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林涛 雷家军

摘要：《〈矛盾论〉解说》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交汇，为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探索。《〈矛盾论〉解说》创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李达针对当时社会形势，在激昂的思想碰触中，不断提升超越，推动自己的思想理论进一步成熟。探析《〈矛盾论〉解说》写作背景、思想特点，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启发广大学者深入学习和探索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关键词：《〈矛盾论〉解说》；李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2）01-0054-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知识分子与革命文化关系论纲”（16FKS011）。

1952年，《新建设》杂志刊载了李达的《〈矛盾论〉解说》（以下简称《解说》），首次从理论上系统解读了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矛盾论》。解读《矛盾论》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深化、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1]《解说》的问世，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党的领导人的理论交汇，不仅标志着李达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同时也很好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解说》是宝贵的党史学习资源，深入探析其写作背景，分析其思想特点，阐发其学习价值与重要启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重要意义。

《解说》的创作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它顺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各界对思想引导和理论宣传的实际需要，同时是李达思想和理论成熟时期学术成果的高度凝练和集中呈现。

（一）思想文化领域的除旧布新

《解说》创作于1952年。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党和政府面临一系列严峻的考验。在广大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封建守旧思想依然存在；在部分工业城市和港口城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尚未被清算，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够，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引导。李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准确传达了《矛盾论》的思想内涵和理论精髓，批判了错误思想，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助于引导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确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难题是如何宣扬新思想和破除旧思想，亟须用马克思主义破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束缚。毛泽东同志及党中央高度重视理论宣传工作，制定了以普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宣传方针，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武装头脑，彻底批判封建主义、实用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新解放区，人民群众高度认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渴望学习党的理论；许多华侨青年和留学生归国投入重建工作，部分曾经是反革命阵营的力量和中间力量也主动向党和人民靠拢，也需要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但是适合人民群众学习吸收的资料却不够丰富，有必要选择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章进行再解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学习需求，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矛盾论》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依据，蕴含深刻的哲学思想，正是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哲学理论和党史学习的好材料，但是干部群众受限于文化理论水平，对《矛盾论》的学习不够全面，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解不到位。毛泽东同志敏锐地察觉到该情况，他在致李达的书信中表示：“你写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的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千上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2]

李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结合实际宣传的需要，开始解读《矛盾论》。当时宣传和辅助学习《矛盾论》的文章很多，但是缺乏系统性、理论性的学习材料。《人民日报》《新建设》刊登了多篇重要的关于学习《矛盾论》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对社会各界学习、理解《矛盾论》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而李达的《解说》是理论性、系统性和通俗性兼备的辅导材料，几乎对《矛盾论》各段落中所提及的每一处知识点，都用简洁通俗的文字，通过理论分析、举例说明等方式，作了细致入微的解释。《解说》系统性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矛盾论》，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探索。

（二）毛泽东思想宣传教育的蓬勃兴起

《解说》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亟须新的指导思想，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教育知识分子，使学术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与此需求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学术研究和文艺作品的发展转向为无产阶级服务，李达在此基础上对《矛盾论》进行学理性研究和创造性探索，创作了《解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内涵。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理论宣传和思想引导，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的通知》，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教育的发展。在《毛泽东选集》出版后，各地纷纷组织学习活动，中共中央东北局定期召开学习会深入讨论《实践论》《矛盾论》；京津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前，先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积极引导深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思想理论学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在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干部群众对哲学观点不甚了解、理论研究浅尝辄止、理论与实践割裂等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李达基于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结合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论述创作了《解说》。李达作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義理论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立足于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对《矛盾论》的哲学观点作了严谨的辨析，对部分观点进行新的探索，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理论性。《解说》丰富了《矛盾论》的思想内涵，增强了理论层面的科学性，在学术层面深化了《矛盾论》的理论研究，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成功宣传和普及。

