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健华

（长治学院 法律与经济学系，山西 长治 046011）

引言

根据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路径和特征，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进入21 世纪后，我国的城乡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003 年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2012年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2017 年又提出城乡融合发展，2019 年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同时使用了这三个概念。党中央对城乡关系最重要论述上述变化实际是党中央对城乡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由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的动态演进过程。联系上，三个概念都强调城市与乡村的整体性、不可分割性，理念和目标都是一致的；在目标上，三者都强调通过城市与乡村共建共享，促进城乡资源自由流动和均衡配置，形成城乡良性互动、深度融合、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格局。区别上，城乡统筹发展基于统筹行为——政府的视角、城乡发展一体化基于目标任务视角，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途径视角，三者并不矛盾。[1]

现阶段，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已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城市病”和“农村病”并存，城市和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根据木桶原理，乡村的持续落后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造成极大阻碍。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建立“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是破解我国新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的重要选择。[2]

续 表

1 相关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城乡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融合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三者之间的理论逻辑、[3-5]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与实现路径、[6-9]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1-2]关于城乡融合水平的测度研究，宏观层面，大部分研究者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或基于截面数据，或基于面板数据采用横纵向拉开档次法、熵值法对全国总体城乡发展格局、分区域、分省份城乡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10-12]中观层面，周新秀、刘岩的城乡融合指标体系包括经济、社会、人口、空间、生态环境五方面，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对山东城乡融合水平进行计算。[13]

从以上文献回顾看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成果集中于国家、战略区域空间尺度上，对省域空间尺度上的分析不足，也未有统一的城乡融合指标体系。中国各地区发展差异大，其城乡关系也各不相同，政策转化和实施情况存在差异。因此，文章从城乡是生命共同体的本质内涵出发，构建了包括25 个具体指标的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8-2019 年的数据，采用熵值法对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2 城乡融合的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全面融合概念，包括城乡要素融合、产业融合、居民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等方面的内容。从长远目标看，其核心是实现“五化”：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城乡要素流动自由化、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均衡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化，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是生活质量等值化的核心内容。[1]文章依据城乡融合发展上述“五化”核心内涵并参考相关文献，依据全面性、科学性、准确性和数据可得性的原则，选取了25 个指标作为测度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的指标体系，如表1 所示。

表1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因素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严重不均。城乡公民权利平等首要表现应是收入分配上的权利平等化。长期以来，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相对于农村居民更多样化，各项财产权利更丰富，而农村居民的财产权利赋予和保障均不充分，因此选取X1 财产性收入占比的城乡比值来衡量城乡公民权利平等水平。城乡融合发展的经济层面本质是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的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以及产业之间的融合，选取X2-X10 这9 个指标代表城乡要素流动及产业融合水平。城乡生命共同体在公共资源配置均衡水平上的表现用X11-X13 这3 个指标来衡量。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差异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水平的重要内容，选取X14-X18 这5 个指标来衡量。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水平从收入、消费、人居环境三方面选取X19-X25 这7 个指标来衡量。

2.2 数据来源及数据预处理

文章所选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山西省统计年鉴和EPS 数据库，部分数据根据山西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来，选取了2008 -2019 十二年数据作为分析的数据基础。由于指标量纲不一致，并且指标属性不同，文章采用极差变换法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正向指标的值越大，则说明城乡融合发展的水平高，逆向指标的值越小，说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高，分别采用如下公式进行预处理。

2.3 方法的选取

对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问题，研究者们有多种测度方法，主要有三种测度方法：第一种是层次分析法，这类方法的缺陷是主观性较强，研究者本身的主观因素对测度结果的影响较大；第二类是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这类方法对原始变量信息保留并不全面； 第三类是熵值法，这类方法相比前两种方法克服了主观性较强和原始信息保留不全面的缺陷。因此文章研究采用熵值法对山西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指标权重的确定和融合水平的计算，之后分析影响山西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因素。

