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旭 徐菊芬

摘要 乡村地区通过旅游发展重新激活了内生发展动力，乡村旅游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进行要素重构。以南京市江宁区苏家文创小镇、黄龙岘、观音殿、龙乡·双范4个乡村旅游村庄为例，对村庄不同的发展模式进行研究，探讨乡建背后的资本运作逻辑、乡村空间要素重构及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填补乡村地区的产业空白，扩大乡村内部的就业结构;资本通过市场化的生产方式为乡村带来新的造血功能，但资本介入后空间治理的权属问题较大。最后提出发展乡村旅游应持有开放性的视角看待资本下沉，要提高基层建设水平、改善治理方式、协调资本和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

关键词 乡村旅游;空间重构;治理主体;资本运营

中图分类号 F590.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2）10-0115-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2.10.026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Taking 4 Villages in Jiangning District， Nanjing as an Example

LONG Xu， XU Ju-fen

（Jinling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89）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odel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alliance has reactivated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through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and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to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l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patial production， this study selects four typical rural tourism spots： Sujia Cultural and Creative Town， Huanglongxian， Guanyin Temple， and Longxiang·Shuangfan in Jiangning District， Nanjing. Research on the capital operation logic behind rural construc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tial elements and the evolution of governance bodies after capital settled.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curr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capital sinking and government assistance. The government uses investment promotion to fill the industrial gaps in rural areas and expand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within the rural areas;capital brings to the rural areas through market-oriented production methods. With the new hematopoietic function， the value of rural land has doubled. The mode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has realized spatial capitalization， but the involvement of capital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wnership of the village aborigines have continued to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in spatial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believes that although rural tourism has entered a stage of stabilization， the ownership of space governance needs to be resolved at this stage.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requires further study and exploration to fundamentally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tourism;Spatial reconstruction;Governance body;Capital operation

基金項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0SJA2205）。9D549D40-8DAD-4CCB-A925-D5529C4E51E1

作者简介 龙旭（1999—），男，贵州遵义人，从事城乡规划专业研究。

收稿日期 2021-07-13

乡村旅游开发成为市场资本促进乡村振兴的主要手段之一，市场资本的“逐利性”开始促进乡村空间多要素进行重构。乡村空间治理主体由村民自主转变为“政府-资本-村委会-村民”多主体的模式，以外来企业为主的市场资本开始对乡村社会、土地功能、景观形态等要素转型升级，从而顺应市场化的发展。

江宁区乡村旅游经过“散点打造-以点穿线-组团式布局”3个阶段的打造，呈现出多主体的开发模式[1-2]。开发过程中，当地政府运用多种手段打造不同的乡村旅游类型，乡村开发呈现了以市场资本主导、政府主导、村民主导、国企资本主导等多主体现状。

1 不同开发模式背后的资本运营逻辑

乡村旅游背景下城市资本回流已然推动了乡村活力重生，农村人口的回流、资本下乡在新一轮的乡村振兴下已然培育出乡村的自主性[3]，乡村产业在这种新的“自下而上”的城镇化中随得飞速发展，第一产业的主导地位急剧下降，取之而来的是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尤其是“农业+旅游”的一三产业融合，在农村地区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乡村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空间重构的步伐也随之而来，不同地区通过相同的媒介因素，基础条件的提升，政策放宽、人才回流、旅游需求、扩大就业、资本下乡等动力结构的驱动[4]，正在促使乡村空间、经济、社会的重构。

1.1 市场资本驱动：苏家文创小镇

苏家小镇是长三角打造的第一个特色文创小镇。资本入驻前期，当地政府已经完成了30多户居民的搬迁工作，由政府引导搬到附近的“复建房”，同时保留了当地居民的农民身份[5]。解决了搬迁工作后，秣陵街道直接和乡伴公司签订了20年的租赁合同，在20年内拥有村庄整体的经营管理权限。苏家小镇的后期运营主要由乡伴公司旗下民宿集团原舍来运营，同时对外招商，引入一批个体经营户，直接与乡伴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有权对租赁房屋进行整体改造设计，对外开放运营。

