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辰妍

摘要：本文在弗洛伊德人格三结构理论的照鉴下，分析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体现的孤独，结合分析三位主要人物形象，深入探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所导致的具有巨大心理距离的畸形爱情。为挖掘作品更多文化价值，理解时代下的社会孤独，思索当时的社会价值形态与道德意识提供借鉴。

关键词：霍乱时期的爱情;弗洛伊德;人物形象;人格三结构理论

一、《霍乱时期的爱情》简介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费尔米娜·达萨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纠葛，以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无法自医的爱情。阿里萨在费尔米娜与乌尔比诺结婚后，以爱情的名义为费尔米娜保守处子之身，用六百多次狂乱的情爱派遣分离的空虚与心里的孤独，垂暮之年终于消弭隔阂，获得自我放逐但永不分离的爱情;乌尔比诺医生能医治霍乱，却医不清自己的爱情，踟蹰于是选择与费尔米娜平淡且缺少情感基础的婚姻，还是与林奇小姐羞涩而大胆的爱;费尔米娜的爱情是孤独的，她与医生的婚姻是靠责任搭建的，爱的成分微少，早年医生给她充足的物质享受，晚年她向医生提供起居帮助。

如同马尔克斯的另一部作品《百年孤独》中，家族无法摆脱孤独的命运，这部作品则是对爱情孤独的详细刻画。霍乱可医，但爱情难医，时代导致的畸形爱情又加深了人们的社会孤独感。最后，作为唯一存在的孤独，只有在为爱而死时才能获得消解。

二、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在弗洛伊德“人格三结构”理论中，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大系统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人格的整体。若三者能够协调与平衡，则人格将呈现一种健康和谐的状态;若三者产生冲突而失调，则人格失常，易产生心理疾病。

本我即本能的我，位于人格结构最底层，满足“唯乐原则”和“唯超乐原则”，由人先天的本能、冲动、欲望和生理需求等组成，弗洛伊德称其为力比多。本我是非理性的潜意识，不懂善恶与道德，不管外界的冲突与社会的约束，仅仅追求快乐与满足。

自我即面对现实的我，位于人格结构中层，满足“唯实原则”。若本我与超我处在天平两端，那么自我就是平衡天平的砝码，调节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和冲突。自我是有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以合理、安全、实际的方式满足个体需求。

超我即道德化的我，位于人格结构最高层，满足“至善原则”，以自我理想与良心为尺度，受到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超我避免因本我的冲动而导致的错误行为，对自我进行引导和监控以追求至善境界。[1]

弗洛伊德在《逃避自由》中讲道：“即使一个人拥有群体生活，他仍然感到孤独。”[2]总的来说，孤独是人性内在因素。以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三位主要角色的人格系统加以分析，可以看到三人身上长期弥漫且相互造成的孤独感。在体味到爱情的孤独后，人格更是出现不同程度的矛盾爆发，不断在平衡与冲突中转换与变化。

三、阿里萨：痴痴空守与滥情背后的孤独

遇到费尔米娜前，阿里萨在邮局勤勤恳恳地工作，掌握了最新电报系统，能吟诗也能奏乐，社交圈里的小姐们都要靠抽签去决定谁能和他跳上一支舞，他的三重人格处于平衡状态。然而在费尔米娜家的惊鸿一瞥，调动起了他对爱的本能渴望与憧憬，本我开始源源不绝地发挥作用，而追求费尔米娜就是满足本我的“唯乐原则”的效益因素，它开始支配阿里萨的所有行动。本我是根本不顾与外界的冲突与实际的，显然，阿里萨在本我的支配下忽视了两人社会地位的差距，也不管其他可能干扰他与费尔米娜产生爱情的外界因素。在这段关系中，本我起着关键性作用，一切都遵循他先天的对爱的本能。

