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兵，庄华峰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241002）

中华民族驯化野兽为家畜的历史十分悠久，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大汶口、龙山、齐家等文化遗址中就曾发掘出猪、狗、羊、牛、鸡、马、驴等家畜的骨骸，后世所谓“六畜”均已齐全[1]。数千年来，家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承担了提供肉食、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看家护院等职责，尤其是牛等大型牲口，在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耕文明中，作为主导的生产工具，备受重视，汉代“王法禁杀牛，民犯禁杀之者诛”[2]，唐律中有“牛为耕稼之本，马即致远供军，故杀者徒一年半”[3]的规定。在家畜中广泛、迅速传染的畜疫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目前学术界成果较少，尤其是明清时期，系统的研究尤为薄弱。①目前的主要成果有张爽《东汉牛疫加剧小农依附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7-27），韩毅《汉唐时期牛疫的流行与防治》（《中华医史杂志》2013年第2期），高云波《唐代牛疫流行与政府应对机制》（《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韩毅《宋代的牲畜疫病及政府的应对——以宋代政府诏令为中心的讨论》（《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第2期），尹哲友《论20世纪20年代日本在延边地区实施的牛瘟防疫》（《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第1期），毛光远《民国时期牛瘟的流行与防治》（《经济社会史评论》2020年第3期）。笔者不揣简陋，从种类、分布、成因、影响、应对等方面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明清畜疫的概况

明清时期各地人疫在史料中有为数颇多的记载，而有关畜疫的记录就要少很多。笔者广泛搜集正史、实录、政书、方志、医案、文人笔记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加以梳理，试图呈现出一些这一时期畜疫的情况。

（一）种类

史料中关于畜疫的记载多用简单的“疫”“疫疠”“瘟”等字眼表述，很难从这些记录中去判断症状，推出准确的病名或病因。这里只能根据生病的畜种做一些简单的分类。

1.牛疫。牛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最主要的劳动力，“民间耕种，全资牛力”[4]，牛疫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农业生产无法正常开展，常会出现“牛疫，牛死十之七八，四野半以人耕”[5]的现象，严重的甚至会“牛疫死，经年不止，积骨遍野，田多荒芜”[6]。所以，社会对牛疫更为敏感和重视，也是史料中保留最多的畜疫种类了，目前所见的绝大多数资料都与牛疫相关。

2.马疫。马是边疆游牧民族重要的财产和生产工具，马疫的暴发也多在少数民族中发生，如成化七年（1471）平虏将军总兵官朱永汇报“闻虏中人马多疫”[7]，乾隆五十五年（1790），打牲索伦、打呼尔等地马匹牲畜，“频遇瘟灾”[8]。在中原地区，马一般不作为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使用，多是以交通工具出现，马匹聚集的情况常出现在军队中，所以马疫多与军事行动相关，如康熙十八年（1679），清军在快速行进中发生瘟疫，“至藤县，遇大疫，士马多死”[9]；乾隆三十四年（1769）夏，在云南伐木造船的清军“士马触暑雨多疾病”[10]；驻军中也有可能发生马疫，如顺治十五年（1658）江元勋驻军于广东石城县“人马多疫死”[11]。军队中人马混杂，朝夕相处，故马疫多和军士的瘟疫同时发生。农村也有极少数马疫的记录，但都是和其他家畜一起被提及，如光绪七年（1881）扬州“犬马牛豕亦瘟，每哆口哮喘，逾时即毙”[12]，光绪八年（1882）宁波“马牛羊犬亦有此病，殆疫气之流行欤”[13]，但是这种和其他家畜并论的提法不一定就确切说明当时有大规模马疫的发生。

3.驴疫。驴子也是比较重要的家畜，常代替马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驴疫多是与牛疫等其他畜疫共同发生，很少有纯粹的驴疫发生，如康熙十一年（1672），甘肃西和县、礼县“疫疠盛行，牛驴倒毙甚众”[14]，康熙二十八年（1689）商水县“瘟气传染，自北而南，牛驴死者，百不存一”[15]，也有与马疫一起发生的，如光绪九年（1883）金陵“驴马多遭疫毙”[16]，与牛、犬疫一起发生的，光绪二十六（1900）、二十七年（1901）隆德县“大旱，牛害瘟黄，半死，驴犬多伤”[17]。驴子多分布于中国北方，所以驴疫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南方发生的较少。

