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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建构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2022-06-02胡熙涵吴辉

学理论·下 2022年2期
关键词:当代意义批判性意识形态

胡熙涵 吴辉

摘 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原则高度的批判以及对一般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建构、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启蒙性建构,被视为其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型实质上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双重逻辑的实践应用与价值表达,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更要从中探寻依据原则,汲取经验启示,发挥其与时俱进的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性;建构性;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2)02-0030-04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中建构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以及体制矛盾的揭露、对资产阶级虚假的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建构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的意识形态。将显性的批判与隐性的建构结合,才能摆脱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片面化、庸俗化理解,为意识形态领域及相关工作正名,更好地推动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性建构理论的基本内涵

(一)认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早期马克思主要在哲学论辩的语境中,基于认识论视角阐述意识形态理论,斥责了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作为意识范畴中的概念,对现实存在具有映照性,即其内容反映物质生活,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就在于它对此的颠倒,德国哲学从纯粹思辨的观念、意识、精神出发考察实际,这种“头足倒置”的世界观导致了思维的神秘化与宗教的神圣化,生产实践根源、现存制度批判被漠视贬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不仅仅因为根本的颠倒本末,还因为现实本身已被掩盖和扭曲,比如流通过程中自由交换的表面现象遮蔽了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由此产生了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幻象。

(二)功能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中后期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维度从哲学认识论向政治社会学转变,即其虚假问题不再止于思想层面,更是涉及与阶级利益切实相关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由发生学扩展到功能学,在单一的批判解构元素基础上增添了丰富的建构价值。

根据唯物史观并从社会结构有机系统来看,意识形态是作为观念上层建筑而存在的。首先,经济基础是其决定因素和根本起源,其本身是对一定经济政治状况的反映,故而对意识形态形式的解释必须参考现实发展条件。其次,它又是相对独立的,不仅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而且对社会发挥着能动的反作用,承袭重释传统习俗、口号符号以及信仰观念等既有的意识形态资源,使其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是一种新思想武器的创造,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或阻止群众的行动。再次,意识形态还具有鲜明的阶级功能,它总是以现实为基点并指向行动,如果隶属于统治阶级往往是为了维护现存制度,而隶属于被统治阶级则是为了批判现存制度。作为从属经济政治关系的制度化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虚假表达,它通过宣传、灌输、教育等方式潜移默化地控制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使得群众认同现存社会制度以及国家的机制体系,从而巩固统治、稳定发展;而对革命阶级而言,他们的意识形态也代表着自身利益,在政治实践中发挥着一定思想干预功能。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性建构理论的演变历程

意识形态与哲学、政治、经济等层面交融渗透,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演变过程中有不断转折的侧重范围。因此,除了辨析意识形态的多维概念,横向把握理论整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还应该基于不同的时代要求,纵向考察理论内涵的变化性和倾向性。

(一)1844年前立足哲学视角的论战

通过《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马克思从根本上动摇了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信仰。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他立足哲学视角展开了观念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并逐步思考意识、理性和精神的现实根基,这为其世界观的转变和方法论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首先,人本主义宗教批判是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思想的重要起点和基本内容。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宗教批判思想的启发,马克思对宗教的起源本质、社会功能以及消除途径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回答。他不仅承续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基点,认为宗教是人的意识和感觉的产物,是人的本质或特性的再赋予;而且破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个人”的局限性,进一步追寻了宗教的社会根源,指出宗教的产生应该归结为现实世界的非人化,要废除宗教这种颠倒的社会意识,必须建立一种不需要幻想、能给人民带来真切幸福的制度。其次,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来实现对德国整个意识形态及社会现实的批判,对黑格尔国家观的解构过程也是对意识形态展开隐性批判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基于神秘主义的黑格尔唯心哲学,现实存在物都被抽象概念化、精神意志化,一切主客體的关系都被颠倒,而黑格尔哲学体系所做的推演阐释其实是在为虚幻的国家制度辩护,本质是现存社会的维护意识。此外,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就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截然对立的观点。黑格尔主张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即市民社会的本质与权益完全以国家意志为转移,绝对观念的发展必然推动以私人利益为主导的家庭和市民社会环节向以普遍利益为代表的国家转变;马克思却将两者关系进行了“主谓颠倒”,认为政治国家以家庭为自然基础、以市民社会为人为基础,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的实体。

