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强国际传播效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背景下，“媒体外交”成为被广泛提及的热词，在学界和业界不同层面使用，在丰富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同时，也造成了概念的模糊和泛化。笔者在广泛阅读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传播工作实际，拟从托马斯 · 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研究视角，对“媒体外交”这个关键概念进行厘清，还原其经过不同范式冲刷，实现意义消隐和增殖的过程和实质。

作为理论视域的“范式”

“范式”理论是托马斯 · 库恩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认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1作为科学研究的地基，范式革命意味着认识论上的颠覆和新时期的到来。“范式”理论提出后，很快被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引入，如传播学界将“经验功能学派”、“批判学派”、“媒介环境学”并称为相并列的三大范式，以解决不同研究体系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从范式嬗变的角度剖析概念，就是将概念还原进因时代变迁和认识论转换所形成的不同范式层，探究其在时空“旅行”中的损耗与添加，揭示其“联系中的断裂”及演变至今的路径。

“媒体外交”的实践早已有之，但概念史并不久远。国际上的相关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关系、国际传播、网络外交、公共外交等领域，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探索，但未形成独立的学术领域，同时在概念使用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宽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