3 山西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

3.1 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的总体评价和一级指标分析

文章对山西省的 25 个指标的2008-2019 年的数据进行熵值法处理，得出了 25 个指标的权重，如表1 所示，进而可以得出山西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及5 个一级指标的 2008-2019 年的得分情况，如表2 所示。

表2 2008—2019 年山西城乡融合水平及一级指标得分情况

从表2 可以看出，经过十二年的发展，山西城乡融合综合水平2019 年得分是2008 年的1.7倍；城乡公民权利平等水平2019 年是2008 年的0.9 倍；要素流动及产业融合水平2019 年是2008年的1.8 倍；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均衡水平2019 年是2008 年的110 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水平2019 年是2008 年的1.1 倍；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水平2019 年是2008 年的1.7 倍。从整体上来看，这十二年间，山西交通信息网发展最快，而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及产业融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水平发展缓慢，城乡公民经济权利平等水平没有提高。

图1 为2008-2019 年山西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及5 个一级指标发展趋势图。从图1 可以看出，2011-2013 年山西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跨越性发展，2013-2015 年基本维持，2016 年稍有下降，2017 年有大幅提升。2013 年十八大上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2015 年中央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2017 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趋势图正好与中央的重大战略方针一致，说明所选指标反映城乡融合发展趋势是恰当的。从图1 看到，对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城乡要素流动及产业融合水平、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水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水平、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均衡水平、城乡公民权利平等水平。

图1 2008-2019 年山西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

3.2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一二级指标分析

3.2.1 城乡公民权利平等水平

公民的财产收入权利是公民权利平等的重要方面。根据图1 显示，2012 年之前，城乡公民财产收入权利差距较小，2013 年差距迅速扩大，之后差距缓慢扩大。

3.2.2 城乡要素流动及产业融合水平

城乡经济融合水平方面集中体现在资本、劳动、技术流动以及产业之间的融合水平上。如图2。

图2 2008-2019 年山西城乡之间要素流动水平

图2 显示，城乡要素流动及产业互动水平与城乡产业互动水平有较强的一致性，而且得分最高，表明城乡产业互动为城乡生产融合做了最重要贡献。城乡资本流动得分高于劳动和技术流动，特别是2016 年以后，受政府对乡村建设重视的影响，城乡资本流动水平提高很快，大量的城市资本进入了乡村。近几年劳动力流动水平降低很快，这一情况应有两个原因：一是乡村建设的有力推进。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7 年乡村振兴战略开始实施，山西省依据自身情况制定并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计划，乡村旧貌换新颜，乡村产业新业态的发展等极大吸引了更多年轻人返乡或留乡创业。二是户籍制度的制约。虽然城市的工作机会很吸引人，但受户籍制度制约进城的农民不能马上成为市民，给他们造成诸多不便，阻碍了农民进城的速度。

在城乡技术流动水平方面，2019 年比2008年有很大提高，但总体水平偏低。山西农村地区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智能化、集约化水平偏低，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产出水平均处于低水平状态，可见山西省在农业技术投入上远远不足。

3.2.3 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均衡水平

选取了交通网信息网和两个二级指标，如图3。

图3 2008-2019 年山西城乡融合公共资源配置均衡水平

图3 表明，山西的交通网建设密度稳步上升，信息网建设密度虽在2012-2014 年出现大的波动，但总体呈现为快速上升，信息网建设速度远远快于交通网，呈现出与公共资源配置均衡水平变化相一致的趋势。2008 年金融危机对山西的能源行业产生巨大冲击，2010 年底国务院批准设立山西省为国家能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山西全面开启蹚出一条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之路。经过3年多努力，2014 年全省转型综改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胜利，所以2012-2014 年的大波动是山西省转型发展造成的。整体上，交通网和信息网建设呈现出上升趋势，表明山西城乡生产要素流动渠道在改善，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载体在不断扩大，城乡联系更加紧密。