（三）知识分子理论学习的快速推进

《解说》的创作离不开李达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凝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思想领域的建设亟须大规模的理论宣传和理论创新，以推动知识分子的理论学习和用理论武装人民。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李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创新工作。《人民日报》刊登了多篇关于学习《矛盾论》的重要文章，其中艾思奇、胡绳等人的文章影响力最大；《新建设》则发表了李达、冯友兰、侯外庐、郭大力、华岗等人的文章。这些文章对社会各界学习、理解《矛盾论》产生了积极影响，深化了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更加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理想信念。《解说》融汇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他自身严谨的治学态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解说》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凝练和深刻解读，是李达的思想和理论成熟后的集中展示。李达较早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翻译和创作了众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对马克思主义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况，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途径。此外，李达与毛泽东同志的学术往来对李达的思想发展和走向成熟有着重要影响，他与毛泽东同志相识相交三十多年，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与毛泽东同志都作为代表出席；1922年他应毛泽东同志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教书；1927年又应毛泽东同志之邀，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李达将自己的著作《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转寄给毛泽东同志。1949年7月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北平成立，李达被推选为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李达的哲学理论水平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3]。

李达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一生都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理论学习快速推进，众多知识分子积极研究和宣传《矛盾论》。但国内学界对《矛盾论》的研究多是停留在宣传《矛盾论》或是解读文本内容的层面，局限于《矛盾论》本身，没有用辩证法去深入解读。在《解说》中李达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精神，注重从学理上全面、系统地解读毛泽东哲学思想，阐释《矛盾论》的精髓，结合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归纳梳理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

《矛盾论》及《解说》都以思想见长，探析《解说》的思想特点，对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内在规律，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探索具有重要意义。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解说》思想特点可以大致概括为：继承文化传统并作出时代突破、坚守科学真理又实现革命追求、保持学术品格又能平衡大众志趣。

（一）继承文化传统中有时代性突破

人类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阐述了一个真理：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思想家，不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就会缺乏厚重的历史根基，不作出时代性的突破就难以实现创新性的发展。先进知识分子需要平衡二者的关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继承文化传统中力促有时代性突破。李达的理论研究紧密联系中国文化传统，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探索时代性的突破。李达鲜明地指出继承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学习先进的科学理论来武装自身的迫切性，坚持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坚决反对各种错误和虚假的社会主义。他倡导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使之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推动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改造中国社会。

李达深刻认识到民族的精神根基是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用中国文化的精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并进行时代化的解读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本质要求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李达影响深远，李达指出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中就有不少关于辩证法的见解，并以此举例使读者能够类比理解。李达指出道家的辩证法基于“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将万物都分为两个或者多个部分观察，但又不割裂开相互之间的联系，归为“道”这个整体，与辩证法主张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的思想有相通之处。李达的《解说》让中国人民更容易理解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李达超越历史局限性，坚信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李达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地剖析了资本家如何无偿地占有工人的劳动，指出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關系将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它压迫剥削无产阶级并且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就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从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李达站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基础上，视野超越当时的历史局限，认识到中国社会性质，认识到国内外形势的严峻性，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坚信未来属于共产主义，毅然走在时代的前端。

在《解说》中李达善用中国式思维和语言来解读《矛盾论》，并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促使广大干部群众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生产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二）坚守科学真理中有革命性追求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政党最终取得胜利的科学理论，它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4]。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刻认识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在坚守科学真理中有革命性追求。李达深入学习和研究《矛盾论》，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并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革命性。

李达坚持对《矛盾论》进行整体性解读，强调要系统、全面地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李达在解释“形而上学”的概念时，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哲学史上的定义、中国的定义以及当时欧洲的定义，多种定义的举例和对比有利于读者对该定义的认识和理解。李达着重介绍了欧洲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观点都作了具体分析，指出他们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具有时代局限性。李达通晓日语、俄语、英语和德语，他较早地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能直接从马列主义经典原文中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为深刻，在解读《矛盾论》时能够始终把握《解说》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述也更加系统和完整，旨在帮助读者能够全面地学习理论知识、提升理论水平。

李达坚持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历经挫折磨难，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分析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道路，提出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中总结反思革命斗争失败的原因，对党内领导层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清算，对理论脱离实际、主观不符合客观的现象进行纠正，指引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坚持革命斗争的意志也愈加坚定。在《解说》中，李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坚持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无产阶级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解说》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革命经验的总结、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坚持批判精神和无产阶级的立场，有利于清扫当时工作中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有利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推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

（三）保持学术品格中有大众性志趣

李达始终将学术性摆在首位，面对解读《矛盾论》具有政治和理论双重意义的任务，始终恪守学术准则，并使之具有大众性志趣。他化解了保持学术品位和具有大众情怀之间的矛盾，他对学术始终保持严谨谦逊的态度，同时又能符合实际需要，对其作通俗化解读。李达不拘泥于文本，力图用最简洁、直白的语言阐释清楚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中国人民。

