。作者通过层层考证，认为元格与元德明为同一人，郭元釪《新编全金诗增补中州集》中的说法较为可取。作者还通过古人“名”与“字”的关联来加以佐证。元格字德明，其名字寓含明德格物之义，出自《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新的佐证。元好问的养父是否就是元泰？作者对此存疑，但立足文本提出了新的思考，即在元好问现存作品中，金章宗年号“泰和”经常与“太和”混用。通过统计《中国基本古籍库》中的清刻本《续夷坚志》，发现其中“太和”14例，“泰和”7例;而统计弘治本《遗山先生集》，发现有“太和”4例，“泰和”65例。作者认为，这应该不是元好问作品的原貌，不足以反映元好问避讳的情况，但同时代的王若虚、刘祁无一例“太和”，赵秉文仅有一例“太和”，“元好问作品中混用泰和、太和的现象，有些反常，是不是他避其叔父元泰名讳的遗留？姑且存疑”。对于元好问的两位兄长，向来也有两种观点：一种以元好谦为长兄，元好古为次兄，依据是民国二十六年的抄件《元氏家谱》，降大任先生《元遗山新论》、狄宝心先生《元好问年谱新编》等书赞同此说;另一种以元好古为长兄，元好谦为次兄，出自翁方纲《元遗山先生年谱》所引《静乐旧钞遗山诗后世系略》，后来诸家年谱多从此说。作者赞成元好古为长兄之说，并举出了两点理由：一是元好问在《敏之兄墓铭》《敏之兄诗》中说到他们的母亲“望其立门户为甚切”，一般情况下这是对长子的期待，长子也应该有独立门户的责任;二是根据传统士大夫重视子女命名的用意，元好古（字敏之）的名字出自《论语·述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元好谦（字益之）的名字出自《周易》“人道恶盈而好谦”和《尚书》“满招损，谦受益”，元好问（字裕之）的名字出自《尚书·汤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三兄弟命名方式一致，其中既含有命名者的用心，也含有逻辑关联，因而作者据此推测：“按好古、好谦、好问这样顺序排列，更能体现出渐次推进的逻辑关系，因为好古是方向，好谦是态度，好问是方法。”针对此类难题，作者条分缕析，层层推进，结论谨慎而令人耳目一新。

对元好问生平经历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作者也做了切实有据的考证。如《长安之行》考证元好问青年时期为时八九个月的长安之行中，不但有“沉涵酒间”的“纨绮气”，而且或有与秦楼楚馆相关的放荡情怀，甚至有牵肠挂肚的佳人。作者的考证全部依据元好问的词作，并结合当时的社会风气与友人类似事件加以佐证，可谓言出有据。《至暗时刻》是考证元好问在遭遇国变时期，人生状态与文学创作发生改变与升华的重要篇章。国变时期的两大事件历来众说纷纭，一是元好问参与的为崔立撰功德碑文事件，二是围城中写信给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两件事都牵涉到元好问的名节问题。作者力求拨开重重迷雾，通过文本还原历史现场，对元好问在生命至暗时刻的言行进行合理推断。尤其是对郝经《遗山先生墓铭》中的“天兴初，入翰林，知制诰”和《寿元内翰》诗中元好问是否入翰林一事，以及《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的寄出时间、写作动机、无私性质等加以考辨，都有发人所未发之处。