4.羊疫。羊是边疆少数民族重要的财产之一，羊疫也常常在这里发生，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军第二次金川战役期间，“勒乌围、噶拉依两处牛、马、羊、猪瘟死将尽”[18]。内地普通农民家庭也有养羊的，这里的羊疫多与其他家畜共同发生，南北方都有，如同治六年（1867）山西怀仁县“瘟疫流行，牛羊多毙”[19]，光绪十三年（1887）吴江、震泽一带“人畜大遭瘟疫，猪羊之类，十死五六”[20]。有些案例中，羊疫在诸多同时发生的瘟疫中甚至因影响重大成为记录的重点，如同治十三年（1874）湖州“疫疠流行，人畜俱为传染……中流惟见载道瘟羊，拍浮水际，计自城中至织里镇，仅二十里许，而所见者已约有七八十具之多”[21]。

5.犬疫。狗是人类亲密的伙伴，为人们看家护院。明清时期的史料中对犬疫的记载的是较多的，有的与其他动物的瘟疫一起发生，如成化十七年（1481）广东香山县“畜疫，鸡牛猪犬甚”[22]，也有单独发生的，如崇祯十六年（1643）江西南康县“水，犬疫”[23]。有的犬疫病发速度很快，同治十三年（1874）上海发生瘟疫，《申报》记载：“连日租界地方毙犬甚多，皆突然倒地，不及片刻，呻吟数声已经气绝”[24]；有的则规模很大，光绪二年（1876）七月苏州“近来狗尽被瘟，日毙百余头”[25]。

6.猪疫。猪是中华民族长期饲养的家畜，猪疫的记载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和其他畜疫伴生的，如香山县“自壬寅（成化十八年，1482）至是年（弘治六年，1493），牛猪鸡犬多灾”[26]，也有单独发生的，如同治十年（1871）广东饶平县“各乡猪瘟过半”[27]。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名为“火印猪瘟”的疾病在史料中屡屡出现，症状记载极为详细，较早的有道光二十年（1840）江西宜春“豕多疫，身现紫黑一块，如印，数日不食死”[28]，此后的记载有同治九年（1870）四川简阳县“夏，州民蓄豕之家，豕忽身现方印，色红焮肿，数日毙”[29]，同治十一年（1872）四川名山县“火印猪瘟始发现”[30]等，作为一种畜疫，如此详细的描述和记载是不多的。

7.鸡疫、鸭疫、鹅疫。鸡、鸭、鹅是农民家里惯常养育的家禽，在农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疫情也常在史料中出现，有作为畜疫一起出现在史料中的，如前文所引的“畜疫，鸡牛猪犬甚”，也有作为禽类单独发生的，如康熙十二年（1673）山东曹县“春鸡瘟，死者无数，郊外鸭雀亦多瘟死[31]”，光绪十八年（1892）安徽芜湖“中秋左右，民间所豢鸡鸭，纷纷倒毙”[32]，以及光绪三十一年（1905）辽宁营口“疫疠盛行……波及鹅鸭”[33]，这种或可猜测为禽流感之类的疾病。也有鸡鸭分别单独发生的瘟疫，如光绪八年（1882）香港“鸡瘟颇盛”[34]，宣统三年（1911）辽宁新民府“鸡瘟盛行”[35]，以及光绪十四年（1888）金陵“居民所蓄鲁望能之鸭皆染瘟而毙”[36]。不少记录把“鸡犬”并称，如崇祯十七年（1644）河北怀来卫“鸡犬尽死[37]”，康熙二十六年（1687）广东揭阳县“鸡犬冬疫”[38]，不一定只有鸡疫和犬疫发生，更大的可能是作为一种习惯用法来代指“畜疫”。

