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昌平，王 洁，徐勤学

(1.桂林理工大学 a.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b.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水土流失是全球最严峻的环境问题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每年约有250～400亿吨地表土和1000万公顷的耕地因水土流失而被侵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4000亿美元[1-2]。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水土保持情况公报》，截至2011年末，全国(除港澳台地区)土壤侵蚀总面积294.91万平方公里，占普查范围总面积的31.12%[3]。虽然经过十余年的治理，到2019年底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仍然有271.0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除港澳台地区)的28.34%[4]。

水土流失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对粮食种植、生态安全、贫困治理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加强水土流失治理成为全球公认的一项长期战略和公共政策，是国际社会防治荒漠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5-6]。我国上古时期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即产生了“平治水土”的传说，历代有沟洫治水治田等水土保持思想，采用生物和耕作等水土保持措施。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水土保持法》《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纲要》等重要法律、文件和规划颁布实施，并纳入多项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更是强调将“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纳入其中。此后，这一表述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等政策文本中反复出现。

在水土流失治理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包括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耕作措施为主的治理技术[7]。政府和农户作为水土流失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学者们对其在水土保持中的行为规律及其影响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并认为前两类水土保持措施以政府为主体，后者以农户为主体[8]。农户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元，既是水土保持技术和措施的采用者，也是受益者。因此，农户的水土保持行为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也强调推进水土流失治理中要尊重农户的意愿，切实发挥农户的主体作用。但是目前大多数研究关注的重心是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采用意愿及其影响要素、作用机理，对公共政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关注不多。政策在以往水土保持技术的农户采用研究中是作为外部要素出现的，并未形成系统性、理论性的研究，只有少量学者从推广服务、政府补贴等维度探讨了公共政策对农户技术采用的促进作用[9-10]。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国际水土保持政策农户感知文献进行梳理，以期推动我国水土流失地区治理措施的研究。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Web of Knowledge(WOK)检索平台的核心合集为数据来源，包括SCI-EXPANDED、SSCI、A&HCI、CPCI-S、CPCI-SSH、ESCI。检索策略为：(1)通过初步检索发现，大量观点分散在水土保持技术的农户采用影响因素与机制研究文献中，因此将检索范围限定在后者。(2)采用主检索式：TS(主题)=(“water and soil conserv*” or “soil erosion”) and TS=(perception) and TS=(farmer or peasant)，在WOK平台中检索范围包括以下多个字段：题目(Title)、文摘(Abstracts)、作者关键词(Author Keywords)、扩展主题词(Keywords Plus))，时间跨度限制在1900—2020年，检索截止时间是2020年12月31日。(3)通过检索，共返回检索结果1171篇，去重和筛选后得到相关文献523篇，其中，期刊论文511篇，会议论文11篇，数据论文1篇，时间涉及1991—2020年。

1.2 研究工具和方法

在WOK平台导出文献题录数据后，采用HistCite和CiteSpace软件对题录数据进行处理和绘制图谱。HistCite能够分析文献的基本计量指标，利用不同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绘制引文编年图谱，展示农户对水土保持政策感知研究领域的历史轨迹、研究进展与研究现状。CiteSpace是一款查看文献计量图谱的软件，利用其聚类可视化功能对所选期刊进行聚类分析。分析步骤为：首先利用HistCite从时空分布、载文期刊、作者分布3个方面进行分析，在整体上进行概括，之后使用HistCite、Citespec绘制农户感知水土保护政策的引文网络图、引文关键词聚类图进行深入分析。

2 文献样本描述与分析

2.1 时空分布

文献的时间分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问题学术研究的理论发展阶段、发展速度和发展趋势[12]。如图1所示：1991—2004年文献数量总体上增长较为平缓。2005—2017年虽然发文数量波动变化，但总体上较上一时期明显上升。2018—2020年发文数量持续激增(鉴于本文检索截止时间为2020年底，考虑到发文的滞后性，故2020年未能反应全部文献情况)。

文献的空间分布可以展示研究力量的集聚程度和差异性，体现不同区域或机构的研究实力与相互关系[11]。按第一作者机构所在国家来划分，除32篇文献作者国别不明外，其他文献的第一作者来自89个国家或地区，说明水土保持政策农户感知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较为广泛关注。综合考虑发文数量(Recs)和本地数据库中全部共被引数量(TLCS)发现，无论是发文数量还是影响力，美国是第一集团，英国、新西兰、埃塞俄比亚为第二集团，中国、德国、澳大利亚为第三集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发文量虽然排第5，但TLCS在前7个国家中排名最低，反映了我国关于水土保持政策感知的文献质量和深度不足，影响力较弱，如表1所示。

