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爱华

摘 要：许多教师和研究者对魏征《谏太宗十思疏》都忽略了本疏最为核心的“雅”，少有提及“雅”在“疏”类文体中的深刻内涵，难以真正还原本疏的写作依托和表达主旨。因此，本文探寻文体特征、挖掘魏征“雅”之形成、明确唐太宗对“雅”之推崇，考查“雅”这一初唐的时代呼唤和驱动，加深对本文的理解，推动教学和研讨。

关键词：魏征 疏 雅 社会功能

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因其“文贞之雅道”（《旧唐书·魏征传》），历来好评如潮，“不使直笔，排奡雄厚，不尚单行，最合时墨”。（《古文笔法百篇》卷二）“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古文观止》卷七），被广泛选入包括苏教版、人教版在内的中学语文必修篇，引起了广大中学语文教师的极大共鸣，从优质课、精品课到公开课、交流课等多有涉及。但这些研讨和教学或在阅读上划重点，如陈鲁峰等《因声求气读中见旨〈谏太宗十思疏〉教学微镜头》;或在讽谏艺术上做文章，如韦鹏《教〈谏太宗十思疏〉学习其讽谏艺术》;或在文体溯源上查根据，如胡元德《“书”“疏”“上书”辨析》，不一而足，基本都把焦点放在了文本的“形”（艺术），但在“神”（雅）却着墨不多，特别对于文本“雅”之表现、魏征“雅”之形成、唐太宗“雅”之缘由等很少涉及，而这些内容又恰恰是本“疏”得以千古留名的根本，知道“其然”（讽谏艺术水平很高），忽略了“其之所以然”（为什么会这么高）。因此本文将从文体、特征、“雅”道、雅志等几方面来阐释其中的关联，以期能够为本文的教学提供更为宽阔的思路和知识铺垫。

一、文体溯源及特征

《谏太宗十思疏》中的 “疏”是一种文体，《说文解字》释：疏，通也。很早就是臣子向皇帝进言的一种行文，刘勰指出“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文心雕龙·奏启》）且明确给出了“疏”的文体要求：“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但需具备“儒雅”和“殊采”方为“可观”。曹丕提出的“奏议宜雅”，则直接把“雅”作为“奏”的文本根基，把“雅”作为“疏”的行文标准;陆机更为明显“奏平徹以闲雅”（《文赋》），可见“疏”的最主要标准之一就是要“雅”。

“雅”作为《诗经》的“六艺”之一，也是其内容的一种。《毛诗序》提出较早的解读和界定：“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南宋的朱熹作为儒学大家，在《毛诗序》的基础上，根据儒学的发展和自我的认识，对“雅”进一步作了说明和阐释，认为“雅”在周代（西周）形成，一般是宫廷的乐歌，其特征是“语和而庄，义宽而密”，一般都是著名儒学大家面对世事沧桑而作，特别是对社会现实的针砭，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社会人文内涵，对社会的呼吁和劝谏意义深远，所以能够成为后世的标杆，但“其忠厚侧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诗集传》）。而《谏太宗十恩疏》正是吻合了朱熹的阐释。

（一）其语和而庄

本文首先以“求木”“流远”作为开端，然后析出文义“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既是类比，也是起兴，更使赋陈顺理成章，非常符合传统臣子上奏皇帝的行文规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文心雕龙·事类》），并且把赋、比、兴融合运用，浑然一体。行云流水之间，巧妙表达出劝谏的意图“德不厚而思国之安”。其次列举“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通过“繁”“寡”“取”“守”等正反對比，形式对仗而言语平和，自然而然带出标的“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最后以“十思”来应对如何才能“积德义”，从而达到“智、勇、仁、信”共奋齐力、匡时济世的理想世界。语气平和自然，音节舒缓有度，叙事娓娓道来;但又句式整齐，前后一致。“总冒总收，有埋伏，有发挥，有线索，反正宕跌，不使直笔，排奡雄厚，不尚单行，最合时墨;以理论，忧盛明危，善始虑终，虽古大臣谟诰，不过如此”（《古文笔法百篇》卷二）。