此外还有较少数猫疫的记录，如光绪六年（1880）上海苏娄门附近一老妇所养二十几只猫同日瘟死，“该邻十数家所蓄之猫，亦于数日间死无”[39]。实际上，不少关于畜疫的记载只是以“畜”来代称，并不详细说明动物种类，如成化十八年（1482）广东香山县“畜疫”[40]，这些记录记载的应该是多种家畜同时生疫的史实。

（二）空间分布

笔者通过对《明史》《清史稿》等正史，《荒政丛书》《清朝文献通考》等政书，明清至当代的相关地方志，《古今图书集成》等丛书，明清各朝实录，《见素集》《二申野录》等文人笔记，《申报》《益闻录》等近代报刊的查阅统计，明清时期瘟疫发生次数由高到低依次排序为华东84 次、华中71 次、华南63次、西北47次、华北42次、西南39次和东北14次。通过对瘟疫资料的整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影响区域大小不同。就掌握的材料可知，当时发生的畜疫遍布全国，每一个省级单位都有相关记载，有些畜疫只是以点状在个别地区爆发，有些则可遍布全省，甚至跨过省界，蔓延到其他地区，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畜疫遍布河南全省，目前可以在地方志中查到相关记载的有武陟、登封、息县等32个府县，而且接壤的山西、河北、安徽等地在同年也有畜疫的记录。

2.畜疫发生次数与经济发展程度成正向关系。经济发达的地区，农耕水平比较高，牛群密集，人口稠密，流动性大，瘟疫传染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明清时期农垦经济相对发达的华东、华中地区的瘟疫发生次数要大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西北、西南、东北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

3.畜疫发生和气候相关。温度高、降水多的地区，易于病菌滋生、传播，而相对干冷干燥的地区，病菌滋生的可能性要低得多，所以处于季风区的华东、华中地区和位于亚热带、热带的华南地区畜疫发生次数高居排行榜前三。

（三）时间分布

明清544 年间（1368—1911），共有182 个年份有疫灾记录，占总年份的33.5%，平均每三年就发生一次疫灾，频率较高。根据历史的发展特征，笔者把明清各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明前期（1368—1441）、明中期（1442—1582）、明晚期（1583—1644）和清前期（1645—1661）、清中期（1662—1839）、清晚期（1840—1911）。明清各时期畜疫发生情况统计如表1。

表1 明清各时期畜疫发生情况

通过统计可知，畜疫的发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清代畜疫发生的概率要远高于明朝，一则因为清朝距离现代较近，保留史料较多，再者清朝矛盾比明朝复杂、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也会推动瘟疫的暴发。就各阶段具体情况而言，明前期年代久远，所留史料较少，且国家处于开创期，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矛盾缓和，畜疫发生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中期后，经历了王振专权，政治腐败，继而张居正改革，社会矛盾激化，畜疫的发生率提高；到后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战争、灾害、饥荒层出不穷，畜疫发生率也随之升高。清朝前期，延续明晚期的矛盾和问题，畜疫发生率很高，“康乾盛世”后，社会相对平缓，畜疫发生略有下降。进入近代后，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生灵涂炭，加上《申报》等近代报纸的出现，大量畜疫被记录下来，这一时期疫灾发生率达到空前的状态，几乎年年都有畜疫发生，多数年份畜疫还不止在某一地发生，次数也不止一次。

就目前所见资料，畜疫多发生在春、夏、秋三个季节，冬季的记载很少。冬季干冷，病菌滋生的机会不大，而其他三个季节降水增多、温度增高，而且自然灾害频发，人类活动也更为频繁，更容易产生致疫的病菌，引起瘟疫流行。

二、明清时期畜疫发生的原因

畜疫暴发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机制，很多因素都参与其中，明清时期畜疫频发，有些因素非常活跃，笔者选择其中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做一些浅显的讨论。

