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少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局势转向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进入新的阶段。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日所需的革命干部而创设与发展了一系列学校。在延安新建立的摩托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汽车、装甲车等技术干部的学校，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该校的教员与学员大多成为之后八路军、解放军军工事业与技术兵种的骨干力量。

“摩托”是英文单词“motor”的音译，指发动机或内燃机。现代军事装备，无论汽车、坦克、飞机、舰艇等，都是以发动机技术为核心的，学习这些装备，摩托是必修的知识技能。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学习摩托技术对抗日战争的重要性。1937年5月5日，朱德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红军在新阶段的任务，包括提高军事技术与加强军事教育，他强调，“世界所有新式武器，在抗日准备期中，我们要学会使用。飞机、大炮是会有的，不要等待那时才学习。要训练摩托人才，输送一二千名摩托人才到红军中去。只有这样，才有把握提高新的军事技术，来战胜敌人。”

刘鼎是创办摩托学校的积极倡导者。刘鼎，原名阚思俊，中国共产党军工事业的主要创始人，四川南溪人，1902年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经朱德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格勒空军机械学校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中央特科工作，后在闽浙赣苏区从事军工生产，1936年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刘鼎认为，红军中缺乏新式装备方面的技术人员，如不及早培养，一旦装备到来可能将束手无策，没有能力接收，因此必须培养一批既掌握专业技术又能对装备进行管理的干部。由此刘鼎向中央提出办一个摩托学校的建议，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委派其负责组建并担任校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37年6月，摩托学校正式成立。学校设在延安东关飞机场，周围环境很好，西北边是清凉山，南边是延河、宝塔山。周恩来与朱德出席开学典礼并作了讲话，周恩来说，“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坦克和飞机，将来我们一定会有的，这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勉励大家要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学好本领。朱德说学校的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要求学员们要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艰苦学习，为了抗日、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同时也期望学员们学到一点技术后千万不能自满，须知知识技能是学无止境的;他指出摩托学校的任务就是为了迎接革命的胜利，建设我军机械化兵团、坦克部队和航空兵。

中共中央对摩托学校的建设非常重视，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很大支持。1937年5月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袁国平、彭德怀、任弼时等，“现军委开办一摩托学校，由步校选调学生廿名，务于本月12日由庆阳动身来延安。学生条件如下：一、政治坚定，党团员;二、年龄十八岁至卅岁;三、能看普通文件及会加减乘除;四、身体健康，有战斗知识或机械知识”。建校时彭德怀动员红军前敌指挥部一科作战参谋彭传清去摩托学校任教，对他说：“这是为将来我军机械化培养骨干力量，你去后要好好学习科学技术。”1937年秋，孙三等30多名在苏联学习坦克、炮兵技术的干部回到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关切地询问其学习和生活情况，给他们讲抗日形势、军队发展等问题。他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辆坦克，也没有大炮，但是有一批懂得技术的干部了。有人，就一定能把特种兵建立起来，坦克和大炮，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又说：“像你们这样的掌握了特种兵技术的干部，党还要培养很多哩！”之后，这批技术人员大部被调往摩托学校，担负特种兵课的教学工作。

摩托学校基本是白手起家，边筹建边教学。因为没有住房，学员们报到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挖自己住的窑洞。很多南方来的学员没有见过窑洞，就请陕北老乡做师傅，轮流换班，昼夜施工，人停工具不停，不到一个月就挖了近20孔窑洞，并且平整了操場，改善了学习、训练环境。

摩托学校的编制很精干，校长、大队长、管理员、司务长、通信员各1人，炊事员3人。学校最初设一个学员队，有40多人，彭传清任队长，队下设班，以后又由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调来一批学员组建第二队，到后来共有学员200多人。摩托学校的教员有20多人，都是从中央军委、中央党校、抗大以及延安的工厂中挑选出来具有专业知识和机械专长的干部，如从中央党校抽调出傅江任教育主任兼物理教员，从兵工厂调来沈丁祥负责总务和接待，中央军委也派出几个飞行员和文化程度高一些的司机。

