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如 翁小洁 王 珺 陈 璞 陆 卉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0

1 问题提出

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具有传染性、不确定性、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对个体心理健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我国大学生群体庞大且身心尚未成熟，新冠肺炎疫情对此群体心理健康冲击大。多项研究表明大学生群体在面对疫情时出现焦虑、抑郁、压力等负面的心理健康状态，少部分研究也表明大学生呈现高兴、中性情感等非负面的心理健康状态。总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

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包括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其中积极消极情感是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当积极情感体验高于消极情感体验水平时，个体主观幸福感高。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民众情感主题的研究结果表明民众的情感随着疫情发展状态而改变，相关研究显示民众情感并不总是处于消极状态。然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以情感特征为主题的相关研究多采用文本或社会网络分析法等质性研究方法，较少针对性地采用被试自评量表的量化研究法来研究。但针对大学生群体的情感特征研究较少。故本研究采用被试自评方式研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大学生的情感幸福感特征及类别。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其防控工作分为应急状态和常态化防控两个阶段，而2020年5月前属于应急状态。本研究采用量化方法集中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状态下大学生情感幸福感的特征及类别，以期为不同大学生群体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为其适应校园生活作准备。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被试来自广东省某个民办高校工科大一新生，采用问卷星方式以团体施测法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对大一新生的情感幸福感进行两次测评，第一次（T）是2020年2月，第二次（T）是2020年3月，此时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状态。第一次测试共回收390份问卷，被测人员平均年龄为19.64岁，第二次测试因转专业休复学等原因流失数据84份。

2.2 研究工具

积极消极情感。采用的是Denier于2000年编制的快乐感量表，包含正性情感（6条）和负性情感（8条）两个维度，共14个条目，采用7级评分，项目计分越高，正性或负性情感越高。本研究中，两次测评中正性情感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7、0.92，负性情感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1、0.88。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3.0和Mplus7.0统计软件整理分析数据，首先用SPSS23.0进行简单的描述分析、相关分析，然后用Mplus7.0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来考察民办高校大一新生在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状态下情感幸福感的特征及类别。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鉴于此次采用自我报告的问卷法搜集数据，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首先对两个时间点测量数据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表明，T时间点提取出4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0.55%。T时间点提取出两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5.42%，解释力均小于40%。本研究中数据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3.2 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时期前后两次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两次的积极情感均值高于中数，消极情感均值低于中数，两次测量的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均呈增长趋势，积极情感两次测量的标准差为9.47、10.07，消极情感两次测量的标准差为7.3、8.17。积极与消极情感的两次测量配对样本

T

检验的结果不显著（

T

=0.126，

T

=0.465，

P

＞0.05）。两次的测量结果发现，积极情感处于中等以上水平，消极情感处于低水平，积极消极情感的个体差异存在稳定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积极情感两次测量存在显著正相关（