（一）其他自然灾害诱导

明清时期自然灾害多发，水、旱、雨、雪、冰雹等记载层出不穷，这些灾害对畜疫的发生也起到了一定的诱导作用。这些自然灾害最大的破坏力是对庄稼造成毁灭性的损伤，影响农业生产，形成饥荒，把人和动物饿死，得不到及时处理的遗骸中滋生病菌，向家畜传播，饥荒下的畜类免疫能力下降，病菌在牛、马、鸡、犬中寄生、传播，从而暴发瘟疫。如康熙十七年（1678）河南内乡县“夏霪雨，夏麦无颗粒，秋禾歉收，小米小麦每石价三两有奇，民多拾草剥树皮以克饥馁，人多疫疠，牛瘟继之”[41]，水灾导致了饥荒，进一步推动了畜疫的发生，又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开封府“春旱，风霾蔽日，麦枯。秋有虫食苗叶。八月，陨霜害稼。是岁，牛畜多疫死”[42]。在这一年里，旱、风、虫、霜等自然灾害频发，都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破坏，进而诱导了畜疫的发生。自然灾害也会通过对畜类的生存环境进行破坏来影响瘟疫的发生，如崇祯九年（1636）河南济源县“大旱，河水竭，牛大疫”[43]，旱灾威胁到了牲畜的饮用水导致了牛疫的发生，水灾也可以影响到牲畜的饮用水环境，如宣统元年（1909）浙江平湖县“近因淫雨为灾，河流浑浊，牛饮此水，遂致酿成瘟病，倒毙者层见叠出”[44]，水灾影响了牛饮水的环境，让水质变差，导致了牛疫的发生。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事件，如乾隆十七年（1752）福建福宁府“七月，七都麻垄雷震死牛三十六头，牛大瘟”[45]，这个个案具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作为自然灾害的雷击震死了大量的耕牛，可能是尸体没有得到及时处理，滋生了病菌，导致了牛疫的发生。

（二）军事战争推动

军事活动对畜疫的暴发有一定的影响。驻军营地里，卫生环境差，病菌易于滋生，兵士牛马密集，便于病菌在畜类中相互传染，为畜疫的暴发创造了条件，如顺治十五年（1658），在广东石城县驻军的江元勋部“人马多疫死”[46]。如果军队承担着某项繁重的任务，那么军士和牛马会更加劳累，身体状态和免疫能力大幅下降，瘟疫暴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如康熙十八年（1679）额楚的军队奉命日夜兼程奔袭高州，人困马乏，进过藤县时“遇大疫，士马多死”[47]，又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军在云南省腾越州野牛坝伐木造船“士马触暑雨多疾病”[48]，虽说这次瘟疫有接触暑雨的原因，但是军士高强度军事劳动后身体素质下降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战争中双方都有大量军士牛马战死沙场，遗体若得不到及时处理容易滋生细菌，十分容易滋生瘟疫，如康熙二十年（1681）大兵征播后，贵州遵义“延溪作异疫，初及人，旋及牛畜”[49]，又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军在九龙江外和缅甸军队作战，“兵马以瘴死者不可胜数”[50]。最可怕的是溃兵或者其他军纪较差的武装集团，他们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大肆劫掠，往往会酿成规模巨大、极为惨烈的瘟疫，如崇祯十六年（1643），个别军纪很差的农民起义武装经过河北怀来卫，“所经过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51]，又如顺治五年（1648）明将王进才从桃源县溃入新化县“大肆掳掠……疫疠大作，死亡相继，乃至牛无遗种”[52]。

（三）气候因素影响

无论是人还是家畜都习惯在自己适应的气候下生活，如果气候反常就会让牲畜感到不适，更为严重的会导致其生病，如果这种状态维持一定时间，问题就会进一步恶化，甚至滋生瘟疫。气温过高导致畜疫发生的记录很多，如康熙五年（1666）河南邓州“五月大暑，牛瘟”[53]，更为详细的记载有光绪二十年（1894）扬州“自交六月以来，酷热异常，蒸秽酿毒，吹布流行，渐成疫疠。城乡各处，栏中之豕，多遭瘟毙[54]”，这里从形成机制上分析了天气酷热是如何导致畜疫发生的。高温潮湿的气候会进一步加大畜疫暴发的概率，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辽宁省铁岭县“近因天气溽暑，凡住户居民所饲鸡豕，往往患染瘟疫，毙者甚多”[55]。反之，天气过于寒冷，也会让牲畜患病，进而发生瘟疫。如光绪二年（1876），浙江宁波冬末严寒，“猪不食而死，此系瘟症也”[56]。又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下旬以来，金陵江北各乡天气酷冷，“不独贫民冻毙者多，四乡耕牛亦多成瘟”[57]。同单方面的极热、极寒一样，时冷时热等反常气候也会造成牲畜的不适，以致生病致疫，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河北广平府“春，大寒，三月大热，牛多疫”[58]。光绪十三年（1887）安徽芜湖“天气不正，疫疠盛行，居人疾病丛生，牲畜亦多瘟毙”[59]，这里的“天气不正”实际上指的就是滋生疫病的反常气候。

