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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多维扶贫绩效评价及耦合测度

2022-06-02曹佳蕾许宗凤

关键词:皖江子系统绩效评价

曹佳蕾,许宗凤

(1.铜陵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2.韩国又松大学 Endicott国际教育学院,韩国 大田广域市 300718)

科学评价扶贫绩效是促进精准扶贫工作实施的有效途径,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工具。贫困是国际难题,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致贫的原因是多元的,有历史的、自然的、社会的、个人的等等,同时贫困的类型是多维的,如经济贫困、信息贫困、生态贫困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将经济(收入)贫困作为贫困唯一测评维度的片面认识。已有研究针对产业扶贫[1]、金融扶贫[2]、旅游扶贫[3]、生态扶贫[4]等单项领域的评价分析较多,也有不少学者围绕多维扶贫绩效评价展开[5],但鲜有从产业经济、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等多维视角评价并测度各维度间耦合协调度的研究,因此本文试图构建皖江城市带多维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区域扶贫绩效及耦合度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皖江城市带及相关地区扶贫工作提供参考。

一、多维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国外学者围绕着贫困测度展开了丰富的研究,较为认可的评价体系有:一是世界银行(World Bank)利用抽样调查数据和贫困线估算,分别以收入贫困发生率和消费贫困发生率测度城镇和乡村的贫困水平[6];二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的人类贫困指数[7];三是SEN所提出的能力贫困体系[8];四是联合国支持的牛津贫困和人类发展项目负责人Alkire 在人类贫困指数上推出的新指数——多维贫困指数[9]。国内学者也从多维贫困和空间贫困等视角进行了深入分析,较为代表的学者有汪三贵、胡鞍钢等。基于本研究的聚焦点,笔者梳理了以下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为本文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具体见表1。

表1 国内外典型的贫困测度指标体系

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本文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初选24个评价指标,运用SPSS.21通过变异系数和相关系数矩阵,筛选删除有小学的乡镇比重(%)、有图书馆和文化站的乡镇比重(%)、通宽带互联网的村比重(%)、等八项相关性较强或变异系数小的指标。基于产业经济扶贫、基础设施扶贫、文化教育扶贫和生态环境扶贫4个纬度构建由14个正向和2个负向指标组成的多维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皖江城市带多维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1.熵权TOPSIS模型

设皖江城市带多维扶贫绩效评价指标的初始矩阵为y=(qij)mn,其中i=1,2,…,m,m 为扶贫绩效 16 项评价指标个数,j=1,2,…,n,n 为 8 个评价区域个数。首先,采用极差法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 y′=(q′ij)mn;其次,计算熵值和权重 wi,为可以提高评价的可靠度和精确性[12],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熵权法;接着,运用熵权构建扶贫绩效加权规范化评价矩阵R=rij=wi(q′ij)mn;然后,计算矩阵R的正、负理想解Z+和Z-,公式如下:

在此基础上,计算评价单元到正理想解Z+和负理想解Z-的欧氏距离,计算公式为:

最后,计算评价对象的相对贴近度[13]Ej,计算方法为:

本文以贴近度Ej表示各区域扶贫绩效的优劣并根据各评价区域的贴近度大小来评测其扶贫绩效的优劣。设Ej为第j 个评价区域扶贫绩效接近最佳扶贫绩效的程度,称为相对贴近度,其取值范围为[0,1]。Ej越小,表明该评价区域的扶贫绩效越差;Ej越大,显示该评价区域的扶贫绩效越接近扶贫绩效的最佳水平,扶贫绩效越佳,当Ej=1时,该区域的扶贫绩效达到最佳状态[13]。

2.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文引入产业经济扶贫、基础设施扶贫、文化教育扶贫和生态环境扶贫四个子系统,依次设为U1、U2、U3 和U4,分别测度四个子系统间和子系统内两两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其中,四个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构建耦合模型[14]:

第二步,计算协调指数:

