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苗苗

1961年，在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与电影工作者在香山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就高度重视发展电影事业。从1949年至1966年，新中国电影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不仅建立了完备的电影生产、发行放映和教育体系，而且确立了“人民电影”的服务对象、叙事构架、历史视角和美学范式，使电影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努力奋斗的有力武器”，形成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史称“‘十七年电影”。其间，周恩来充分发扬艺术民主精神、尊重艺术客观规律，始终关心关怀和热情支持电影事业，为17年间的电影发展把关定向，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领导建立新中国电影生产、发行放映和教育体系

为了建立人民的电影事业，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就做了许多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袁牧之、陈波儿、吴印咸等几位人民电影事业开创时期的电影工作者，都是经周恩来亲自谈话后，通过各种方法到延安去的。1938年春，周恩来派袁牧之到香港购买电影器材，买下一架16毫米摄影机和一些胶片。荷兰进步电影导演伊文思又赠送一架35毫米摄影机和3盒胶片给八路军。周恩来精心安排袁牧之和摄影师吴印咸将这些电影器材带往延安，并于1938年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拍摄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开创了人民电影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周恩来的部署下，延安电影团的主干力量进军东北，接收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满洲映画，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46年，周恩来派遣陈波儿去上海，秘密购买了一批包括1台35毫米摄影机、2万米电影胶片和灯光器材等在内的电影器材。为了确保器材顺利运抵延安，周恩来决定让电影工作者程默跟随他，乘坐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专机，押运这批来之不易的器材飞回延安。解放区依靠这些设备成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开始尝试拍摄第一部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平津战役胜利后，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依托延安电影制片厂的器材设备和人员技术力量，成立了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成为人民电影事业发展壮大的基础。

1962年，周恩来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时，与长影职工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文化部电影局，统筹管理全国电影事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电影局很快建立起了党统一领导下的一整套科学、系统、正规的、能适应人民电影事业发展规律的国营电影生产管理体制;创立了以国营电影制片厂为核心的电影管理模式，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为文化部电影局三大国营制片基地;制定出台了《电影业登记暂行办法》《国产影片输出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等新中国第一批电影法律法规和具体规章制度，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使管理全国电影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国营电影生产开始步入科学、正规、有效的运作和管理轨道。在迅速恢复和重建电影生产能力的同时，为了改进和加强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周恩来提议由周扬起草，报经中央批准在1951年4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电影工作的指示》，发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群众团体每年提供一部可用的电影剧本;在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对改进电影艺术创作提出意见建议，确立了“工农兵电影”为主流的“红色电影”创作方向。

1951年，文化部電影局制定了“电影工作五年计划”，提出建设“电影村”，把全国有关电影创作、制作、教育、科研、技术等部门都集中在8000亩土地上，并建设25座摄影棚及其他基础设施。针对这一规划，周恩来指出：“电影事业不能集中，不但不必要，而且不应该。……如果制片厂集中北京，就会脱离全中国广大的实际，不能带有地方性。集中思想是错误的，是新村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受好莱坞思想的影响。电影事业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除适当地发展现有的长春、北京、上海的厂外，将来各地的生活需要反映，要在各地设立些厂，如西南、西北也应建立厂，在五年计划内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电影事业不但不能太集中，而且需要适当地分散，分散设立，这也是需要的，只有各地设厂，才能做到‘百花齐放。”周恩来的讲话，及时纠正了这种脱离我国实际的、“大而全”的计划思想，明确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第一阶段建设的思路，为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电影事业发展的未来格局。

周恩来特别关心电影教育工作。1950年，在国家财政还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他指示在南京举办了1800余人的电影培训班，不久就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600多个放映单位。同年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电影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开办中央电影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电影人才。从此，我国电影高等教育开始自立于世界电影教育之林，电影教育体系日趋完备，新中国电影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1951年3月，新中国电影以“新片展览月”的方式呈现给全国人民，周恩来特地为此题词“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新华社发表了社论《人民电影事业的光辉成就》。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以工农兵为主要艺术形象走上银幕。影片中歌颂工农兵为民族、为人民解放而战斗、而英勇献身的光辉形象，吸引并感动了千百万观众，新中国人民电影初战告捷，中国电影迎来了难得的繁荣时期，为“十七年”电影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指引电影创作方向遵循党的艺术路线和方针

“十七年”电影的发展受到各种“左”的思潮严重影响，每当出现这种情况，周恩来都及时站出来，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健康发展而奔走发声。