费尔米娜嫁给乌尔比诺医生后，阿里萨的爱情被外界因素约束了，他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冲突达到了最高潮，矛盾爆发得十分剧烈。本我不会理会外界的约束，它以强烈的非理性能量疯狂地寻找发泄的出口。弗洛伊德认为，人在受到挫折和痛苦后，人格为保持连续性与规律性，会采取三种方法去顺应和克服心理障碍。一是求同，即在自己的人格系统中归入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本质特征;二是移置，是将因一个对象而引发的本我的能量，在另一个对象上实现换置与转移;三是升华，用较高的个人目标替换原本的对象，升华才有达成的机会。阿里萨选择了移置，将他对费尔米娜的情感转移到众多女人身上。但是这样的情欲之欢无法满足他内心更高层次的情感需求，心灵没有获得感与充实感。在最安静的时刻，与费尔米娜相处的回忆总是最喧嚣;在喧嚣的狂欢中，孤独、荒芜与寂寞却包围着心灵的孤岛。

与此同时，阿里萨的本我与超我也在各自行动着。超我具有“良心”和“自我理想”，坚持“至善原则”。超我让阿里萨在半个世纪中坚持着对费尔米娜的爱，使这段感情符合至善至美的原则。但是事实上，费尔米娜从来没有爱过他，就算在两人热烈的互换情书的时候，费尔米娜爱的也只不过是自己。费尔米娜最后的接受，更多是转移乌尔比诺医生去世后内心深处的孤独，减少生命中所剩无几的时光里的寂寞，再加上对年少纯情的珍惜与怀念，也有阿里萨终于能与她门当户对的原因，但始终不是爱情。两个人的心始终是有距离感的，孤独感始终盘踞在他们心里。

自我的作用让他在现实生活中选择隐秘地展开一段段情爱，不至于被戴上“风流者”的名號。此外自我的现实意义也催促着阿里萨不断积累社会财富，提升社会地位。最后在他的游船上挂上象征霍乱的黄旗，就是自我为了规避社会的伤害和伦理的指责而做出的选择，这也无疑让他疏远并脱离了社会，成为个人的孤岛。

精神与肉体的割裂、个人愿望与社会约束的矛盾、过去与现实的差距、成长中的不断失败与失去，还有战争与霍乱的影响，阿里萨始终是孤独的。他对费尔米娜的情感是孤独的根源之一，却也成了他的孤独感的寄托，可见在这样的矛盾中，孤独永存。

四、乌尔比诺：众人敬仰与爱自己中的孤独

乌尔比诺医生的超我，认真贯彻“自我理想”的尺度，推动他走向“至善原则”，用较高尚的行动按照社会伦理规范和价值标准要求自己，追求完美，他“门第显赫、家财万贯、在欧洲受过教育而且在同龄人中声誉非比寻常”[3]。乌尔比诺医生对社会事务有着极高的革新意识，他优化家乡的医疗系统、公共卫生、净化水质、控制霍乱，为他落后的家乡带去文明与进步，他也“赢得了全省无人能及的尊敬和名望”[4]。弗洛伊德认为，社会财富与地位是现代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代价就是个人的无限孤独。显然，乌尔比诺医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受人敬仰却逃不开孤独。

本我有着能量发泄的使命，自我和超我需要进行拦截，当自我和超我拦截能量失败，行为和心境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乌尔比诺医生的生活中，无爱的婚姻带来的是本我长期被压抑，在外改善家乡却不受人民爱戴，在内也得不到妻子的理解，不被接纳的感觉推动着医生，演化成越来越多的孤独感与欲望，直到遇到病人林奇小姐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爆发了。林奇小姐处在刚离婚的状态，她和乌尔比诺医生都是沉浸在个人世界中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有着独特的特质，这种特质有巨大的相互吸引力。本我追求快乐与满足，而林奇小姐就是本我的快乐源泉。在费尔米娜戳破真相后，受现实的制约，以及乌尔比诺医生的自我趋利避害，整合整个人格系统，开始反能量发泄去抑制本我以维护安全，压抑违背社会道德的意识和行为，超我也开始对自我理想的追求，婚外情与“至善原则”显然是冲突的，于是超我表现出了惭愧和内疚，为本能设置最严厉的障碍，断绝婚外情，接受了费尔米娜的离家出走，并将它们视为上帝对他的惩罚。不得不说的是，乌尔比诺医生在断绝与林奇小姐的往来并非出于对费尔米娜的爱，而纯粹是自我为了符合社会要求的举动。