摩托学校的教学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学员大多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较低，但他们学习积极性很高，教员组织其先学基础知识，学数学、物理、化学，还学初级英语。教材是由刘鼎和几位教员根据实际情况自己编写的，尽可能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专业课方面，教员主要讲授技术装备与发动机方面的知识，汽车讲得最多，同时也讲坦克、装甲车等。除学习技术知识外，学员还要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学习马列主义、军事、哲学等。

摩托学校教员在修汽车

更多的时间是上实践课，学习汽车维修与驾驶技术。摩托学校的汽车是中央军委拨给的，有三辆轿车，分别是一辆4缸“福特”轿车、一辆8缸“福特”轿车和一辆“斯蒂贝克”轿车，还有两辆苏联卡车;另有“道奇”牌、“雪佛兰”牌和“斯蒂贝克”牌载重车各一台，后又调来苏联“毛斯”牌载重车10台。学校拨出一台载重车，教员将发动机拆下来放在台架上，边拆卸边讲解;学员有一定基础后就自己动手，把车分解拆卸，了解各部分构造与工作原理，判断可能发生的故障及如何修理等，之后再把车组装起来。学习汽车驾驶技能是实践课的重点，不过由于车少人多与汽油缺乏等因素，学员的驾驶时长是有限的，每人每次仅能驾驶五至十分钟;车坏了就上修理课，修好了就接着驾驶。上级告诉学员，学会驾驶汽车，将来就会驾驶坦克;后来学员们也学习飞机的构造与飞行原理，讨论飞机为什么会飞上天。

摩托学校学习生活很紧张，学员们都非常刻苦，克服种种困难。最初没有教室，上课是露天进行，每个人都有一个马扎，坐着听讲和记笔记。学员们在学习中交流经验，研究革命战争中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白天的时候，窑头上、山沟里、机场边，学员们这里一堆、那里一伙，随手抓来石块、树枝、青草，摆画机件的形状，热烈地钻研探讨;夜里，他们围着煤油灯，将油印的教材放在膝盖上学习，所有窑洞的灯光都亮到夜静更深。

除教学外，摩托学校的汽车同时供中央领导人使用，其中一台“福特”轿车为专用车，领导人需要用车时都由刘鼎安排。学校同时担负延安与西安之间往来人员的接送任务，承担整个边区机动车的维修工作，并且还负责接待、管理与保养过往飞机，教员利用国民党与苏联的飞机到延安时，一边观摩一边讲解。另外，摩托学校还受中央组织部的委托，负责接待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科技人员，经初步了解与考察，再安排到能发挥其专长的工作岗位去。因此，摩托学校在延安小有名气。此外，当时在清凉山上还有陈康白和高士其，分别负责筹建自然科学研究院与做科普方面的工作，摩托学校与之联合建立延安自然辩证法学习研究小组，以此为中心发动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刘鼎是倡导者与领导者之一。

摩托学校开设了坦克课程，虽然没有坦克，但也要学会坦克战术。学员没有见过坦克，刘鼎和教员就画图，使其心里有个轮廓，知道坦克的性能、威力以及如何与步兵配合。掌握基本的战斗动作后，学员们在延安机场摆战斗队形，和抗大组织“步坦协同”联合战术演习。抗大学员跟着隆隆轰鸣的“坦克”冲锋，可是“哪里有坦克，哪里有装甲，是用仅有的五辆汽车代替，伴随着绿布的伪装，涂色的木炮”，然而“这没有履带的轮迹呵，却写下人民装甲建军的序曲”。同时，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取坦克来装备自己，摩托学校还研究出用集束手榴弹炸断履带缴获完好坦克的方法。