式中,H为协调度,F为耦合度,G为子系统间的协调指数,α,β,γ和φ均为待定系数。四个子系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故此处α,β,γ 和φ 均取0.25。

同理,系统内两两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只是在耦合模型和协调指数计算中有细微差别,具体如下:

此处φ,η 均取0.5。对于耦合度Hε[0,1],当H =0 时,系统间耦合度最小,表明系统间处于失调或无关状态。当H =1 时,系统间耦合度最大,表明系统间有序和谐,达到最佳的理想状态。

(二)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皖江城市带8市为研究样本,皖江城市带在国家战略性发展进程中承担着双重使命,既是安徽沿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同时隶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名单(见图1)。评价原始数据则依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皖江城市带8 市的调查数据,统一标准节点于2016 年12 月31日,具有较好的可比性、科学性和统一性。

图1 皖江城市带8市分布图

三、实证分析

(一)多维扶贫绩效评价

本部分主要对皖江城市带8 市的多维扶贫综合绩效和子系统扶贫绩效进行计量分析与排序分类,并对子系统的协同关联进行耦合协调度分析。首先,在扶贫绩效评价指标构建的基础上,对原始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后采用熵权法计算出各指标的熵值和权重,见表3。接着,依据评价矩阵计算正、负理想解,得出贴近度,进而对皖江城市带8市的多维扶贫绩效进行综合排序和子系统排序分析,见表4和表5。

表3 皖江城市带多维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值

1.综合评价

运用上述方法,得出皖江8 市多维扶贫绩效正、负理想解及贴近度综合排序(见表4),从扶贫绩效综合指数来看,合肥、马鞍山和芜湖位于前三甲,特别是合肥的相对贴近度超过了0.5,接近0.65的数值,表明其综合扶贫绩效较好;滁州、宣城和池州位于居中位置,其相对贴近度介于0.3~0.4之间,可见这三市综合扶贫绩效程度一般;铜陵和安庆居于最后两位,尤其是安庆的综合扶贫绩效较低,仅维持在0.26左右,显示安庆的综合扶贫绩效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进一步探究发现,合肥、马鞍山多维扶贫绩效综合程度较好的原因在于:一是合肥和马鞍山在16项单项指标中分别有四项和五项居于8市首位,其中合肥的绝对优势体现在农田水利设施、教育设施和公共环境方面,均排在8市第一位。马鞍山则主要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成为“领头羊”,得益于马鞍山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的创建;二是排在中间的滁州、宣城和池州在近几年也在旅游产业、文化服务、生态环境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与发展,从而使得这些地市多维扶贫综合绩效逐渐趋好;三是铜陵的落后与资源型枯竭城市转型发展面临的困境、生态环境方面的巨大压力有一定的关系。而安庆则受产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优质资源未能充分挖掘和利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表4 皖江城市带8市多维扶贫绩效综合排序表

2.子系统评价

从扶贫子系统维度看,文化教育子系统的比重最大,这与近年来各地政府的逐步关注密切相关,也显示了公众对文化和自身素质提升的需求度越来越高;其次是产业经济扶贫,产业发展和经济繁荣一直是扶贫的重要绩效考核指标和测评要素,各级政府也始终将产业兴旺、经济增长和繁荣作为政府扶贫的主要突破口;再次是生态环境扶贫,随着国家五位一体发展理念的深化,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也成为政府和公众日益热议的主题;最后是基础设施扶贫,如果说文化教育是乡村经济的软指标,那么基础设施则是乡村经济发展的硬指标,各级政府都将这一显性指标作为衡量施政绩效的重要内容之一,均已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所以在熵值层面测算得出的权重也相对较低。从指标层来看,在文化扶贫中,有幼儿园、托儿所的村比重这一指标权重值最大,为0.152,表现出幼儿教育在乡村的覆盖度还存在较大差异,文化教育在整个扶贫中的力度还应进一步加大;普通旱厕和无厕所的比重排在指标层第二位,反映出乡村的公共卫生、人居环境依然存在脏乱差等突出问题;排在第三位的是乡均规模农业经营户,表明在乡村产业经济中,规模化经营和管理的程度还不够高,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从表5皖江8市的子系统扶贫绩效看,基础设施区域间差距呈小幅度变化,介于0.45~0.54 之间,表明各市间乡村经济的发展在基础设施层面差异较小,也与基础设施既是乡村经济的基础和桥梁,又是各地政府政绩的显性工程有关。产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区间均大致在0.1~0.66 之间,差距相对明显,显示了各地市乡村经济在产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教育方面还有进一步赶超的机会。生态环境则是区域间指数波动最大的单项绩效,最高值0.8 与最低值0.22,相差近0.6,可见各地市在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层面的任务仍很艰巨,也是未来皖江8市扶贫绩效争先发展一个重要的突破维度。