由乡伴公司着手打造的苏家文创小镇，完美契合了“资本下乡”的经营运作模式，小镇内部通过公司自营、对外招商的资本手段进行乡村旅游的建设，打造出适宜当地的丰富业态，既适应了市场化的发展，也符合我国美丽乡村建设[6]。在这类由市场资本驱动下的乡村中，当地的经济状况、产业结构、空间要素也在发生质的变化：从原住民整体搬迁开始，村庄内部的社会空间达到了颠覆性的重构，原来的邻里关系被完全打破，后期入驻的企业家基本都是外来居民;在旅游市场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第三产业业态开始出现，当地的产业结构由一产主导变成了后期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原本的自然风貌通过资本手段的改造，形成了后期的“人工+自然”双重景观空间。

1.2 国资企业引导：龙乡·双范

龙乡·双范是江宁区旅游产业集团投入建设的精品民宿群。在建设过程中，国资主导先试先行，集团除了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服务项目经营，还通过引导民营企业、电商平台、创客队伍等主体，参与村庄的投资、建设和运营[7]。先后引进了大缘文化、莺舍等民宿餐饮品牌，国学馆、陶笛馆等特色文化体验项目，引入社会资本5 000万元左右，进一步丰富了龙乡·双范精品民宿村的旅游業态。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吸引统战、政协资源等下乡，打造了区级民主党派之家、政协商量书房等，在乡村振兴中注入“同心江宁”主题元素。

1.3 政府专项资金的独立运作：观音殿

2017年，秣陵街道在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计划政策下利用专项资金打造一个“新”的观音殿村。建设前期，街道通过对村庄整体的环境进行更新布置。村居外立面更新、屋顶翻修;改造污水管网、下水道等，先行营造外部人居环境和乡村自然风貌，同时与观音殿原住民签订为期10年的合约，租下了村庄的整体使用权。后期政府专门成立了相关的管理部门对观音殿的运营进行招商引资，致力于打造以非遗文化为主的文创产业平台以及特色文化品牌。先后引入星空宿泡泡屋、台湾薰衣草森林等企业。同时，政府致力于为当地原住民解决贫困、就业等问题，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平台，免收房租等相关费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就业困难。

1.4 政府前期投入到后期村民主导：黄龙岘

2012年，南京江宁美丽乡村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市江宁区江宁镇村镇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南京黄龙岘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管理黄龙岘的景区经营业务。公司成立后，主要负责对景区进行前期开发和后期维护，店铺的运营交由当地居民和部分外来经商者进行。

黄龙岘开发公司成立以来，与村集体的互动关系较为复杂，并没有像苏家小镇这类村庄那样直接交由外来资本运营管理，在建设方面不会与黄龙岘自治主体（村民）产生联系，而是通过子公司进行运营和后期维护等方面的对接[8]，这样既避免了未来在建设维护方面与当地村民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又保证了当地的村民和村委会在村庄运营过程中的自主权，得以维持村民的身份，在当地以第一主角进行业态植入。

2 多主体介入下的空间要素重构过程梳理

享利·列斐伏尔等[9]在空间生产理论中提出三元辩证法，空间三元辩证法即空间表征、空间实践、表征空间。空间表征即政治维度的体现，通过政府官员、规划师、银行家等资本决策者设计或策划的空间，重在主体的参与，空间实践即空间生产的实践者构建空间表征中所设想出来的物质空间，对社会的构建进行物质生产的过程，表征空间即物质空间，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方式，是不同主体在空间中生产出来的要素[10]。该研究基于空间三元辩证法，讨论乡村旅游空间的要素“再生产”过程，以往的传统空间秩序被打破，空间资本化趋势日趋明显。

2.1 资本介入发生空间秩序重组

传统的“三生空间”在旅游驱动下形成相互融合的复合型空间类型。一般情况下，传统的乡村空间主要分为3大类——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也就是“三生空间”。生活空间囊括了满足村民的居住用地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如医院、广场等;生产空间主要包含传统的农业生产用地、旅游产业用地和工业生产用地等;生态空间指村界内的自然环境，有林地、荒地、水域等生态环境用地。市场资本介入后，乡村经济和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传统的三生空间边界逐渐模糊，出现复合型空间[11]：①生产、生活复合型空间。工业生产向农村转移，电子商务的推动开始促进居民居住区内发展小型工业生产基地和以原有住宅衍生发展出来的旅游餐饮、民宿、购物等经营性用地。②生态、生产复合型空间。乡村旅游发展吸引大量游客进入乡村，自然观光、健康养生等生态经济的推动下生态空间和消费产品开始结合。③生活-生态-生产复合型空间。传统的一产主导逐渐被取代，一三产业融合发展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动力。9D549D40-8DAD-4CCB-A925-D5529C4E51E1