1951年5月，“新片展览月”活动刚结束不久，全国就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及其后长达半年的文艺整风运动，给当时的电影及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带来较大负面影响。1951年，电影发展骤停、产量剧跌，除《南征北战》外几乎再没有一部影片投入生产。针对这种情况，1952年4月4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1次政务会议，讨论电影工作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电影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尚多，前途有望。电影对宣传政策、教育人民的作用很大，电影是文化部门首要的工作，今后应给予很大的注意”。谈到电影具体创作时，他明确指出，“电影是高度工业化的创作与生产相结合的，要看到人民的需求增长和发展，重视基础建设。……电影的创作与生产，关键又在于剧本的创作，在创作过程中，要以创作人员为主，按电影艺术特点来创作，如按专业部门的要求写剧本，就成了政治报告，怎么能成为艺术品呢？审查影片也要以宣传文化部门为主，专业部门可以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周恩来的讲话解答了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在艺术创作上的困惑，提振了电影创作和生产的信心，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电影发展的被动局面。在此基础上，1953年12月24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第199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使我国电影事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促进包括电影事业在内的我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1956年10月至11月，在周恩来的提议和指导下，文化部电影局召开了著名的“舍饭寺会议”。会上，各电影制片厂厂长重点讨论了贯彻“双百”方针，改革电影体制的问题。此后，各電影厂开始试行以导演为中心，自由组合、自由选题、自负盈亏的生产创作模式，在经历了数年相对沉寂期后，电影界重新活跃起来。1956年前后的电影产量赶上并超过了1950年的水平，艺术质量也有新的突破，出现了《祝福》《平原游击队》《上海姑娘》《女篮五号》等一批优秀影片。

电影《南征北战》海报

电影《祝福》海报

1958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在经济、文化领域组织一批重点项目向10年大庆献礼，电影献礼活动即是其中的一项。文化部对此极为重视，迅即部署开展了文艺放“卫星”活动，献礼片的创作生产也被纳入其中，并一度呈现“贪多图快、粗制滥造”的倾向。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这一情况并及时进行了纠正。1958年12月28日，周恩来召集宣传、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负责人开会，就各部门在“大跃进”中出现的偏差进行商议。在谈到国庆献礼影片时，周恩来强调“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不能搞得过分紧张。过分紧张，就会疲劳，疲劳之后就会泄劲，要一张一弛”。“国庆献礼的影片，实际上是10年经验的总结，要合乎时代的精神、思想、政策……不要搞得太多，要在可能条件下进行。”周恩来的讲话对电影系统来说，特别是正在热火朝天进行的献礼片的创作和生产，既是很大的鼓舞，也是有力的纠偏。电影主管部门迅速果断地对故事片的高指标进行大幅度压缩，根据各电影厂的实际生产情况，将年产量由110部调整为70至80部，比原计划降低40%左右，使各电影制片厂免去“高产”之忧，将主要的精力用于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正是在周恩来的倾力干预和悉心指导下，献礼片的创作生产回到正确轨道并得以顺利推进，终于在国庆10周年完成了

《老兵新传》《林则徐》《万水千山》《林家铺子》《五朵金花》等一批优秀影片。这批优秀影片无论从思想上、艺术上或是技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新中国电影事业进入第三次大发展，达到了50年代的最高峰。

此后，受反右倾和困难时期的影响，电影生产明显下降，创作人员也都背负着较重的思想负担，我国电影事业发展再次陷入低谷。1961年6月，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此即对文艺界影响深远的“新侨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大跃进”以来文艺和电影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研究了贯彻“双百”方针、改进工作、繁荣创作的具体措施。6月19日，周恩来亲临会场，并向两个会议的代表发表了重要讲话，即著名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贯彻和宣传了党的文艺和知识分子政策，批评了文艺工作中的“左”倾思想，倡导“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造成一种民主风气”，强调“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为此“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针对文艺创作中政治功能的教条主义要求，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标语口号不是文艺”。在讲到电影创作要遵循群众路线、考虑群众需要时，周恩来指出：“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农村、工厂宜于看什么片子，要不同对待，但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在“新侨会议”精神和周恩来讲话的指导鼓舞下，广大创作人员进一步解放思想轻装上阵，中国电影在1962年至1964年出现了创作小高潮，拍摄出了《甲午风云》《李双双》《冰山上的来客》《早春二月》《小兵张嘎》《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英雄儿女》《阿诗玛》《白求恩大夫》等一批优秀作品。此次电影发展高潮提高了影片的艺术质量，使之接近或达到当时世界电影的先进水平。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包括电影在内的整个文艺事业被全部否定。577AAEEE-DAB5-4125-9125-A2293E643943