（四）人疫传染

和其他动物活跃在山野之中不同，牲畜是由人类驯化并饲养的，为人类提供服务，长期和人类生活在一起，故也被称为“家畜”。所以牲畜和人类朝夕相半，生活圈相互重叠，其中的各种元素往往是重合或是伴生的，相互影响无可避免，在瘟疫暴发时常常同时被灾，史料中多有“人畜大疫”“大疫，人畜多死”之类的记载。其实在人、畜俱瘟的大瘟疫中很难理清究竟谁是传染的主体，谁是传染的客体，但是考虑到活动范围、从事活动及饮食的复杂性等因素，我们还是可以认为人传染给牲畜的多一点。对于这一点，时人也要比较理性的认识，光绪九年（1883）在谈到宁波的牛疫时，《申报》即明确指出“时疫流行，遐迩一体”，认为在瘟疫中各种元素是利害与共的，进而提出设问：“宁郡四乡之耕牛，近来日有倒毙，是岂由人而及畜乎？”[60]其他明确指出畜疫是由人疫传染的史料还有光绪十三年（1887）“金陵痧症盛行……波及之余，牲畜亦多沾染”[61]，以及光绪三十一年（1905）辽宁营口“疫疠盛行，不但人被其灾，而又波及鹅鸭”[62]。

三、明清时期畜疫的影响

家畜是传统农业社会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庭财产的重要表现形式，尤其是牛，作为小农经济下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关系到农业生产的正常运作、农民生活的衣食维系，乃至于封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畜疫大量杀伤牲畜，威胁到正常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破坏农业生产

这里主要是牛疫的影响。春秋战国以来，牛耕慢慢得到发展和推广，东汉后成为主要耕作方式，明清时期已经非常成熟，“民间耕种，全资牛力……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牛少则不能多垦矣”[63]，所以“牛疫传染，妨于耕种”[64]，对农业生产破坏很大。牛疫后，牛的数量大量减少，农民只能用人拉犁的方式进行生产，如雍正年间湖南新化县“耕牛多瘟毙……至有数人代牛耕者”[65]，更有甚者，在人力不够时还使用了其他低效率的生产工具，如乾隆十一年（1746）湖南长沙“牛疫大作，耕者以人代牛，或用锄掘”[66]，无论是人还是锄等其他生产工具，相较于牛都是效率极为低下的，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所以会出现“牛大疫，人多废耕”[67]的情况，甚至“牛疫死……田多荒芜”[68]。

（二）影响人民生活

家畜是家庭中重要的财产，大量家畜死亡，是人民财产的损失，直接降低家庭收入，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畜疫导致人民家庭收入降低后，他们就很难再完成对封建国家的义务了，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湖北房县“牛瘟，民不能纳粮”[69]，往往会导致农民的破产，有的还需要赔偿政府的官牛，甚至要“鬻男女以偿”[70]，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恐惧，所以“牛瘟，死者殆尽，贫家聚哭”[71]。即使没有发展到这么可怕的程度，“牛多瘴死，以人力代耕，农甚苦之”[72]，以人代牛的田间劳作也是非常辛苦的，乾隆年间湖南安化县人王崇礼曾作诗感慨道：“荒畴四砥平，四顾无牝牡。可怜四蹄奔，竟成两足走。”[73]疫死的家畜被吃掉还会致人生病，给人民带来灾难和死亡，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山东福山县“牛瘟盛行，迄今仍不稍减，居民食之，每致疾病丛生”[74]。