摩托学校毕业的学员，一部分经过选拔到新疆学习航空技术，一部分到总后勤部供给部下参与组建汽车队，还有少数人被分配到前方各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时任中央驻新疆代表的陈云与新疆督办盛世才达成协议，由新疆军队的航空队为八路军培训50名空地勤人员。12月，回到延安的陈云向中共中央报告挑选20余人前往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建议，得到中央批准。随后，陈云到抗大和摩托学校中物色人选。

挑选当天，刘鼎在摩托学校的教室里传达了中央关于选拔航空学员的指示。美国医生马海德负责体格检查，除量身高、称体重、查视力外，还要听心脏、测听力、检查平衡机能。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差，器械也落后，测验是用土方法。测听力时，马海德医生手里拿一块表，从左、右、前、后的不同位置，让学员指出表所在的方位;检查平衡机能，马海德让学员原地转圈，然后突然让其停止并立即回答正面的方向是什么;文化考试最简单，教员要大家写几个字，回答几个问题。

陈云亲自考察候选人员，在自己住的窑洞里与其谈话，让学员读一段报纸考察其文化程度和视力，用下棋的方法来测试其反应能力。一些人担心文化低学不好航空技术，陈云说：“党在困难时期办了这么多学校，目的就是培养你们，希望你们掌握现代化技术，任何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的。过去你们这些放牛娃、种田出身的人不会打仗，不会做政治工作，通过学习都会了，因此你们对学习航空技术要有信心。”他接着说，“在苏联，我问过一位空军飞机师，文化低的人能不能掌握航空技术？那位飞机师说，只要不是石头，就能学会。这话说得多好！你们这些同志都不是石头，只要肯钻研，是一定能够学好的”，“我们共产党人和别人不一样，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长征时我们不是凭着两条腿走到延安吗？现在，你们不是在学开摩托吗？将来一定会开飞机上天。你记着，不会的东西学会了，才是真本事。”

陈云在抗大与摩托学校一共挑选了18名学员，其中摩托学校有夏伯勋、黎明、刘子立、赵群、吴华若、云甫、陈玉峰、李奎等。陈云对大家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要搞好团结，遵守纪律，保持党的荣誉。”1938年1月8日，这批学员由延安动身，出发前，陈云把他们集中到中央组织部，再次勉励大家要刻苦学习航空技术，圆满完成学习任务。2月28日学员们抵达迪化（乌鲁木齐），与西路军总支队挑选出的25人先后进入新疆航空队，合编为飞行班和机械班。机械班于1939年冬毕业，飞行班于1942年4月毕业，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第一批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师。

1938年3月的一天，刘鼎在摩托学校召集全校大会，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汽车队的指示，宣布全校两个队的学员除6人调前方外，其余40多人都到汽车队工作，并具体指定了哪两个人到哪辆车。听到这个消息，学员们都很兴奋，说：“我们在摩托学校学了快一年，只开了8个小时汽车，到了汽车队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开车了”，“打了几年仗，一下子坐下来学习近一年，真把人憋坏了，这下可以开车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了。”第二天，刘秀发（刘镇）、彭传清、安东、余德成、孙春延、叶光华、杨子荣、程子旺、张金海等到汽车队报到。4月，林彬接替刘秀發到汽车队担任队长兼政治指导员。汽车队共有50多人，以摩托学校人员为主，队里有23辆汽车。

1938年9月，摩托学校停办，刘鼎被调到抗大任政治主任教员，并兼任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教员，摩托学校其余教员由中央组织部另行分配工作，教学设备和仪器等则交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使用。摩托学校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在培养技术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摩托学校毕业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为八路军、解放军建设技术兵种的骨干力量，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空军和装甲兵等方面的领导干部。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被授予或晋升为少将以上军衔的将军中，曾在摩托学校学习过的有林彬、赖春风、安东、何济林、张树芝、刘镇、夏伯勋等。

1938年1月，梁漱溟曾访问延安，他对抗大、摩托学校等的教育方式印象深刻，谓之“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虽然“其中卤莽灭裂，肤浅可笑者亦正不少”，但“这是大胆创造时，所不能免，不足深怪。并且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

（责任编辑 姚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