3.2.4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水平

结果包括五个二级指标，如图4。

图4 2008-2019 年山西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水平

图4 显示，受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水平在2010-2012 年间下降幅度很大，2012-2017 年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水平提高速度很快。其原因在于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导下，山西省落实中央的工作部署，将各种资源配置向农村倾斜，进行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建设，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有了很大改善，极大提高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水平。五个二级指标中，教育水平方面逐年稳步提高，城乡的教育资源差距缩小速度较快；医疗均等水平看到2009年达到一个高水平，2010 年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表明城乡医疗资源差距有所扩大，大量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镇；快速的交通网信息网建设促进了乡村文化发展，城乡文化服务、平均水平提高明显；公共服务水平2015 年到达低点，之后到2019 年有少量提高，但处于较低水平；社会保障在2012 年出现最低水平之后到2017 年提高很快，2018-2019 又有所下降。随着城乡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实施、以及公共资源配置的城乡均衡化，农村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文化交流机会，提高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但医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仍然是农村的明显短板。

3.2.5 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水平

包括三个二级指标，如图5。

图5 2008-2019 年山西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水平

图5 显示：城乡人居环境差距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水平具有一致性，在厕所革命的推动下，山西城乡人居环境差距从2008 到2015 年有了很大改善，但2016-2019 年出现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对农村卫生厕所的建设标准进行了优化，统计数据进行了修正。十二年间，收入差距的缩小贡献最大，因为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乡村的建设，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环境的改善。城乡消费差距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改善后，2018、2019 年又扩大了，原因在于2016 年正式成立山西综改区后，城市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了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3.3 城乡融合发展二三级指标分析

3.3.1 城乡公民财产性收入及相关三级指标

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由工资性收入、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财产性收入的比例说明居民利用自身财产权利和收益的大小，如图6。

图6 2008-2019 年年山西城乡公民财产性收入差距

图6 显示，在山西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方面，2013 年较2012 年有巨大差异。2012 年前，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比重高于城镇居民，之后城镇居民的高于农村居民的。原因在于山西2012 年前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居民受产业转型发展影响，财产性收入比例提高；农民的主要财产权利就是宅基地、房屋、农地、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但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分离的土地管理制度导致城乡土地市场的分割，城市土地可以入市交易，市民可以获得相应地财产收益。而农村集体土地还没有入市，农民无法获得相应地财产收益，再加上农村经济不景气，其财产性收入比例持续下降。山西城乡融合发展中，城乡公民权利平等水平有待提高。

3.3.2 城乡资本流动相关三级指标

城乡资本流动类指标包括城乡资本流动水平及其下属三级指标城乡固定资产投入比、财政支农比重和货物周转量，四个指标 2008-2019 年的变化趋势如图7。

图7 2008-2019 年山西城乡资本流动水平

图7 显示：货物周转量与财政支农比重匹配度较高，表明财政支农比重的提高促进了城乡货物的流动。2010 年之后，城乡固定资产投入（逆向指标已正向化）差异显著拉大，对城乡资本流动水平的提高产生了负面作用。具体来看，2008-2011 年，城乡固定资产投入差异拉大抵消掉大部分财政支农和货物周转对城乡资本流动的促进作用，2012-2016 年，城乡固定资产投入差异拉大的负面影响继续，而财政支农和货物周转发展缓慢，造成城乡资本流动水平没有提高甚至降低。2017-2019 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度高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度；货物周转量增加明显，表明农村与城市货物流动增长较为迅速。城乡资本融合在2018 年后进入较高水平的新阶段，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产品供求关系得到改善。

3.3.3 城乡劳动、技术流动及相关三级指标

劳动流动类指标包括人口出行频次一个三级指标，技术流动包括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一个三级指标，图2 已显示了这两个三级指标在2008-2019 年的融合变化。