（三）危害公共卫生

畜疫发生后，病死家畜的尸体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对公共卫生危害极大。清末人们对此已经有清晰的认识，当时《浙江官报》就指出“牛瘟盛行……乡民将毙牛剥取皮骨，辄将肉体弃掷河中，溃渍臭腐，随流飘荡，毒菌散布，蔓延无穷……于卫生之道，亦大有关碍”[75]，详细分析了瘟疫是如何影响公共卫生的。当时疫死牲畜抛入河水的情况是十分常见的，尤其在水系发达的江南，这样的记录俯首即是，如顺治十六年（1659）浙江建德县“牛大疫死，弃积河中，鱼鳖人不敢食”[76]，乾隆五年（1740）浙江淳安县“牛大疫，委死牛溪中，无敢饮溪水者，鱼鳗皆不可食”[77]等，其中都提到了畜疫对河流的污染，有些进一步威胁到了人的健康，如同治十三年（1874）浙江湖州“中流惟见载道瘟羊，拍浮水际……误食瘟羊者，陡然四肢发肿，顷刻而逝”[78]。有时候进入水体的疫畜数量还很大，如光绪九年（1883）浙西地区“牛疫而死者万计，死牛弃河，河为之塞”[79]，这次牛疫对水资源的污染极大，据《申报》记载，“流至下游娄邑境内，黄埔江中松郡各河，水皆发臭，居民汲饮，投以药物，犹不免致疾，鱼虾之属，肠中尽是牛蛆[80]”，“炎日所炙，青蝇营焉，蠕蠕者尤难以目睹，相与浮沉于潮汐之间”[81]。

（四）弱化依附关系

封建社会刚开始东汉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个体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有限，牛疫实际上加剧了小农的依附化[82]。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商品农业的发展，农业集约化经营出现，农村的雇佣劳动逐渐普遍，人身依附关系松弛[83]。畜疫，尤其牛疫的暴发进一步加剧了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乾隆年间，长沙地区“牛疫流行，田减半价，而佃亦如之，但昔则田东分尊，今则佃户风炽，借端负抗，几有尾大之势焉”[84]。牛疫后，耕牛较少，农村人力资源更加珍贵，佃户有了和地主抗衡的底气，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弱化，这是畜疫在生产关系领域最显著的影响。

四、明清时期应对畜疫的措施

畜疫在传统社会往往是比较重要的公共事件，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社会各阶层都会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

（一）祈禳驱疫

中国向来有“鬼神司疫”的思想，早在汉代就有了“疫鬼”的说法，明代时很多“瘟鬼”变成了“瘟神”[85]106。这种思想也广泛存在于畜疫的情况中，人们常把畜疫解释为某些神秘因素的结果，如光绪八年（1882），云南霑益州“松林突有手掌印于居民屋中，遍处皆然，当时不解其故，至冬，六畜大瘟”[86]，所以祭神祈禳就成了当时应对畜疫的一个惯常手段。祈福驱疫鬼时祭拜的对象并非统一的，可以是山川，如明代“自弘治十五年正月以来，畜疫死者不可胜计”，遂命大臣往祭山川[87]。有的是某种神格化的动物，如康熙七年（1668）四川华阳县“牛大疫，巡抚张德地建牛王庙弥灾”[88]，也有某一地的城隍，如光绪十年（1884）安徽安庆“集贤关外城隍庙夙著灵异，乡民以人畜均患瘟疫，择于十七八两日出会，以祓除不祥”[89]，虽然神祗不同，但似乎都有驱疫的功能。就具体形式而言，有的有“羽士”等专业人员主持，如光绪二十年（1894）安徽“东流、宿松等县境内瘟气流行，人尚平安，惟六畜中猪、牛死伤最甚。地方居民设坛，延请羽士建醮，禳送疫气”[90]，也有群众以自己组织张灯、敲锣等活动驱除“疫鬼”的，如光绪十二年（1886）江西德化县“九江南北各乡人畜多患瘟疫，乡民敛资扎成龙灯，并各样花灯、高跷故事，每夜灯火辉煌，锣鼓锽聒，巡历各村庄以祓除不祥”[91]。