表1 水土保持政策感知研究发文数量前7的国家

引数量，TGCS表示所有数据库全部共被引数量，下表同。

表2 水土保持政策感知研究发文前5的期刊分布

2.2 载文期刊分布

分析发现，共有194种期刊发表了此类研究，期刊分布在土地利用政策、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与治理等多个学科，体现了该领域学科交叉、渗透的特点。2.6%的期刊贡献了28%的发文数量，大量的期刊(122种)只发表了1篇相关文献，说明该领域期刊集聚程度较低。载文数量大于15篇的期刊(表2)中，土地使用政策、土地退化与开发、环境管理、可持续性领域的期刊得到了学者们重点关注。值得关注的是，Sustainability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献数量虽然较多，但并未受到学者的引用和借鉴，说明该期刊在水土保持政策农户感知领域的影响力有限。

2.3 核心作者确定及测评指标建构

测评结果说明，该研究领域内仅有4.1%的作者存在着综合学术能力、相互之间合作关系强的特点，其余作者的合作关系不强，大多从事独立研究，未来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应持续强化各学者之间的合作。

3 演化过程与研究结构分析

3.1 演化过程与阶段特征

为嗅探水土保持政策农户感知研究领域的演化脉络和重点内容，揭示该领域学术研究演化阶段，本文利用HistCite绘制引文编年图谱(图2)。图2显示了文献被引次数(LCS)排名前50的文献及相互关系。结合图1和图2及其他学者对该领域研究演化阶段的划分，本文基于水土保持政策农户感知的文献数量变化、研究方式、核心研究内容的演化，以1999、2004、2008和2014年为分界点，将其划分为5个研究阶段。

(1)初始阶段：1999年以前

在这一阶段，学者认为农户的环境问题认知受到教育程度、生产者组织成员资格和是否参与政府资助的农业项目等因素影响[13]。在干旱与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显示，农户对土壤侵蚀等环境问题威胁的感知是采用水土保持技术的原因之一，农户特征、土地特征、技术属性感知的差异性对农户的决策是否存在重要影响在不同案例地研究中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14]。学者在普遍贫困和缺乏适当支持政策的地方研究发现，人口压力本身是不能促进农户对土地采用可持续利用行为。农户追求生计与收益(盈利)的小农意识，使其表现出为寻求基本生存而产生“违背管理伦理”的行为，无法达到符合水土保持措施的技术效率和成本效益[15]。因此，在鼓励农户参与可持续土地利用的过程中，需要在保护资源的同时给予农户“更广泛的更有利可图”的政策激励和“较低技术要求”的保护措施[14,16]。也有学者认为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采用会遵循“理性”，依据自身的经验和知识选择“更少投入”和“更高收益”的技术[17]。水土保持政策研究在初始阶段即出现了分野，如图2纵向分区所示形成了3个具有明显区隔的聚类。其中，34文献倾向于采用综合因素分析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影响；以29、35为代表的文献则侧重于从经济收益角度开展研究；25文献则主要从农户对水土流失认知与风险感知、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理性”选择。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农户利益驱动决策选择，水土保持政策则以外部要素出现，农户依靠其自身特征和资源禀赋无法与政策执行产生良性互动，外部政策激励是推动水土保持举措有效落实的重要方式。

(2)形成阶段：2000—2004年

在这一阶段，对经济效益和生计的追求影响农户感知的研究得以进一步加强，农户基本生存状况的改善(如缓解缺水问题)和物质收益的奖励成为水土保持措施成功执行的重要基础[18]。不同人群对水土保持认知有差异性，在强加的“专家”解决方案中，农户有违背自己意愿参与水土保持活动的倾向，因此不能将对农户的教育建立在存在志同道合同质社区的假设基础之上，重视农户与专家在知识和认知上的差异、构建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有效性和效率的信念、加强农户之间的合作成为水土保持政策需要考虑的问题[19-21]。在对农户水土保持认知与风险识别的研究方面，更多地证据显示农户对水土流失风险因素及原因、制约性后果的认识也较为清晰，并能够理性选择各种低成本水土保持技术，但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22]。集约化土地利用需要人力物力的投资、缺乏外部援助措施、劳动力不足和肥料等物资短缺、知识缺乏等成为水土保持措施是否可持续的重要影响因素[23-25]。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对水土保持感知和风险认知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水土保持措施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因素，政策不再仅是吸引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措施的单一作用，而是促进耕作方式、增强认知与信念、团结农户和提供补贴等多种驱动因子的合力作用。