（二）其义宽而密

清代吴楚材认为：“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道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得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古文观止》卷七），可谓一语中的。本文以“思”统领全文，围绕“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来全面展开。从常见之物的自然规律进行正反对比，并不“直抒胸臆”，看似道理简单，实则意义宽广，指出皇帝应该“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根据。“殷忧”常常“竭诚以待下”;但“得志”往往“纵情以傲物”，非常便于警醒唐太宗“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在轻重缓急之中，自然引出本文主旨“十思”，正反相对，繁简相成，看似日常芜杂，实则国之运道，“笔力遒劲，词采英毅……谙乎解数，则下笔自有分寸”（《而庵说唐诗》）。意象丰厚形象而不繁琐迭荡，比喻贴切生动而又涵义隽永，在喻体与本体的巧妙共生中，将讽谏的含义和盘托出，格局高远，境界阔达，可谓我国封建社会讽谏的“万世法程”。

二、魏征“雅”之形成

魏征的上疏能被唐太宗赏识认可，与其文之“雅”是分不开的。而“雅”如何才能形成？刘勰总结以后提出，要想形成“雅”，必需要以儒家传统为基础，能把儒家经典融会贯通，“镕式经诰，方轨儒门”（《文心雕龙·体性》）。魏征本人正符合此言，其出生于580年，隋末便以文学才能见知于世，《旧唐书》本传记载，“密每见宝藏之疏，未尝不称善，既闻徵所为，遽使召之”，可见当时魏征文学之能。同时魏征的父亲任北齐著作郎，自称“仆之先人，世传儒业”（《北史》卷五十六），其父对其进行正统的儒学教育，成年后即使出家为道士，也遍与天下大儒薛收、王通等人交往频繁，可见魏征确实是“轨儒门”，因而他就能够积极贯彻传统的儒家文学趣味取向，对“雅”非常赞赏，认为“‘楚辞’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隋书·经籍志》）他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指出“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并且指出其中典型代表人物，“（谢）灵运高致之奇，（颜）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朓）之丽藻、沈休文（约）之富溢”（《隋书·经籍志》），文风虽有不同，但“雅道”共一，因而“辞义可观”。而对于梁大同以来的“雅道沦缺”就斥之为“亡国之音”！可以看出，魏征对不符合儒家的文雅从不赞同，并对理想的“雅道”美誉有加，“雅道”既是魏征文学审美的基本主张，也是其一直努力的方向。

在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的基础上，魏征则把这一观点从时代和地域的角度进一步发扬，“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隋书·文学传论》）。如果能将两地的优点合并统一，就能达到传统儒家宣扬的“文质彬彬”，也就是孔子认为的最高境界“尽善尽美”。这段话常常被后人所津津乐道，被认为是注重“南北合流”初唐史学家文学思想的代表，顺应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1]从整体行文来看，本文已经巧妙地把二者结合起来。清代文学批评家孙梅认为：“郑公初以文笔为李密所知，亲为密草檄……体格清美，蔚乎徐、庾之上。其不以文士居，为勋业掩也。”而“清美”自唐以来便指代明显具有“雅”性的文学作品。[2]更为突出的是，文中多引用儒家传统《论语》《诗经》《尚书》等经典内容，如“德不厚而思国之治”“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典出《论语》）等等，也达到了“镕式经诰”。在历史典籍中文寻根蹈矩，把“雅”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出魏征已深得儒家传统之“雅”道，因而刘昫发出由衷的感慨“雅”有经国之才。