旅游发展为乡村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份机遇背后同样衍生出乡村空间要素的“再生产”趋势。2014年“三块地”改革后[12]，农村土地流转经营的权限更加自由，传统的农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开始转型升级，田野经济、生态经济的出现丰富了乡村土地的单一性功能，为乡村带来更丰厚的利润。此时，乡村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在涅槃过程中，资本介入后对乡村景观进行更新，环境质量整体提升。从村庄的角度来看，传统乡村是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教、族群等构成的乡土社会，在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中，法律制度的约束力弱于当地的地缘情节，乡村的社会文化使居民与居民之间有着归属感，邻里关系在乡村社会起到了标识符号的作用;市场资本介入后，大量外来人口入住村莊，传统乡村的封闭性被打破，城乡人员要素流动更加频繁，乡村异质性不断突出[13]，以往的邻里关系和熟人社会在市场资本入驻后遭到破坏，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的冲突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不断凸显出来。

2.2 多主体结盟共同缔造的“权利空间”

该研究4个典型村庄中，苏家文创小镇以市场资本推动形成乡村旅游发展，观音殿在政府行为主导下逐步引进外来资本发展乡村经济，黄龙岘以村民主导模式发展茶园经济，龙乡·双范在政府和国企联盟的基础上打造一批高端精品民宿。总的来说，乡村旅游的发展涉及“资本-政府-村民”多方主体的联盟。

乡村土地顺应市场化的发展，功能更加丰富。乡村旅游开发的前期阶段，政府在乡村内部进行道路拓宽、公服设施完善、建筑更新等一系列措施，对乡村发展打下基础，同时与当地居民协调，征收农民房屋与田地资源，并制定一系列补偿政策，通过赔付就近城镇的房产或一定补偿款，与村民进行物质交换。在前期疏通好村民搬迁与基础设施建设后，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外来市场资本入驻村庄，与市场资本共同参与旅游设施的建设，如酒店、民宿、停车场等。政府与资本合作，将大部分农用地转变为面向市场的农田体验区、田园综合体等类型，打造符合市场的田野经济，更加具备旅游吸引力。在这个时期，乡村空间改造的目标是发展乡村旅游，乡村中的空间实践按照政府和市场资本的实施意愿与措施来进行填补、重构[14]，村民的生活空间不只是生活空间，通过改造增加了特色民俗、农村餐饮、购物等商业用地，成为资本获取经济利益的生产空间。

市场驱动下的田野经济从对空间的重构扩散到了空间内各个要素间的重构。在村庄的治理结构方面，以往的村民主导形式正在逐渐溶解，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市场资本和政府。政府通过与市场资本的联姻，对乡村地区进行土地商品化、空间资本化的手段[15]，确实加强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村庄在开发前期的村民搬迁工程基本夺取了村民主导权，乡村治理主权在村民手中流失掉，市场资本-政府的结盟开始取代村民的地位。

2.3 多主体治理下的空间生产特征

政府和市场联姻下的空间生产为乡村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以往的城乡二元割裂状态在资本下乡背景下得到进一步缓解，城乡二元格局被打破，人口、经济等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更加频繁。在土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下，乡村土地流通性更强，大部分居住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功能更加丰富，餐饮、民宿、购物、娱乐等业态的植入使乡村土地效益成倍增长，一产主导的时代已经终结，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一三产业融合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推动了乡村经济活力重生;市场资本通过政府的引进，为乡村带来了高新人才和丰富业态，乡村进行了新的“骨髓移植”，市场资本对其“输血”再“造血”，使得乡村焕然一新。

政府、资本、村民之间开始争夺乡村的空间治理主权。市场资本的入驻为乡村引进更多外来居民，村庄居民在与政府和市场资本争夺治理权的过程中退出，传统的乡土社会和邻里关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本地居民和新村民之间的博弈;政府和资本的联姻模式巩固了两者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权，村民和村集体被挤出在外，除了保留有农民身份和部分农用地外，村民在乡村的角色逐渐黯淡，空间不正义现象愈来愈显著（图1）。

