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晨婷（南京市第二医院）

一、引言

国家宏观政策环境如何影响中医药知识传承与创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以下简称名医工作室）的发展如何依托中医医疗机构何政策？如何传承创新中医药传统知识？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本研究的组织环境概念指国家宏观政策因素和中医医疗机构的措施因素。针对“名医工作室”的组织环境因素，研究“名医工作室”知识传承创新的绩效，深入探讨国家政策环境、医疗组织支持、团队文化氛围、传承分享意愿等因素是如何作用于知识传承创新绩效，以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组织环境因素影响名医工作室知识传承创新绩效的路径，为名医工作室知识传承创新绩效的提升提出相关策略。

二、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一）组织环境因素与知识传承

创新绩效

组织环境是具有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中各种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因素的总和，亦可从宏观与微观环境层面来划分组织环境。

具体到名医工作室的组织宏观环境包括国家政策的支持、社会的认可程度、科研资金的支持等；名医工作室的微观环境主要指工作环境，如医院领导的支持、医院政策的支持等。本研究将影响名医工作室的组织环境因素分为国家政策环境和医院政策环境两个维度，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国家政策环境与名医工作室知识传承创新绩效有相关性。

假设2：医院政策环境与名医工作室知识传承创新绩效有相关性。

（二）团队文化氛围和传承分享意愿的中介作用

Anderson&West[1]、Scott & Bruce[2]将团队文化氛围定义为一种环境感知、共享感知，是团队文化中难以言表和发掘的隐性部分，团队文化氛围的核心要素是团队成员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信任和共同价值目标，团队氛围与成员满意度和工作效率呈正相关影响，团队氛围越好，愈能激发团队成员自主奉献精神[3]。

传承分享意愿是“名医工作室”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医知识中有许多隐性知识特征，难以编码、难以表达、难以传播与共享，需要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倾囊相授，可见中医药知识传承分享意愿决定了知识转移、知识分享的效果和程度。Teece 最早提出知识转移的概念[4]，Hamel 认为，影响知识传递和知识接受能力的决定性因素是意愿，成功的知识转移应包括以下3 个因素：学习动机/意图、传递知识的意愿和能力、接受知识的意愿和能力[5]。Davenport &Prusak 认为，知识传递和吸收是构成知识转移的两个重要过程[6]，这两个过程都受到意愿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国家政策环境对团队文化氛围产生正影响。

假设4：国家政策环境对传承分享意愿产生正影响。

假设5：医院政策环境对团队文化氛围产生正影响。

假设6：医院政策环境对传承分享意愿产生正影响。

假设7：团队文化氛围对传承分享意愿产生正影响。

假设8：传承分享意愿对名医工作室知识传承创新绩效有显著正效用。

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名医工作室这一特殊情境，以国家政策环境、医院政策环境为自变量；团队文化氛围、传承分享意愿为中介变量；名医工作室知识传承创新绩效为因变量。

根据影响路径初步构建组织环境因素对名医工作室知识传承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组织环境因素对名医工作室知识传承创新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

三、实证研究

（一）量表设计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名老中医、国医大师、名医工作室相关负责人，提取所需测量变量及相关指标，设计问卷量表，最终确立了国家政策环境（GP）5 个测量题项，医院政策环境（HP）6 个测量题项，团队文化氛围（FW）6 个测量题项，传承分享意愿（CF）5 个测量题项，知识传承创新绩效（CX）5 个测量题项。总共27 个测量题项，形成了组织环境因素影响名医工作室知识传承创新绩效研究问题的测量量表。

问卷共分为两个部分，（1）一般资料部分，（2）主体问卷部分。

（二）样本收集

由于江浙沪地区相近、语言相通、文化相似；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管理水平相差不大，为研究影响因素控制提供了便利。所以本研究选取江浙沪地区的名医工作室为研究对象，采用邮寄问卷方式调查，共寄出500份问卷，回收问卷321 份，其中有效问卷301 份。问卷回收率为64．2%，满足邮寄问卷的回收率。问卷有效率为93．8%。样本量与题项数之比为11:1，满足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中样本量与题项数之比的要求。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信度采用Cronbach’sα系数分析，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6，表明整个问卷的分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度。