P

＜0.01），消极情感两次测量存在显著正相关（

P

＜0.01），积极与消极情感间两次测量两两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

P

＜0.05）。

表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

3.3 潜在类别的分析结果

3.3.1 潜在类别数分析指标信息

本研究首先采用第一次测评数据依次进行1～4类的潜在分类分析，具体拟合指标如表2所示。由拟合指标结果可知，各类别的BLRT值均非常显著（

P

＜0.001），Entropy值均大于0.8，但只有分为两个类别时，LMR值是显著（

P

＜0.05）。再采用第二次测评数据依次进行1～4类的潜在分类分析，同样验证了划分为2类是较优的，是简约性的并符合实际意义的。

表2 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时期不同新生情感潜在剖面分析拟合信息

两个潜在类别的平均归属概率如表3所示，两个类别被试的平均归属概率（列）均大于96%，此结果再次验证两个潜在类别结果的可信度。

表3 各潜在类别被试（行）的平均归属概率

3.3.2 潜在类别分析结果

由图1来看，第1类型的大一新生在积极情感条目（1～6）上得分较高，其中条目2的“幸福”得分最高，消极情感条目（8～14）上得分较低，条目12的“担心”得分较高，故可以将其类命名为“高积极—低消极组”，此类型占被试的56%。第2类型的大一新生在积极情感条目（1～6）上得分处于较低，消极情感条目（8～14）上得分也较低，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消极情感的所有条目中除条目11“羞愧”和条目12“担心”外，第2类型新生的消极情感显著高于第1类型新生，故可以将其类命名为“低积极—高消极组”，此类型占被试的44%。积极消极情感划分为两类群体也表明个体的情感不是单一的，是积极和消极情感形成的混合情感。

图1 两种潜类别在情感条目上的得分情况

3.3.3 潜在转变分析结果

被试潜在转变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展示了两个时间点2类情感模式概率的变化情况。由表4可知，“低积极—高消极组”与“高积极—低消极组”的保持率均较高，分别是81%、72%；“低积极—高消极组”与“高积极—低消极组”相互转化概率比较低，分别是19%、28%。

表4 T1、T2 时间点积极消极情感潜在类别的转变概率

4 讨论

4.1 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时期大一新生情感幸福感特点

本研究时间点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状态的成熟阶段，疫情逐步得以控制，新生的积极情感水平较高，其中幸福感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本研究群体内男生偏多，此结果与相关研究结果相一致。同时此结果与潘文浩等的研究结论相呼应，即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成熟期后期，社会群体的积极情感增高。新生的消极情感水平除“担心”条目外均较低，且“担心”水平处于中等以下，这说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民众担忧情感逐渐被积极情感所覆盖，拥有更多信心和幸福感，也可能与主流媒体报到的情感属性更为积极有关。社会道德情绪理论也解释了新生情感幸福感特点，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的发展，人们出现恐惧、担忧等基本的情绪后，道德情绪逐步显现，具体体现在赞美医护人员，充满社会生活的幸福感等行为层面。

4.2 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时期民办高校大一新生情感存在群体异质性

本研究发现民办高校大一新生在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时期情感幸福感存在明显的分组特征。两次测量结果的各个统计指标均支持两种潜在类别的模型，新生的积极消极情感存在两个群体，“高积极—低消极组”的情感特征表现为积极情感水平较高于消极情感，“低积极—高消极组”在本次研究中显示出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处于平衡状态。

大一新生在2020年2—3月的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水平具有稳定性。此结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曾子明等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情感演化研究结果，即国内2—3月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情感变化整体表现为虽存在有消极情感，但也存在中等及以水平上的积极情感。两个群体的积极与消极情感同时存在也在某些层面论证了混合情感存在的意义。动态情感模型可以帮助理解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状态末期大一新生在一个月内的情感幸福感的动态变化。个体积极消极情绪的混合独立存在是不稳定的，其随着承受压力水平变化而发生不同的积极和情感体验。当压力水平较低时，信息容量最大，个体有能力同时报告两种情绪体验，但随着压力水平升高，个体信息加工能力降低，无法对两个情绪系统做出相应的反应，只能单一体验到一种情绪。

大一新生情感幸福感存在群体异质性，一方面证实相关理论模型存在的可能性。每个群体的积极与消极情感同时存在，表明个体情感存在积极和消极两种效价，为证实混合情绪促进心理健康的理论模型提供可能性。两种相反情感的同时存在可能是人们应对生活困境的理想方法，也可能是受中国人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相关研究也表明重大生活事件诱发混合情绪体验会使人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到积极刺激。另一方面有助于研究新冠肺炎疫情下民众的情感状态，帮助相关部门掌握民众面对疫情的反应：两种群体的存在可能说明个体在应对压力不同反应结果的分组。总体来看，民办高校学生在新冠肺炎疫情应激状态末期已经可以较为平和甚至更积极的情感面对疫情带来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