图2 显示：人口出行频次在 2012 年以前水平一直上升，2012 之后逐年下降。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2014 年之前一直上升，2015 年有所下降，之后又有提高。2017 年之前人口出行频次水平高于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水平，之后两者关系出现逆转。2017 年之前，受金融危机和能源行业不景气的影响，人们工作的不稳定性增强，劳动流动频率在增加，17 年之后，山西的转型发展取得进展，经济朝着高质量发展迈进，创新的内在驱动力逐渐增强，同时互联网的发展减弱了劳动力流动性。

3.3.4 产业融合及相关三级指标

城乡产业融合类指标包括产业融合水平及其下属三级指标农业机械化普及程度、农业有效灌溉面积、人口城镇化率、二三产业对GDP 的贡献度。产业融合水平和四个指标 2008-2019 年的融合变化趋势如图8 。

图8 2008-2019 年山西城乡产业融合水平

图8 显示：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和人口城镇化率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农业机械普及程度2008-2015 一直增长，2015-2017 年下降，之后又有所提升。受2008 年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二三产业对GDP 贡献度大大低于2008 年，2009-2016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17 年后全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山西综合转型取得重大进展，二三产业对GDP 的贡献度显著提高。具体来看，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和人口城镇化率对城乡产业融合水平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农业机械普及率的高低对城乡产业融合水平影响显著，2015-2019年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和人口城镇化率对产业融合的影响最高，超过了另外两个指标。以上趋势变化表明山西农田水利设施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但整体农业现代化水平仍然不高，不稳定，城乡产业融合水平有所提高，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3.3.5 交通网和信息网及其相关三级指标

交通网类指标包括公路与铁路交通网密度，信息网类指标包括信息网二级指标及其下属的三级指标长途光缆线路密度和移动电话覆盖率。三个指标 2008-2019 年的融合变化趋势如图9。

图9 2008-2019 年山西城乡交通网信息网融合水平

图9 显示，公路与铁路交通网密度和移动电话覆盖率逐年增长。长途光缆线路密度水平和信息网水平变化趋势一致，除2013 年出现异常高水平发展之外，其他各年增速呈逐年递增态势。信息网水平主要受长途光缆线路密度水平的影响。以上分析表明山西交通网、信息网逐渐完善，信息网的建设速度快于交通网，城乡融合的硬件基础发展迅速。

3.3.6 城乡间教育、医疗、文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五方面指标

五个方面每方面包括一个三级指标，分别是普通高中师生比、卫生人员人均配比的城乡比值、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社保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五个三级指标 2008-2019 年的变化如图10、11。

图10 2008-2019 年山西城乡教育医疗融合水平

图10 显示，普通高中师生比逐年降低，12年间下降明显，表明教师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卫生人员人均配比的城乡比值2009-2010 年下降明显，2010-2019 年降低速度缓慢下来，总体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医疗水平差异较大。从比值上看，2009 年比值下降到1.5，其他年份均在2.6 以上，2010-2019 一直是上升的，即城镇卫生人员人均配比高于农村卫生人员人均配比，表明医疗资源配置和技术水平的城乡差距在不断拉大。

图11 显示，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样本期间一直上升，到2019 年以达到99.6%，表明城乡居民在获得电视节目服务方面是均等的；一般公共服务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社保就业支出在2013 年之后一直高于公共服务支出，政府保就业是很好的，但对一般公共服务重视程度不高，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不足。

图11 2008-2019 年山西城乡教育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融合水平

3.3.7 城乡收入、消费、人居环境及相关三级指标

收入类指标包括人均实际GDP、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消费水平类指标包括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比；人居环境类指标包括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单位面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二三级指标2008-2019 年的融合变化趋势如图12、13、14。

图12 2008-2019 年山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图12 显示，人均实际GDP 水平样本期间稳定较快提高，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逆向指标已正向化）对城乡收入差异影响较大，12 年间，城乡收入差异缩小成果显著。具体而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08-2012 是一个阶段，2013-2017 是一个阶段，2018-2019 是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在更高水平上的改善。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人口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更多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明显改善了城乡居民收入上的差距。