从研究方法来看，在坚守文学本位的基础上，作者把文本细读与文史互证、文献考据、归纳统计等方法融会贯通，把感性认识与理性分析相结合，常常能给人出奇制胜的感觉。例如元好问诗的复句，清人赵翼早已提出，但重复的程度、重复的后果及原因等却不甚明晰。作者在全面检索元好问诗词的基础上，共辑得元好问诗复句56例，对复句类型及题材倾向做出分析，回答了元好问诗多复句的原因，并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又如元好问《感事》（舐痔归来位望尊）一诗，当代学者大多沿袭清人施国祁的看法，认为该诗是针对师安石诽谤赵秉文、杨云翼、雷源、李献能等人为“元氏党人”而发。作者先是结合《金史》《归潜志》《中州集》等有关师安石的记载，层层推导，认为该诗并非批评师安石之作。进而在作品细读中，通过文史互证，指出该诗应是针对李汾史院被逐之事，抽丝剥茧，令人印象深刻。又元好问《赠冯内翰二首》中有“扶路不妨驴失脚，守关犹觉虎憎人”两句，较为难懂。作者考证第一句“扶路不妨驴失脚”，钱锺书在《谈艺录》已指出源自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儿呼不苏驴失脚，犹恐醒来有新作”，但第二句“守关犹觉虎憎人”更为晦涩，前人未曾注解。作者敏锐指出该句应是使用医学掌故，并引用《黄帝内经》“粗守关”与《普济方》“白虎风”的相关记载，结合诗序中“时公方为髀股所苦”，指出冯璧应该患有类风湿关节炎，进而判断“守关”应指守住关节，“虎憎人”应指类风湿关节炎带来的关节疼痛。作者探赜索隐，使这个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迎刃而解，使人豁然开朗。

学术研究是与前人的对话，作者在研究中注重“旧话重提”，对一些老问题提出新的考证。如元好问有一“雅号”名“元大举”，仅有一见，即耶律楚才《和太原元大举韵》。耶律楚才为什么会称呼元好问为“元大举”？学界要么沿袭“大举疑误”的说法，要么避而不谈。对于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作者没有轻易放弃。《称谓种种》一文中，作者通过作品解读，引用《唐国史补》，修正了学人对于诗中“李唐明相”的误解，进而根据诗歌内容，推测该诗应作于天兴二年四月末元好问被执以后，联系天兴二年四月元好问作《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向耶律楚才推荐54位“天民之秀”，并结合《晋书》中“大举”有大肆举荐人才之義，推断耶律楚才之所以称元好问为“元大举”，极有可能是耶律楚才对元好问大力推荐“天民之秀”的有感而发。又如《史院苦衷》一文对元好问离开国史院的原因及其在国史院的生活进行探究。作者认为此前李峭仑《元好问史院告归原因之推断》陈义偏高，对元好问国史院工作日常注意较少，对他在国史院期间的诗词创作重视不够，于是旧话重提，继续探究。作者经过考证认为，元好问任国史院编修官一年后即辞职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国史院编修官是没有多少职权、极其边缘化的一介冷官;二是国史院是一个清水衙门，编修官的俸禄低微;三是国史院办公条件恶劣而工作事务繁杂，并且缺少和谐、愉快的工作氛围。这些考证全都立足文本，更为切近当时现实。

立足文本，释难辨疑，不回避“老问题”，力求发表新见解、提出新问题，正是这部著作亮点纷呈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些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提出问题需要眼光，解决问题则需要能力，这都考验着作者的学术积累、学术功力和学术智慧，当然更得有不避繁难、上下求索的学术耐心。

随笔化写作：学术普及与关注现实

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结合，是《元好问传论》的又一重要特色。在现有的科研体系下，古代文学的学术著作自有一套专门的学术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是学术写作规范的重要保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学院派文体”。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过于专门化、学术化也有其弊端，即学术圈内的自说自话，将学术圈外的广大读者拒之门外。可读性较差，某种意义上就限制了学术著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近年来屡有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如丁帆发表于《文学报》2021年5月30日的《把学术文章当作散文随笔来写，何尝不是对文学本身的尊敬？》一文，明确提出了学术文章的书写语体问题：“如果你不想让有趣的阅读淹没在大量注释之中，你就必须用自身的生活经验和人性价值观，形象生动地说出对作品的鲜活体验，从灵魂出窍的语言深处寻觅自己有温度的感受。”这应该也可以代表很多苦于读不懂学术文章的读者的心声。

《元好问传论》正是破除“学院派文体”，对学术研究成果进行随笔化写作的典范之作。这一方面与作者一贯的行文风格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名作欣赏》杂志“随笔化写作”的倡导有关。《元好问传论》的写作起意于《名作欣赏》的专栏约稿，全书28篇中有20篇即专栏文章;其余《治病记佚文考》《元好问与金元医学》《元好问与〈金史〉》《元好问的跨民族交往》几篇虽非专栏文章，但呈现出与专栏文章在语体风格上的一致性。这种行文风格使全书显得亲切可读，既适合专业人士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又适合一般读者轻松流畅地阅读。