1958年7月，周恩来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参观《林则徐》拍摄现场时，与摄影师黄绍芬（前排左一）、工人夏存芬（前排右一）合影

指导帮助具体影片的生产和创作实践

在“十七年”电影发展过程中，周恩来不仅注重营造良好宽松的大环境，尽量减轻政治运动和“左”倾文艺政策对电影创作的负面影响，确保电影创作和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轨道前进，而且对具体的电影生产和创作实践给予了耐心细致的指导和多方面的帮助。

周恩来给予关注和指导最多的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片的创作与生产。1959年，在听取了夏衍有关献礼片的创作计划汇报后，周恩来指出，革命历史题材占比较多，缺少反映少数民族的题材和比较轻松愉快的题材。电影局特地增加了《五朵金花》和《冰上姐妹》两部影片，丰富了献礼片的类型。在《林则徐》拍摄期间，周恩来对负责拍摄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袁文殊说：“我在广州看到了刚发现的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群众抗英的诗歌，表现很有气魄，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气概。对拍摄《林则徐》这部影片有很大参考价值。”后来，电影《林則徐》里群众抗英的场面和一些细节，就是从《三元里》这首史诗所提供的诗的形象，演化为电影艺术的形象。当听说《青春之歌》的主创人员因影片被批评“写了一群小资产阶级”，而背负较大思想和心理压力后，周恩来特地调看了影片，明确向谢芳等主创人员表示：“写小资产阶级怎样参加革命斗争，在斗争中成长为革命者，这很好嘛，当然可以写。我们许多人就是在革命斗争中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嘛！重要的是写出他们怎样成长，改造成革命者的！”他尤为欣赏片中林道静夜读场面，说：“我从来还没有看到过这么漂亮的特写镜头。”周恩来的肯定和鼓励，给了主创人员莫大的支持和信心，很快卸下包袱继续投入创作。在审看影片《万水千山》时，周恩来给予影片充分肯定，称赞这是第一部表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彩色故事片，在银幕上发展了原来话剧艺术上的成就，更真实更生动地表现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和过雪山草地时的艰苦情景，很令人感动，对观众有很大的教育激励作用。

1962年6月17日，周恩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视察。在观看了《甲午风云》的样片以后，周恩来建议：“电影音乐不要喧宾夺主，应该突出影片的人物形象和语言。”影片导演根据建议对影片的配乐进行了调整，使之更贴合剧情发展和突出人物形象。1963年初，周恩来在《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人员座谈会上，谈到春妮给指导员的信中一句话“你和我两小无猜”时，用商量的口吻问大家，“春妮是小学文化水平，‘两小无猜这个词太文气了，是不是可以改一改啊？”周恩来的意见既中肯又准确，修改后的台词更加符合人物实际，增强了影片人物的立体感和可信度。

在周恩来精心策划指导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排练、演出和拍成电影得以顺利完成。从1964年11月到1965年3月，周恩来在国务活动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依然经常到现场观看排练、拍摄情况，有时到第二天凌晨，发现重要问题及时指点解决，为指导创作完成这一大型歌舞剧和摄制工作，费尽了心血。他为全体创演人员讲党的历史，并和主创人员探讨，支持和肯定正确的、有创造性的意见，对不恰当处一一指点。如对表现大革命时期打出的旗子上的标语“工人万岁”，他告知那时写的是“劳工神圣”。1965年9月，周恩来在八一厂看完了编成的《东方红》影片，非常高兴，说这一下全国的观众都可以看到这部影片了。

电影《东方红》海报

“十七年”电影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树立时代精神风貌、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激发国家建设热情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十七年”电影发展过程中，周恩来始终以“文艺界的一个朋友”的身份，关心关注新中国电影事业，不仅对体制、布局、教育和创作方向等大政方针进行宏观指导，而且与电影工作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友谊，既有严格的要求，又给予亲切友好的支持、鼓励与帮助。周恩来关于文艺和电影的多次讲话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光辉，体现了周恩来对党的文艺政策的正确理解，更是周恩来对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巨大贡献。

（责任编辑 姜睿）577AAEEE-DAB5-4125-9125-A2293E64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