(二)1845—1866年转向政治语境的探讨

1.《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丰富

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对意识形态一般原理的诠释是一体两面的,否定中有肯定,解构中有建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不仅延续了哲学视域的观念意识形态批判,再次强调了它的虚假性本质;更是以首次系统论述的唯物史观为基础,集中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多重含义和多维本质,奠定了整个意识形态理论的轮廓,同时为进一步在政治语境下探讨意识形态概念做了铺垫。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是感性世界的基础,人们的存在即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决定人们的意识,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意识形式始终与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密不可分,对应“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他还提出,生产力是所有制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最初用语)发展的决定因素,物质交往形式的总和或“市民社会”构成了国家和观念上层建筑的基础,应以市民社会为出发点阐述各种意识形态与理论形态,对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此外,马克思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框架内考察意识形态问题,剖析了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革命阶级之间的联系,使意识形态鲜明的阶级性浮出水面。首先,他指出独占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掌控着精神生产资料,意识形态的内涵之一即是统治阶级实行精神统治的思想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次,他从动态发展角度思考了意识形态与阶级利益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1]99,政治意识形态的最大特点是把某种特殊的阶级利益上升为普遍的整体利益,从而以“共同利益代表”凝聚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实践力量,整合各种资源解决历史任务,这为后续解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建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提供了思想因子。

2.1848年欧洲革命的再次阐释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表达了对社会意识的辩证唯物主义思考,并揭示了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谱系学关系,1848—1852年的革命实践不仅为检验已有理论提供了历史材料,而且为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马克思在探索革命新问题、积累革命新经验的过程中,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发展流变与共性本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性质作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解放斗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有所思考。

(1)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资产阶级一方面组织群众参与反封建斗争,推动工业化大生产,实现历史变革发展,具有一定群众基础与进步性;另一方面实质上旨在建立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平等的背后是剥削与异化,在革命中不断压制无产阶级自觉意识的觉醒,因而又有反动性的一面。基于阶级自身属性和政治经济状况产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样具有双重性质和作用变化。早期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具有较强的重合性——推翻封建制度、追求自由解放,因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代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同利益,作为阶级联合的条件,它推动了社会力量的动员和革命任务的完成,为人类解放斗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但1848年欧洲革命后,由于这个“利益聚合体”内部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资产阶级需要掩饰的内容增多,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增强,产生的影响开始由进步走向反动。其将现实中某些具有历史局限性的方面绝对化、夸大化为代表全体要求的普遍真理,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口号、党派斗争工具,它发挥的社会作用也仅仅在于把人民的历史活动纳入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轨道,使人民不再按照自己的要求发展革命。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1]585,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充分利用了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将旧的形象思想或精神信仰改造成符合时代需要的形式从而持续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如二月革命将1789年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重新提出以联结代表各阶层的利益。但这实质上掩盖了资产阶级的狭隘内容,隐瞒了真实的目的动机,模糊了现实斗争的阶级实质与客观内容。

(2)无产阶级阶级意识

在资产阶级的启蒙教育、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组织条件以及实践锻炼中,工人阶级意识逐步觉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步形成,1848—1852年的革命实践为无产阶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一方面,事实证明对于资产阶级的任何幻想都会模糊无产阶级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无产阶级应该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努力从空想中挣脱出来,“工人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而出现的新形势所引起的陶醉于胜利的情绪,应该镇定清醒地认清形势,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1]370。另一方面,因为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特殊阶级利益,也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目的,所以它理应与一切传统观念或旧意识形态进行最彻底的决裂;从而无束缚地立足现在与面向未来,在科学认识自我与历史的基础上,确立坚定的政治立场以及合理的政治纲领,并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现实运动,马克思于其中暗示了无产阶级将会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思想。

(三)1857—1870年回归经济领域的批判

“意识形态不仅是‘虚假意识’,也是被人设想为‘意识形态性的’现实本身”[2],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既是批判观念形态的意识形态,又是批判促其形成的现实根源。1857—1870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围从哲学和政治转向经济学,批判对象着重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开始将意识形态的一般原理应用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证分析。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立足于“资本逻辑”的拜物教批判深化發展了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从一种自我意识的异化形式转变为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3]。“拜物教”理论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的物象化与物化过程,其本身是一种客观经济现象,但也反映了生产者自然生成的某种思维方式。商品拜物教是拜物教的最初形态,生产中产品的各种因素直接代表劳动的各项指标,市场交换中物与物的关系直接表现为生产者之间人与人的关系,生产者的盈亏结果取决于商品的买卖情况;货币拜物教是拜物教的发展阶段,劳动产品是否兑换成货币意味着劳动者能否得到社会的认同、能否继续进行再生产,货币因其“通约性”和“市场有效性”成为“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控制着生产者的命运乃至世界秩序;资本拜物教是隐蔽性最强、层次最高的拜物教,因为资本在运作过程中呈现为生产资料等物的形式,所以这些物和资本都被误认为具有固有的自我增值能力,但实质上资本增值根源于剥削压榨工人而攫取的剩余价值,是人的本质异化与社会关系物化的呈现。总之,拜物教观念用外在的对象性遮蔽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客体与主体、劳动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被完全颠倒,其以价值观的形式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部分对经济关系的服务合理化,本质上作为意识形态起作用。