图13 显示，样本期间，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异波动较大，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差异逐年缩小，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异与居民消费差距变化较为一致。具体而言，十二年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均低于农村居民，除2012 年城乡差异较小之外，其他年度差距均较大，特别是2018-2019 差距拉大明显；样本期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所提高，与城镇居民的差距在缩小，但仍然低于城镇居民。2008-2012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在缩小，但2013-2019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却扩大了。

图13 2008-2019 年山西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

图14 显示，样本期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变化不大；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在2008-2017 一直增长，原因是受农村厕所革命推进的影响。2018、2019 年变化较大是因为对农村卫生厕所标准进行了优化，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引起。单位面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与城乡人居环境水平匹配度较高，表明污染治理投资是影响人居环境融合水平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在样本期间呈现上升趋势；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2008-2014 年间时高时低，2014-2019 年大幅降低，表明城镇人居环境质量恶化；单位面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强度在经历2008-2013 年的快速上升后，2014-2016 年下降明显，2017-2019 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表明环境污染的治理没有持续发力，治理行为存在短期性。

图14 2008-2019 年山西城乡人居环境水平

4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文章从公民权利、要素流动、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居民生活质量5 个维度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选用熵值法，通过时间序列对山西城乡融合发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得到了山西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及其与公民权利、要素流动、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居民生活之间的关系。为了推动山西城乡融合发展进入更高水平，实现城乡一体化，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

4.1 提高城乡公民权利平等水平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并充分保障农村居民各种合法权益。积极推进“三权”分置，盘活闲置宅基地，推动经营性集体建设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入市。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将土地增值收益向农民倾斜，加快推进城乡公民基本权益的平等化进程。

4.2 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

根据上文的分析，近几年城乡产业互动水平最高，资本流动次之，技术流动再次之，劳动力流动程度最低。在促进产业融合水平方面，要加强二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继续推进人口城镇化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要持续重视农业机械普及度的提高，加大对农户购置农用机械的支持力度；在促进资本流动方面，固定资产投入和财政支出向农村倾斜，缩小城乡资本流入的差异；在促进技术流动方面，增加财政支出中农业科技支出的比重；在促进劳动力流动方面，要疏通阻碍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的户籍和土地制度障碍。

4.3 促进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均衡化

在促进交通网和信息网方面，要提升城乡主要交通网络的规模等级与通达能力，加强农村区域光缆线路建设，带动资本流入农村，促进农村零售网络与城镇流通系统有效衔接。

4.4 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教育和卫生方面，要增加农村高质量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缩小城乡资源质量上的差距。鼓励优秀大学生下村镇基层，带动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可鼓励医师在城镇和农村间进行轮换，以提高农村的医疗水平。在文化方面，多渠道筹集专项文化活动基金，结合传统文化丰富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在一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继续维持社会保障支出稳定增长的同时增加财政支出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比例，要让农村公共服务一站式、便利化，让农村居民也能就地享受到与城镇相同的公共服务。

4.5 促进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化

缩小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距主要还在于乡村产业兴旺和生态环境治理。乡村产业发展一方面主要是农业发展，另一方面是第二三产业也要大力发展。

（1）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山西的基本省情是山地多，水资源非常缺乏，严重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因此要持续长期重视和加大农业机械化和农田建设的投入，鼓励城市地区的农业企业及生产型企业向乡村转移，带动乡村就业及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

（2）鼓励多方合作，一方面是农户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是农户与工商资本的合作。[7]通过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生态水平，既提高了农业生产要素投资收益率，还可以保护生态环境。通过合作组织提高农产品品牌知名度，既提高了农业生产要素投资收益率，还可以提升农业整体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生态环境治理可以在县域内城乡一体规划，将公园、湿地等部分生态产品逐渐向农村地区延伸，[14]推动生态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继续推进农村卫生厕所改造的同时，持续加大财政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污染治理投资上的强度，提高城乡生态环境的等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