从目前《全唐文新编》和《全唐文补编》等现存资料看，魏征存“疏”21篇，基本都以“雅”为基点，属意经世致用，注重内容（谏议）与形式（典雅）的巧妙融合，假理想以师古，呈态度以切直，表行文以坦率，寓属意以时政，将文学的“雅”与时势紧密结合起来。在《论君子小人疏》中，魏征从人君的善恶来观照小人和君子的不同，指出“鉴貌在乎止水，鉴己在乎哲人……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弥远。为人君者可不务乎？”就是借用了《诗经·大雅·仰》中“其维哲人”和《诗经·大雅·常武》中的“赫赫明明”，直接用“雅”，在抑扬顿挫中显示自我优良的“雅”道和“雅”趣。在《十渐不克终疏》通过列举贞观初的励精图治对比如今的侍功傲业，将《诗经》传统的四言句层递推进，既有对照，也有分析，不见批评之语，却处处彰显讽谏之能，情动于中而意可平，清代林云铭由衷感叹“十三年五月，复有《十渐不克终》之疏，非魏公不敢为此言”（《古文析义》）。可见魏征对“道之以雅”运用得非常纯熟。

三、唐太宗“雅”之推崇

《贞观政要·任贤第三》曾记载了唐太宗对魏征谏议的高度赞赏，“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个中缘由，商爱玲认为 “以道事君”，周晓莉等认为有三：紧密围绕中心、巧妙运用外周、把握太宗心理。[3]此等说法多各持一端，重视魏征个人“疏”的理论和艺术，基本都没有认识到最为关键的问题：唐太宗对文学之“雅”的重视和推崇，“酒逢知己千杯少”（都对文雅重视并实施）可能也是他们互相欣赏并能执行的重要原因。唐太宗醉意于传统儒学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以贯之，当秦王时便招揽天下儒生，“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旧唐书》卷一九零），著名的就有包括魏征在内的秦府十八学士。登基后不断扩充官学，并将儒学作为官学的根本，同时大力擢升儒学之士，“贞观二年……立孔子庙堂于国学……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旧唐书》卷一八九）。既表现出对儒学的巨大鼓舞，也显示对“雅”的浓厚兴趣，“大唐太宗皇帝留心雅正，励精文教”（《通典》卷一四二）。

唐太宗对文学之“雅”的推崇不遗余力，登基后便明确“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帝京篇序》）。在强调文学政治功能的同时，给出文学之“雅”的趣味指向，那就是以陆机为标准“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陆机传论》），并以此称陆机为“百代文宗，一人而已”（朱熹的“雅”——“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与他在这里指出的基本雷同）。重视用传统的“雅”道来改变于时的浮藻之风，以期达到“上书论事，詞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贞观政要·文史》），“故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郑声之乱于雅者，并随违而矫正”（《颁示礼乐诏》）。而对于文不“雅”者，在晋升时也加以反驳，张昌龄、王公谨就因“文采浮华，擢之将诱后生而弊风俗”甚至“卒不能有立”（《新唐书·选举志》）;而杨师道虽然不是“十八学士”，但其“雅善篇什”之“道之以雅”，唐太宗非常喜欢，只要见到杨师道的文章，就一定会“吟讽嗟赏”。

在创作实践上，唐太宗则以“雅”为中心，在文学内容上极力求“雅”以服务于“裨政”。据《全唐文》《全唐文补编》《唐太宗全集校注》等记载，确认唐太宗本人亲作公文类32篇，其他议论文37篇。其在《崇文篇》认为“夫功成设乐……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因文而隆道……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研精六艺，端拱而知天下……飞英声，腾茂实，光于天下不朽者……此崇文之术也”，直接提出崇文的要义，“以儒为本”“ 研精六艺”，目的就是“飞英声，腾茂实”，教育后世皇帝“文”在国家治理、培养黎民、展示道君的重要作用，行文既骈又散，结合自然，观点明确，浑然一体[4]，完美诠释他所赞赏的“词深而雅，义博而显”。在《答魏徵手诏》中，唐太宗非常赞赏魏征的“道”之以雅，并且把此作为自己能够奋发向上的动力，“公之所谏，朕闻过矣……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对“雅”之推崇，透射出唐太宗在善于纳谏之中的那种“明雅志”的积极向上精神。[5]

四、“雅”之初唐时代呼唤与驱动

初唐初期，整个社会对儒、道、佛等各家学说并行不悖，实行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并把老子作为自己的先祖，同时也受到佛家的影响，但整体上看，还是注重儒家的经世致用，这里既有处于文化思潮的改变，更多的还是对自身江山社稷的思考。这一时期整体社会和文坛，都弥漫着南朝以来的绮丽藻绘风气，“亡国之音”虽然不是主流，但毕竟还是会对现实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就有必要从新恢复所谓的“三代同风”，既“明雅志”。