表5 皖江城市带8市单项扶贫绩效排序表

为进一步直观地横向比较皖江8 市四个子系统的扶贫绩效,利用Arcgis 10.7软件,按照自然间断点分级法进行分类,划分四个等级,对皖江8市产业经济、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和生态环境四个单项扶贫绩效依次进行可视化处理(见图2-5)。从图2可以看出,8市间产业经济扶贫绩效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马鞍山绩效水平最佳,位于第一梯队,芜湖、合肥和滁州紧随其后。在城镇化发展中,这4个地市的城乡融合和以城带乡发展较之其他4 市有较好的绩效。而安庆的乡村产业与经济发展却受到很大的限制,只能暂时屈居末位;从图3可以看出,在基础设施扶贫维度,虽然小幅变化,但合肥、芜湖居于第一梯队,这得益于两市近年来对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的高度重视。铜陵、池州紧随其后,位列第二梯队;而滁州和安庆则相对较弱,暂屈第四梯队,表明这两地在基础设施一体化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从图4可以看出,在文化教育扶贫维度,合肥遥遥领先,位列首位,马鞍山次之,居于第二,这两地乡村在教育均衡化发展、文化设施建设和服务方面较其他6 市绩效显著。安庆、芜湖和宣城三地隶属第三梯队,教育扶贫绩效中等,而滁州、铜陵和池州相对较弱,位于第四等级;从图5可以看出,在生态环境扶贫维度,合肥遥遥领先,主要归因于合肥在乡村公共环境治理方面的政绩,秸秆焚烧、柴草做饭、旱厕使用都制定了严格的政策措施,生活污水的处理化程度也较高。铜陵和池州排在最后,而铜陵市生态环境的落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18年长江铜陵段生态环境保护问责案等负面事件的发生。

图2 经济产业扶贫绩效空间分异图

图3 基础设施扶贫绩效空间分异图

图4 皖江城市带文化教育扶贫绩效空间分异图

图5 皖江城市带生态环境扶贫绩效空间分异图

(二)耦合协调度分析

在皖江城市带多维扶贫绩效中,产业经济扶贫、基础设施扶贫、文化教育扶贫与生态环境扶贫四个子系统间既独立运作,又相互影响,产生联动效应[15]。因此,本文用耦合关联度来定量测度皖江城市带扶贫绩效中四个子系统间及子系统两两间的耦合协调程度。

1.四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

按照上述模型,在各单项扶贫绩效Ej的计算基础上,参考相关文献[15]的划分标准,将皖江城市带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等级进行划分,见表6。

表6 扶贫绩效子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表

基于表5 的评价结果,运用公式(6)-(8)测度皖江8 市产业经济-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生态环境四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依据上述划分标准归类,具体见表7。结果表明,皖江8 市整体耦合协调度较低,耦合协调度大致介于0.24~0.40,除合肥刚刚迈过失调边缘,位于绩效过渡阶段外,其余7市均处于绩效失调阶段,其中芜湖、马鞍山和宣城3市轻度失调,铜陵、安庆、滁州和池州4市中度失调。可见,皖江8市还应在扶贫实践中注重各维度间的协调发展与良性互动。