(3)发展阶段：2005—2008年

在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政策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聚类中，学者Knowler D在梳理了167个影响变量后发现，一旦对各种背景因素(如研究地点或方法)进行控制后，尚未有普遍变量能够对农户采用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只有社会资本对农户采用的潜在影响具有较强的普遍性，但尚需进一步验证[26]。虽然该文认为促进农户采取保护性农业需要根据各地特殊情况进行调整，但还是对该领域研究的政策含义和对策进行了梳理，并且对教育和技术援助、财政补贴、管制和税收、推广服务、社会资本投资等政策起到的作用进行了总结[26]。在经济因素分析中，不可能存在“一揽子方法”理解农户持续投资水土保持技术的影响因素范围[27]，土地特性、农户特征与时空位置等变量也被引进到这类研究中[28]，对水土保持技术的经济收益评估等也得以开展[29]。在影响农户采取水土保持政策的因素分析中，土壤退化风险感知的影响被验证，强调了教育和培训政策的重要性。埃塞俄比亚、印度等案例地的调查显示，农户对水土流失风险和水土保持重要性的认识程度较高，并具备一定的保护意识和知识，但对外部推荐的措施持消极态度[30-32]。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来源于农户与外部之间对技术采纳标准认知的分歧，农民以相互联系和整体的方式理解问题，政府以还原论方式制定政策[32-33]。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指明了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措施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政策制定与实施需要地方锚定和因地制宜，并且有学者对农户采取水土保持政策进行了综述，总结了各种政策效用，并指明了政策制定主体与农户之间的思维逻辑差异。

(4)成熟阶段：2009—2014年

在这一阶段，农户的认知变量(如信念、风险感知、价值伦理)被引入，并与社会经济变量组合分析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的影响因素[34]，风险感知、态度(动机)、主观规范、意向、管理伦理、时间和精力投入、兼容性和可观察性等因素被识别为重要影响因素[35-38]。对农户与政策制定者(顾问)关于土壤知识差异性的现象也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这种理解的差异性具备文化和语境[39]。这一阶段学者对农户采取水土保持政策提出了增加信息、信贷和市场获取，创造支持适应的有利环境，加强农民教育和推广服务，充分利用农民的各种愿望和动机、管理伦理等建议[40-41]。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在不断完善前期学者提出的对策建议基础上，引入了农户主观心理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对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进行探析，并将这些影响要素纳入到政策设计之中，指出了水土保持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更多考虑文化、语境、道德、认知、动机等“软因素”的影响。

(5)多元发展阶段：2015至今

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各类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的影响因素开始汇聚，越来越多的成果综合考虑各类影响因素在案例地的作用机制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学者们开始将影响因素从单一主体特征扩展到各主体间关系与互动活动中予以考虑，比如农户与推广服务中介的互动，农户间的互动关系等，社会资本(农户间关系、相邻农户合作等)、劳动分享、同侪效应等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在埃及等国案例地被验证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42-43]。土地与工具的产权也表现出正相关[43-44]。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政策、农户、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农户采纳水土保持政策的主要影响，在水土保持政策中农户不仅被视为政策实施的对象，更成为水土保持政策实施的重要伙伴。

3.2 研究结构分析

本文使用CiteSpace作为数据分析和聚类可视化软件，选择文献的共被引分析(Reference)进行关键词聚类，其中，ModularityQ表示聚类模块值，0～3意味着显著，Weighted Mean SilhouetteS表示聚类平均轮廓值，0～7认为是令人信服的。本研究得出，ModularityQ=0.95，Weighted Mean SilhouetteS=0.8687，认为聚类结构显著且聚类成员同质性较高(图3)。

#0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归为人类行为活动聚类)：农户对轮作方式和覆盖物种类选择方面的影响因素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中国北方干旱区农户对于轮作措施的选择主要受到家庭收入、田间坡度、对水土流失的认识、外部项目干预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农地与居民住所的距离没有起到显著影响[45]。而在北美和非洲案例地的研究经验则显示，轮作措施成本及带来的收益差异直接影响到采纳行为[46]；#1 South Africa、#4 Mediterranean landscape(归为地区聚类)：水土保持政策农户感知研究的案例地在全球分布较为普遍，但也呈现出一定的聚集性，其中西非以及地中海区域的案例地较为集中，如埃塞俄比亚、埃及、肯尼亚等地。通过深入研究该区域内农户的行为，利于解决目前西非及地中海区域内的水土流失困境。我国出现频率较多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该区域内的水资源较为稀缺，水土流失严重。#2 Tobit model(归为研究方法聚类)：Tobit定量研究方法使用较多，定性方面的研究较少。少部分学者使用非参数卡方检验解释变量关联，而另一些学者使用回归模型解释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Knowler和Bradshaw[26]认为Logit和Probit优于OLS，Anley等[28]认为Probit、Logit模型与Tobit相比，在预测技术用户的使用率方面更具相关性，该模型的额外优势还在于它揭示了使用技术或实践的可能性和强度，如果使用二进制变量作为因变量可能会发生信息丢失[36]。在数据采集的方法方面，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参与式农村评估等被广泛使用；#3 Climate-smart agriculture(归为农业经营模式聚类)：目前国外学者致力于研究农户对气候智能型农业的认知。气候智能型农业是一种有效管理农业等景观的综合性方式，它有利于解决加速变化的气候问题及粮食生产安全问题，旨在实现提高粮食生产、减少干旱病虫害、降低污染物排放等目的。传统农业、保护性农业、自然保育契约、农业最佳管理实践等研究中也包含有农业经营相关的内容；#5 Climate variability(归为自然环境因素聚类)：自然气候显著影响水土流失的变化，其中径流情况显著影响农户对水土保持政策的认知。非洲地区农户无法意识到径流的危害使得农户的采纳行为持续偏低。对西欧农户考察发现农户对径流危害认识度很高，且这种认识程度和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部分学者对英国农户考察指出，必须实时监控径流的危害以此评估当前水土保持政策的有效性，建议实时监测径流数据、向农户普及径流知识[47]；#6 Agricultural water pollution(归为人为影响因素聚类)：农业用水污染、粮食安全等是首要因素。农户采纳水土保持措施的前提是水土保持措施能否改善目前的用水安全，此外农户的不合理耕作行为及生产生活的不合理也加剧了农业用水的污染，二者之间相互耦合。