（二）阻断传播

与“鬼神司疫”几乎同时存在的是“疫气致疫”[85]115，虽然“疫气”说与现代细菌学说相去甚远，但毕竟认识到了瘟疫的传染性。我们能看到大量人类有意识地隔断畜疫传染的行为，如不去食用可能含有畜疫病毒的肉，“牲畜亦多倒毙者，肉铺几于无人问津”[92]，不让疫气进一步传染。清末，近代卫生制度和观念引入中国，防疫成为政府的职责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天津“各处牛疫盛行，刻经官场派差前往各村镇访查，如有死牛，不准食肉，令其掩埋，以免传染疫毒”[93]，政府强制要求掩埋疫殁牲畜，实际上是一种隔离措施，以打断病菌的传播链条。同样的还有宣统三年（1911）浙江地方政府的一份公告里指出“如有瘟毙之牛，可在空旷之地掘一深坑，将毙牛放入，加以石灰或其他消毒之药，以泥土厚覆筑实，自可无患”[75]，把隔离和消毒结合，是一种比较科学的现代化防疫措施，体现出防治畜疫进一步蔓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抚恤济贫

应对畜疫的出发点和落脚之处是人，根本目的是保障民生，所以在畜疫后对更加贫穷困苦的人民进行抚恤和救济也是应有之义。做这项工作的主要是作为统治集团的官员和士绅，他们以儒家的道德标准和“平天下”的责任感对人民实施救扶。乾隆十一年（1746）长沙牛疫后，知县谢家麟《湘郊人耕》诗写道：“五人牵挽一扶犁，声彻村庐用力齐。汗血怜他辛苦甚，深惭无术济穷黎。”[94]这里的“惭”充分体现出这些士大夫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所以在畜疫发生后，他们会努力帮助人民恢复民生，如天顺三年（1459），钱奂巡柳州“值牛疫，出库帑，每十户市给一牛”[95]。地方士绅也发挥出积极的作用，道光年间江西新建县人邓洪“会牛疫，农尽辍耕，出资代买不责偿”[96]，他们尽自己的能力为畜疫后受损的农民提供牲口，恢复生产，维持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央政府则从决策上对因疫遭难的人民提供救助，影响最大的是永乐元年（1403）“命法司治邓州有司责民偿疫死官牛之罪，仍令疫死者免偿，其已鬻男女以偿者，官赎还之”[97]，让因牛疫而惨遭卖身的人民恢复自由，在维护民生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明清时期应对畜疫的措施，概而言之，有如下特点：

1.突出以人为本

通过前文可知，这一时期应对畜疫虽然有诸多措施，但是总体而言其落脚点并非家畜，而是人，所注重的也不是家畜的安全，而是人的生活保障，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作为所有应对措施的核心目标，不管是祈福，还是隔离、抚恤等其他措施，都是为了保障人的安全和生活，至于解救遭受瘟疫痛苦的家畜，只是过程和手段而已。

2.注重技术因素

明清时期是医学发展较快的时期，面对瘟疫的困扰，“温病学派”十分活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的兽医学也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存的《牛书》《马经》《牛经》《耕牛录》[98]都是明清时期兽医学杰出的代表作，对当时治疗畜疫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体现出应对中较高的技术因素。

3.措施消极被动

这一时期的应对多是畜疫发生后，采取的被动措施，面对畜疫的灾难祈禳以求驱疫，把死亡动物尸体加以掩埋，避免瘟疫进一步蔓延以及对因疫致贫的人民加以抚恤，都是事后的补救措施，其预防的色彩是很差的。再则，这些措施多是零零散散的，并未形成机制和制度，官员和士绅的积极作为也多是出于儒家“平天下”的道德和责任感，并非是国家的政策要求，所以这些措施是不成体系的。

畜疫是明清时期重要的社会性事件，这一时期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畜疫发生比较频繁，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政府和人民都做出了一些应对，但是限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防治的具体措施比较被动零散，多是事后弥补性行为，且落脚点是人，而非正在遭受疫病摧残的牲畜，故其具体的效果也就不宜做太高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