应该说，对如何推动更多读者关心、关注元好问，扩大元好问研究的受众，作者做了积极的探索。我们能够看到作者为此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如该书序言，完全摒弃介绍传主生平、成就的寻常思路，而是以“假若没有元好问”为题，启人思考，层层推衍，极具吸引力。陶文鹏先生评价此序“题意新鲜，独具一格，文章有气势，有章法，论述中肯又挥洒自如，朝气蓬勃，又富文采，颇有说服力，使我对元好问青睐有加”。其他篇章中，作者将作品解读与历史、掌故等相结合，语言力求明白晓畅，在正文中经常以问句引出问题，进而探究问题、回答问题。这种提问不仅有助于启发读者思考，更有助于激发读者阅读、探索的兴趣。此外，作者还将一些流行“热词”“热语”引入文章，如写元好问汴京围城中约21个月的梦魇般的生活，作者引用了“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山，就是一座山”的时尚流行语，接着提出：“何况是时代的巨大灾难，毁灭了多少生命多少家庭？……死亡的阴云笼罩在上空，挥之不去。在纷至沓来的灾难世界，对很多人而言，能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这样的语言几乎很难说是在写学术文章，而更接近于饱含深情和文采飞扬的散文了。另如对崔立碑一事中王若虚、元好问、刘祁三人的角色分工问题，作者写道：“元好问、刘祁等人写碑文时，王若虚就在现场，充当组织者、领导者。元好问正当年，又是职务使然，不能不完成撰写功德碑这一公务，在刘祁有意敷衍的情况下，只好亲自执笔，甩锅刘祁。但有那么多人在场，只能转嫁一时，刘祁等人一旦说出真相，元好问必然难逃物议。刘祁最年轻，又是名士、太学生，最适合代表京城父老，无可奈何，‘隐忍保身为二亲计’，成了背锅者。”“甩锅”“背锅”等流行词的使用，消解了至暗时刻过分的压抑与沉闷，使读者轻松了解事件本来，并对熟悉的词汇莞尔而笑。作者基于学术研究又采用随笔化写作的方式，也为此后的作家研究和学术普及提供了范式。

随笔化写作与流行词汇和语句的使用，其实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关系的长期思考。学术研究从来不是象牙塔中的产物，而是需要基于广阔的社会现实，更要与当下的社会现实产生关联。据作者透露，《元好问与金元医学》写于2020年二三月间，当时疫情初起，武汉危急，各地感染数量日有新增，作者以忧世之心想到了金末汴京城中的那场大疫瘟，以及当时医学对于疾病的处置方式，于是停下关于元好问生平行迹的研究，搜集资料，对元好问与金元医学的关系加以考述。也正是由于这种拓宽视野的研究思路，作者获得了“意外之喜”，在阅读金元医学文献时发现了元好问的一篇佚文，也就是刊发在《晋阳学刊》2022年第4期的《元好问治病佚文记》，这篇佚文无疑极为珍贵。

作者自20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发表关于元好问研究的论文，30年来一直在金元文学研究领域躬耕不辍，出版了《金代文学研究》《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金代诗论辑存校注》等学术专著，为学界所重。2018年10月在江苏大学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元好问学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新起点，新期待：元好问研究展望》的演讲，此文后来被《名作欣赏》作为2018年第11期的头条文章发表出来。作者在文中对下一步的元好问研究提出了诸多期待，如希望元好问年谱、元好问诗文编年校注、元好问交游考等能够早日出版修订本，希望学界能够利用大量出版的清人文献影印本和电子资源编一部诸如《元好问资料汇编续集》类的文献专集，希望能有学者撰写类似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的《元好问评传》等。作者提出：“我们现在正处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观念更新、技术手段的进步远非前代所比，而我们的研究还停留传统的观念、传统的方法上。如果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假之以时，元好问研究一定大有可为。”《元好问传论》正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元好问研究的新收获、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