李达对《矛盾论》的解读始终坚持学术性，秉持一贯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入浅出地解读毛泽东哲学思想。李达擅长用教科书式的提问来阐述深奥的哲学原理和他人观点。比如，李达解读列宁关于辩证法定义时，将其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矛盾双方是如何达到同一的；第二，矛盾双方在何种条件下实现相互转化，达到同一；第三，我们为何必须将矛盾视为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并对这三部分一一作了解说。这种“提问、回答和解释”的模式，有利于准确地呈现《矛盾论》所蕴含的哲学理论和观点，有利于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原意并促进读者们对问题的思考。

在《解说》中，李达在保证学术性的前提下对《矛盾论》作了通俗化的解读。李达早年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作了论述和总结，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行广泛地宣传和普及。解读《矛盾论》既是学术研究又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李达在解释“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时，用了地主和佃农来作解释。他指出，地主和佃农就是矛盾的双方，佃农不得不依附于地主忍受地主的剥削，而地主也必须要依靠佃农的劳动来获得收入，这就是矛盾双方的统一；在封建王朝的末期，农民不堪重负，揭竿起义，这就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矛盾双方的斗争。李达对矛盾双方的关系作了通俗化的解读，读者也能借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用中国的话语体系、用中国的思想观点来解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通俗化的创造性解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任务与积极探索。

李达始终坚持学术性与通俗性并重，化解保持学术品位和具有大众情怀之间的矛盾，既保证了作品的学术性，又使之通俗化，推动了《矛盾论》的广泛传播。李达始终坚持与中国的实际宣传需要相结合、与人民大众的认知水平相适应，深化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李达在创作《解说》时将个人努力与时代背景相结合，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教育资料不足的实际问题进行理论创作，全面解读《矛盾论》，探索其理论精髓与实际意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理论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具有重要启示。

（一）作品创作必须针对实际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因此创作理论性的作品必须要针对实际问题。李达创作《解说》是为了宣传毛澤东哲学思想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文化程度有限、理论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尤其注意语言的通俗化和理论解读的准确性，成功拉近了理论与群众的距离。目前，我们更需要从哲学层面来探析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经验，针对解决实际问题，“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1]，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一直在为我们不断前进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二）强化对原著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解说》对《矛盾论》中的哲学观点进行了全面阐述，对部分观点作了拓展解释说明，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涵，在理论层面进行了重要探索。《解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解读了原著重要观点，深化了对理论问题的分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中国共产党深知用理论武装人民的重要性，始终坚持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齐头并进。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我们要在保证马列主义经典作品理论精髓的前提下，推动大众化解读，促使人民群众深入学习经典作品，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力量。今天，我们需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解读马列主义经典作品，探索文本背后的理论逻辑，对部分观点和理论进行时代化解读，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效果。

（三）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推动理论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后我们要重视并利用好马克思主义学者加强理论创新与宣传工作。李达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毕生都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開拓性努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创作了杰出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坚持理论宣传工作由党的领袖与学者共同推进、相互支撑，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共同决定的。李达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党的伟大事业，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党的领导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下，我们应当从李达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上汲取伟大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着力加强自我教育、自我学习，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进一步落到实处，生根开花。

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作品，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历史进程的认识。新时代的人民群众已经切身感受到祖国的繁荣昌盛，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作品，更有助于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领会“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5]。20世纪50年代，李达撰写的《〈矛盾论〉解说》为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文献。《解说》的语言通俗易懂，逻辑严密，思想特点鲜明，融合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真理性与革命性、学术性与大众性，有利于干部群众学习《矛盾论》，扩大了《矛盾论》的影响，深化了《矛盾论》的研究，提升了《矛盾论》的价值，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供了借鉴。回顾《解说》的写作背景与思想特点，有利于深入了解党的领袖与学者们共同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的历史，深刻认识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探索《解说》的当代启示，有利于鼓励学者们更多地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中，推动在新历史方位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伟大实践。

[1]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7）：9.

[2]陈光辉，叶鹏.李达画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85.

[3]周可，汪信砚.李达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7.

[4]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3-214.

[5]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J].求是，2022（1）：8.

责任编辑兰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