表7 扶贫绩效四个子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及协调类型表

2.子系统两两间的耦合协调度

为促进扶贫精准施策,运用公式(8)-(10),计算出产业经济与基础设施、产业经济与文化教育、产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与文化教育、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文化教育与生态环境各单项扶贫绩效两两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具体见表8、表9。

表8 多维扶贫绩效子系统两两间耦合协调度及协调类型表1

表9 多维扶贫绩效子系统两两间耦合协调度及协调类型表2

从整体上分析子系统两两间的耦合协调度,得到皖江城市带的子系统两两间的扶贫绩效耦合协调度指数也相对较低,介于0.27~0.61 之间,最佳协调度也只维持在绩效初级协调0.6 的指数水平左右,没有突破0.7 的,而最差的仅有0.277 2。从区域协调度指数分析,合肥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有1 项初级协调和5 项勉强协调;马鞍山紧随其后,有3 项勉强协调和3 项濒临失调;安庆暂居最后一位,有1项濒临失调,3项轻度失调和2项中度失调;由此可见,皖江城市带产业经济扶贫、基础设施扶贫、文化教育扶贫、生态环境扶贫各板块间的相互协调度不高。进一步深入挖掘可以发现,产业经济扶贫与文化教育扶贫、产业经济扶贫与生态环境扶贫是相对协调度较低的板块,而产业经济扶贫与基础设施扶贫、基础设施扶贫与文化教育扶贫是相对协调度较好的板块。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立足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基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皖江城市带8市多维扶贫绩效及子系统耦合协调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具体如下:一是乡村振兴相较与城市发展,其评价和测度数据来源较难。本文运用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涉及的乡镇和村级数据多,覆盖面较大,时间节点统一,从产业经济、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生态环境多维度全方位测度了扶贫绩效发展水平。因此,在一定程度了反映了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扶贫绩效水平,有助于完善相关地区下阶段乡村发展的扶贫政策;二是从评价结果看,文化教育可作为扶贫攻坚决胜阶段及下阶段的重点领域。四个单项维度中,基础设施区域间差距最小,产业经济和文化教育差距相对明显,生态环境差距最大,各地市在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层面的任务艰巨,是未来皖江8市扶贫开发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三是从指标层来看,应进一步加大教育扶贫力度,缩小幼儿教育在乡村覆盖度的差异,逐步改善乡村的公共卫生和人居环境,梯度提高规模化经营和管理程度;从四个子系统间扶贫绩效的耦合协调程度看,皖江城市带耦合协调度整体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扶贫工作中各板块间的协调配合性和有效融合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为进一步做好扶贫工作,提高地方政府的扶贫绩效水平,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提高扶贫绩效,单维度的经济扶贫是行不通的,要制定经济、文化、生态等多维联动机制,做好扶贫脱贫工作。因此,不仅要注重产业经济、基础设施等扶贫绩效的硬指标,也要兼顾文化、生态、环境等软实力的提升。只有多维度、全方位开展扶贫工作,才能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脱贫返贫的风险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次,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看,一是优质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教育依然是乡村较为薄弱的环节,应在下一阶段的扶贫工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政策扶持,逐步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二是各地区可将城乡生态环境治理有机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改造乡村污水和生活垃圾;三是规模化经营和特色产业培育是乡村产业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和难点之一。最后,皖江城市带8 市可充分利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机遇和地理优势,形成协同效应。其一,应打通区域要素流动的通道,为实现各要素平等对流、双向互动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铺平道路;其二,努力实现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和公共服务的普惠共享,在旅游、文化、教育等领域开展深入的融合发展;其三,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发挥区域乡村振兴的联动效应,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和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中实现功能互补和良性互动,促使地区各具特色和共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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