“高处不胜寒”，作为家乡改革的先驱者，乌尔比诺医生注定是不被理解的、孤独的。且自我对人格的过度操控将他严格束缚在社会秩序中，接受着人们的仰望，克制着情感与行为，从不让他人抵达内心，因此他必然忍受着孤独，同时不断突破自己的下限，向现实世界低下高贵的头颅。

五、费尔米娜：孤独的漩涡中心

出于本我对快乐的追求与对爱情的憧憬，费尔米娜开始了与阿里萨多年的地下恋爱。本我不受外界的冲突与社会的约束，使费尔米娜一头扎进了一个穷酸小子的情书里，不去理会门户差距、父亲的反对，甚至敢做出以死相逼的举动。但与阿里萨的交往，不过是本我的一次涌动，力比多的一次萌芽，作为贵族小姐的费尔米娜的心血来潮。费尔米娜只是被阿里萨的神秘所吸引，想尝试恋爱的滋味，与阿里萨交往并非出于真实的爱情，更没有理性可言。“不必了，忘掉吧。”“我们之间，无非是幻想而已”[5]，自我一旦开始发挥平衡的职责，这样的感情也就走到了尽头。

在时代背景下，爱情无可避免地被压抑。因而费尔米娜的自我在“唯实原则”的作用下，严格遵守着社会秩序与封建伦理道德，听从作为封建大家长的父亲的安排，嫁给了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物质条件都远胜于阿里萨的乌尔比诺医生，实现了自我的现实需求，但心里也产生了一种无形的隔膜。

婚后的几十年，费尔米娜都承受着婆婆的刻薄与刁难，被繁重的家务束缚着，还要忍受丈夫的不忠并在其死后为他守身，保持他在世时的风采和生活习惯。超我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使人格传承祖辈父辈的道德行为，学习社会典范人物的作为，接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理想的熏陶，努力达成社会要求的完美。费尔米娜的遭遇是当时拉美社会女性的普遍境遇，被囿于名为家庭的小小空间中无依无存，心灵没有依靠;远离社会致使存在意识下降，自我意识尚未觉醒，社会孤独感愈发浓烈，这是时代中女性的悲哀与不幸。而在乌尔比诺医生死后，阿里萨的再次出现让她孤寂的心重获一丝慰藉，尚可规避晚年的孤独。

六、总结

阿里萨、乌尔比诺医生、费尔米娜都是社会中的普遍存在，他们身上共有一种孤独感，这是当时社会上人们所共有的群体孤独。在霍乱横行、战火蔓延的时代里，死亡无时无刻不威胁着人们，人与人、自然、社会间总是有隔阂与障壁，这种疏远感所造就的孤独是时代与民族的孤独，与生存意识息息相关。不同于卡夫卡在《变形记》中主张用爱与宽恕去消解孤独，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孤独是唯一的，无法消除且永久存在。正如他所说，“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我们相爱到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换言之，倘若真有了深刻的爱情，孤独的背景便不复存在，爱情存在的原因又会烟消云散。故而，永恒的孤独才能承载刻骨铭心的爱情，只有爱情能给予两颗孤獨的心一定的慰藉。乌尔比诺医生临死时说“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阿里萨认为“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当死亡来临时，孤独的心才能在爱情中真正拥有寄托。

参考文献：

〔1〕马永忠. 对弗洛伊德人格论的再认识[J].甘肃高师学报，2000（04）：13-16.

〔2〕艾瑞克·弗洛姆.逃避自由[M].林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3〕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M].杨玲，译，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12.

〔4〕谈清妍.爱情的乌托邦——解读《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爱情与死亡[J].襄樊学院学报，2009，30（06）：51-54.

〔5〕李皎.弗洛伊德人格论视域下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解读[J].语文学刊，2015（08）：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