马克思进行拜物教批判的过程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释过程、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分析过程,即更重要且深刻地探讨了拜物教这种虚幻意识形态的经济或社会根源,在更高层次上发展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分析根本落脚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立场,以及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实践解放机制。

三、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性建构理论的当代价值

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进程加速,信息技术变革日新月异,随之而来的思想文化矛盾不断加剧,人类依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困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建构理论,挖掘它的实践价值,彰显它的时代特色至关重要。

(一)话语转型与意识形态话语中国化

意识形态话语是意识形态思想的外化表达。马克思的研究工作以“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旨归,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正反两个维度,而无论是解构还是批判表达的都是革命主题,无论是建构还是发掘回应的都是建设主题,其中后者又是落脚点。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意识形态话语也经历了从革命话语体系向建设话语体系的转型,这不仅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建构理论遥相呼应,是其现实化表征与中国化运用,而且凸显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实际的灵活应变与创新发展,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路的开辟。

1.革命视域下的意识形态话语

共产党人在革命阶段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实现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构成革命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4]14。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背景,以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为根本目标,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应现实斗争需要成为主导的显性话语,毛泽东思想是革命视域下的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体现。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指出了革命中社会各阶级的地位与作用,从“我、友、敌”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动力以及对象,“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5];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书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目标、性质方法和前途命运等基本问题都做出了明确而科学、系统而全面的回答,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以及相应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引了正确方向……总之,毛泽东同志在深刻研判中国革命状况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具体化发展,创造性地应用了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2.建设视域下的意识形态话语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阶段的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关注未来社会的建构,寻求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形式及其实现途径”[4]14是建设话语体系的要旨。1978年底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全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后,建设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取代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意识形态应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明确了方向和要求;此后,党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思考,并形成了系列科学而关键的战略指导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建设话语”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秉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科学剖析了经济建设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使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调适。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型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自我超越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建构思想与时俱进的价值彰显。它使我们重新定位阶级斗争与生产发展的主次关系,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关系,通过以新问题域为标准的建设话语体系诠释现代化发展、汇聚改革合力。

(二)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建构理论启示我们要以辩证的思维和科学的态度应对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乱象,以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依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方向,为推动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基础性原则。

1.正确对待意识形态的“肯定性”本质和“否定性”现象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包括解构和建构双重逻辑,其通过批判哲学、政治、经济各个层面的意识形态,揭露了不合理社会现实下的各种错误导向,形成了一种寻找科学指导思想从而推动社会革新的“批判力”;通过阐述意识形态在革命、改革、建设中的功能作用,形成了一种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设力”。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把握好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建构性及两者关系,即注意区别对待其“肯定性”本质和“否定性”表象。

面对诸多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充分把握意识形态的“肯定性”本质,利用好意识形态的积极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和话语权,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要认清意识形态的“否定性”现象,自觉抵制一些错误观念,避免任何不良思潮带来的不利影响。

2.立足社会实践确保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由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发展脉络可见,其意识形态概念随着时代需要的改变而不断丰富,任何思想的萌生必定有一定社会史土壤,马克思也曾经指出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变化并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紧密联系不断变化着的实际,真实反映客观现实,正确揭示发展规律,将实践作为思想体系的重要来源与检验标准,在实践的不断校正中无限趋近先进和科学。立足社会实践也就是要回答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我们应该根据更新的“问题域”不断探索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叙述体系,确保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旗帜、目标、政治模式、话语权、核心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阐释”[6],通过与时代相契合、以现实为依据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将意识形态具体化为方针政策,内化到发展的目标和方式中,为团结奋斗筑牢共同思想基础。

3.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的关系。曾经作为革命阶级的资产阶级一开始与其他阶级利益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人类普遍利益,但在取得革命胜利而成为统治阶级之后,其意识形态的利己主义本质逐渐暴露,被统治阶级的不满和反抗此起彼伏;而无产阶级无须将特殊利益普遍化、抽象化,它的阶级特性决定了两者同质,所以其受众面更广、代表性更强,随着阶级矛盾的白热化,它的力量能不断壮大并取得最终胜利。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发展规律、代表全体成员利益,决定了其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民众认同。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聚合力,取决于它能否增强自己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能力,意识形态建设必须以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为出发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人民群众是双向互动过程,我们应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宣传普及以及对人民呼声的积极回应,使得马克思主义走到人民心中去,凝聚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与信仰之力,成为塑造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28.

[3]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理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

[4]唐爱军.从“革命”到“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转换[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5]毛澤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

[6]戴木才.十八大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创新发展[N].福建日报,2017-1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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