3 旅游驱动下乡村空间重构动力机制分析

乡村空间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旅游开发和乡村振兴的驱动下，其演进和发展的过程需要通过内部因素和外部动力来考虑，空间的发展内核系统和外援系统相互作用，协调促进动力机制的产生[16]。

3.1 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主要通过乡村本身的自给能力和自身改造情况展现。自给能力包括了土地功能、产业基础、自然资源禀赋、人才资源等要素。乡村自然环境往往优胜于城市地区，近年来城市居民越来越青睐生态观光，乡村在禀赋的生态环境中得以发展旅游产业;产业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村民作为村庄的主体，是村庄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土地资源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储备充足的土地资源用以旅游开发才能实现土地功能多元化以及丰富的业态植入;产业结构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得以转型升级，原本的小农经济不再适合现阶段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城与乡之间要素流动增加，促进城市产业向乡村地区转移扩散，乡村地区的产业升级正好符合这个契机，一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得以让乡村经济成倍增长，缩短城乡差距。

3.2 外界动力

乡村发展的外界动力主要体现在区域条件、政策引领、市场机制等方面[17]。区域条件是乡村发展的外部基础，公共交通、自驾等交通方式的发展促使城乡之间来往更加方便，尤其体现在城郊型乡村中。以江宁区乡村旅游点为例，这类村庄均属于城郊型乡村，从城市出发到达此地可供居民选择的交通方式种类较多，旅游发展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国家提出的一系列乡村发展政策也促进了政府和市场资本对乡村地区的重视。由政府出资对乡村的环境进行整体更新和后期维护，引入外来市场资本，吸引人群返乡创业、就业，增加乡村的就业岗位，扩大内需，这种特色的逆城市化现象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基层政府和市场资本的联姻模式对乡村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改造案例越来越多，城乡融合的趋势也在市场资本的动力机制中逐渐增强。9D549D40-8DAD-4CCB-A925-D5529C4E51E1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乡村旅游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进行要素重构。政府前期通过宅基地换房、拆迁补偿等措施解决当地原住民的居住问题后，对村庄内部进行空间要素的重构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打破了原来“三生空间”的隔离，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游客进入乡村，在乡村进行生态观光、休闲养生等娱乐活动，空间活力得以重生。

产业重塑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18]。由政府带来的市场资本下沉到乡村内部，市场资本又进一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一部分滞留在城市中的农民以及掌握高新技术的人才愿意返乡创业就业，本土农业产业融入二三产业，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乡村经营业态更加丰富，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进一步缩小了城乡差距。同时，以电子商务、乡村旅游为代表的产业类型催生了中国特色的逆城市化现象。

乡村在政府和资本的介入后空间治理的主导权权属问题较大。原本的乡村社会是由基层组织和村民自治的，政府和市场介入后，村民在政府的引领下搬迁到邻近的安置点，资本带来更多的外来人口和外部资源（物业、高新技术等）的进入乡村，传统的邻里关系被打破。加之村民原本的空间在资本的改造下已经实现了市场化，村庄的治理权开始从村民的手中流失，资本的治理与原住民的权柄上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4.2 未来研究展望

现阶段我国以生态观光、精品民宿为主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速度较快，乡村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土地经济效益成倍增加，乡村的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资本下乡引起的乡村治理主权的权属矛盾在资本家和原住民之间不断凸显，乡村的治理问题是一大难题，资本下乡对乡村的发展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应该持开放的态度看待空间资本化的趋势，市场资本对乡村经济和产业带来的利好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乡村土地越来越顺应资本化的发展，但是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该研究的基础上，未来学者在研究乡村层面的问题时，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与乡村治理效能优化。基层建设是乡村治理效能优化的保证，未来研究应关注如何提高基层建设水平、改善治理方式，提高村集体和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权。

（2）资本下乡后空间要素的重组问题。资本下乡本身就与传统的小农经济存在一定界限，资本的运作逻辑脱嵌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19]。未来研究应关注市场资本要素在乡村地区的重组与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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