全部样本的KMO 值为0．940＞0．9，Bartlett 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5166．181，在P＜0．001 水平下显著，样本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三）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运用LISREL8．70 软件画出所建模型的结构方程路径，得到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2、3、5、7、8 均得到了支持，而假设1、4、6 未得到支持。

表1 概念模型直接路径系数参数估计

整体模型的拟合度指标中x2/d．f．（卡方/自由度）指标值为3．59，一般认为x2/d．f．（卡方/自由度）指标值在2～5 之间是可接受的。Steiger[7]认 为，RMSEA＜0．1 表示好的拟合；RMSEA＜0．05 表示非常好的拟合；RMSEA＜0．01 表示非常出色的拟合，这种情况几乎碰不到。RMSEA 的指标值为0．93，也是可以接受的。GFI、AGFI的指标值稍微低于0．9，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研究对象的局限性，选取的研究对象仅是江浙沪地区的名医工作室，量表是课题组自行编制的，后期将对调研所获的全国问卷数据进行处理研究。而其他拟合指标都达到各项取值标准，可以认为整个模型拟合度较好。

Bollen 提出潜在变量之间的影响系数和总影响系数可以用来估计每个因果路径的关系强度。表2 列出了影响名医工作室知识传承创新绩效的各因素所作用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

表2 潜变量之间的影响系数表（标准化结果）

四、结论和建议

（一）持续加强国家政策对名医工作室知识传承创新的实质性支持

从上述研究结果可知，由于中医药知识的隐性特征，使得中医知识在传承过程中产生黏滞性。

国家出台的名医工作室绩效都是从显性层面来衡量评估工作室的建设成果，不能深刻了解名医工作室政策对建立中医药隐性知识传承机制的重要性。

本研究注意到国家名医工作室政策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因此，国家在制定名医工作室政策时，需要考虑出台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措施，以增强名医知识分享的动力。从而充分保护名老中医药专家独有的优势学术资源，真正促进中医药知识传承创新，保障名医工作室可持续地不断发展。

（二）医院组织必须进一步细化名医工作室知识传承创新支持政策与措施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疗机构的政策环境对名医工作室绩效的影响大于国家政策效应，总效应达到0．60。医疗机构千万不能“重申报、轻建设”，必须进一步细化医院组织对名医工作室支持的具体政策与措施。

开放专家自主选择继承人的权利，实行专家与继承人双向选择更有利于知识传承。

此外，医院如能在国家拨款支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给予名医工作室资金保障和支持，完善名医工作室各项设备系统的建设，对工作室成员在学历、职称晋升中有具体的政策倾斜。

（三）名医工作室要积极营造培育知识传承与创新的团队文化氛围

研究结果发现，名医工作室团队文化氛围与知识传承转移意愿之间关系系数为0．98，是相关性最高的指标，可见良好的团队氛围为知识转移共享和创新以及两者间的交互提供了一个可信度高、依赖程度高的环境。

良好的团队文化氛围起一种中介作用，名医工作室团队中，名医和团队负责人应创造团队知识传承与创新的文化环境，形成制度化的环境，鼓励知识共享、知识交互；名医工作室应定期举办学术沙龙，加强团队内部成员的交流，创造知识共享的文化氛围，促进中医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传承和创新。

（四）制定提升名老中医知识传承分享意愿的激励措施和信任机制

研究发现，名医工作室的传承创新意愿对传承创新绩效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关系数达到0．88，这是由中医知识特定的传承模式决定的，传统的师徒相授模式有利于中医知识中隐性知识的传承与表达、学习和把握。对于老师来说有一定的风险，如果信任机制缺失，师傅传授知识的意愿和徒弟接受知识的意愿就会降低，只有保持长久的“关系型”心理契约的约束，才能更好地实现隐性知识的转移和共享。

因此，设计激励相容机制不仅能够促进中医药隐性知识的转移与共享，打破知识垄断机制，还能加强制度监督，从而显著提高名医工作室知识创新绩效[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