面对“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雅颂之风，犹绵连于季叶”的斯文扫地（卢照邻《驸马都尉乔君集序》）和“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香艳”之音（《隋书·李谔传》），魏征极力痛斥其为“浮艳之词”“雕虫小技”（《群书治要（序）》）。唐太宗也意识到前朝流传下来的“文体浮华，无益劝诫”（《贞观政要·文史》），便和时代文人志士努力改变，因此他认为为文要“皆节之于中和……释实求华……以明雅志”（《帝京篇序》），从帝王角度提出要恢复“雅”的传统，聆听“雅”的声音，明确“雅”的志向，从而确立他为文的指导思想——“文德绥海内”，提倡具备“雅”性的裨理文章，并且身体力行，“朕所好者，唯周孔之道”（《帝范崇·儒篇》）。吴兢就此认为唐太宗的“雅志”，可谓“良足可观。亘古而来，未之有也”（《贞观政要·原序》），可以看出唐太宗对于文“雅”在初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太宗对“雅”的追捧，自然就会引起学士的一意跟随。对非“雅”便积极反对，即使是唐太宗本人非“雅”，也免不了被直言相谏，如虞世南面对李世民的宫体诗并不客气，“圣作虽工，体制非雅……此文一行，恐致风靡”（《唐会要》卷六五）。虞世南以“雅”为高标，指出其存世的不妥与危害，固请唐太宗改变为文，既是呼应唐太宗的“雅”正号召，同时也是为文的自我规范，中心还是劝谏唐太宗要重视儒家经世致用的“雅”正传统。魏征则把缺失“雅”道作为“亡国之音”的理由：“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盖亦亡国之音乎”，从而成为反对“雅道沦缺”最坚决的分子之一，因而在他的文章中，就多以“雅”为“旨趣”，《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最为鲜明的当数李百药，他《北史·文苑传序》说道“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沾滞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只有到了“武平”时代，文人注重了藻思之美，才能看出“道之以雅”，在和谐的行文中，体现讽谏劝上的意味。作为传统儒学“根正苗红”的门徒，李百药从时代与文风发展的过程中来突出“雅”的作用，契中时弊，既不排斥文“形”，也能注意到文章的“神”（经世致用），这就比较全面客观地阐释了“雅”的实际作用。

五、结语

总体来看，《谏太宗十思疏》的“雅”，主要是以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为基础，强调社会教化与政治功能，正如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自我认为“上所以数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匡主和民”。本疏就是这一思想的传统贯穿，其中也包含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之为用”等济世理想。但与此同时也非常重视“雅”的文学内涵，赞叹“《楚辞》……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咸不能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疏”作为一种文体，“雅”是“道”最好的表现形式，在“文之为用，其大矣哉”认知中有机将“天文”“人文”“言文”结合起来，既带有诤臣匡扶社稷的不悔初心，又带有贤君从谏如流的裨政理想，蕴涵丰富的儒家温柔敦厚的治国、平天下的“雅志”指向，显示其厚重的历史纵深感和社会责任感。[6]因此，我们在进行本文研讨和教学的同时，如果以“雅”为中心来展开，以“雅”背后深沉的历史纵深感为依托，不但有利于学生对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更深认识，也能够从根本上认识本文得以千載流传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 阮中.初唐贞观君臣的文学观[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71-83.

[2] 王亚萍.论魏徵“体格清美”的骈文及其政本文学思想[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102-113.

[3] 周晓莉，蔡茂.魏征奏疏说服策略研究[J].秘书之友，2021（1）：22-24.

[4] 褚为强.唐太宗诗文研究[D].南宁：广西大学，2007.

[5] 陈顺智.论唐太宗的雅正文学观及其对贞观诗坛的影响[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71-77.

[6] 符懋濂.唐代明道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的比较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