4 研究述评及展望

4.1 现有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水土保持政策感知研究在时间分布上近年来受到学者广泛关注，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集聚的现象，期刊分布较为集中，但核心作者群仍未形成，学术合作程度有待提高。通过该领域演化过程的分析发现，不同时期学者对农户采纳水土保持政策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农户的水土保持政策采纳行为研究的假设从最初的不具有管理伦理的“经济人”逐渐向具有一定管理伦理的“理性经济人”过渡，并最终演变为具有管理伦理的“社会人”特征。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对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经历了从生计与收益等经济因素(土地所有权、政策收益、政策风险成本、政策兼容性、政策时效性)向社会因素(家庭人口数、性别、文化程度、农地知识、农户管理伦理道德、政策的可操作性、政策自愿性)过渡，并将认知、文化等因素纳入其中。研究阶段特征演化上，农户由最初完全的追求短期生存，逐渐过渡到管理伦理兼顾生存，影响过渡的因素不仅取决于农户自身的脆弱性，一些非经济因素(风险成本、政策制定者和农户思维逻辑差异)也有重要作用。此外，经济因素(土地所有权的保障)影响着农户长期投资行为。另一方面，在影响因素分析中还经历了从土地生物特征、农户特征、技术特征等单一属性要素向农户间、农户与推广中介之间关系与互动要素转变的过程。同时政策从农户采纳行为的外部要素逐渐过渡到决策网络重要节点的位置。

结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构建水土保持政策农户感知研究的“个体特征—群体互动—政策特征”分析框架(图4)。个体特征包含农户特征、农户认知，群体互动则由经济行为、社会行为和文化环境三个部分构成，政策特征则包含政策类型、政策工具。在该分析框架中，水土保持政策通过农户感知促进农户对水土保持措施的采用决策，并在响应和反馈中不断修正政策内容与执行过程，达到循环累积不断促进水土保持技术的有效采用，实现政策效果。

4.2 对我国研究的启示

(1)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要重视政策受众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探索其行为特征、规律与决策要素。这对水土保持政策农户感知的研究具有基础理论与方法支撑的重要作用。(2)加强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尤其是打通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隔阂，避免分道行驶。建立贯穿水土流失防治治理全过程、各层次的研究体系，构建科学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合作体系，将水土流失系统动力学、水土保持工程技术、水土保持经济社会措施(公共政策)等统合到具体问题解决过程中。(3)加强水土保持研究科学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水土保持E-science环境构建。水土保持研究具有强烈的情境性，需要在地方层面进行锚定，但同时又是全球性问题，更需要宏观层面统筹。各地水土流失原因和影响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的因素各异，制定的公共政策应当有所区别，但各地在因地制宜的同时也应相互借鉴，因此建立一个贯穿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的科研数据基础设施平台将有利于系统研究水土流失治理。(4)加强农户认知、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在推动交叉学科研究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不同地方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影响要素，并将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视为农户与其他主体、社会/文化环境互动的动态过程，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5)加强政策工具组合与政策执行过程、绩效研究。文献梳理发现，农户倾向于选择混合型政策工具，例如财政补贴、税收与管制、推广服务等。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还伴随着贫困陷阱、劳动力资源匮乏、性别比例失衡等问题。(6)加强农户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农户作为治理微观主体，其行动逻辑和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之间的逻辑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农地知识、技术知识等信息有效地向农户阐述，消除其认知上的逻辑差异方面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