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谢，曾其国，唐 甜，张建华，祝钰虹,

（1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成都 610066；2农业农村部西南山地农业环境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6；3成都师范学院，成都 611130）

0 引言

农业及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国家实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农村人口流动既与农业及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相关，也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及消除贫困密切联系[1]。随着经济的发展，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口比例下降是全球各地区都面临的主要问题。1950年，全世界每3个城市人口所对应的农村人口是7人，而现在对应的农村人口只有3人；预计到2025年对应的农村人口只有2人[2-3]。农村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从事第一产业生产的人员数量减少，这对于维持农业生产的稳定十分不利[4]。四川是全国粮食主产区，水果、蔬菜、桑树的种植大省[5]。2019年，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农业“10+3”产业体系推进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意见》就指出了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其中农民问题就是四川省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之一[6]。只有了解了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内在规律和时代特征，才能做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工作和增量的引导工作[7]。基于此，本研究从人员从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教育资源、农业科技进步、人口质量、迁移成本、空间位置和耕作条件等8个方面选择了25个的驱动因子，采用人口测度法、逐步回归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以1999—2008年和2008—2018年两个时期四川省5个经济区共计21个地市（州）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变化特征及驱动因子，以揭示引起1999—2008年四川农业劳动力流失的关键驱动因子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为下一阶段四川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管理和“三农”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资料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的原始数据包括动态数据集和静态数据集2个部分。动态数据集由1999、2008、2018年四川省21个地级行政区的21个社会经济指标构成，来自2000—2019年出版的《四川省统计年鉴》。这21个指标分别为三产从业人员数量、人均GDP、三产生产总值、小学和中学（初高中）学校数量、医院数量、粮食产量、农村用电量、农用电机数量、施肥量、年末户籍人口数量、小学和中学（初高中）在校学生人数、出生率、商品房单位面积价格、农村居民人均支出、年末耕地面积。其中，农用电机数量采用大、中、小型农用拖拉机数量之和；商品房单位面积价格由商品房销售额除以商品房销售面积得来。静态数据集为空间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特征，共5个指标。其中，纬度值和经度值为各地级行政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经度和纬度数据；各地级行政区人民政府到四川省人民政府的直线距离基于经纬度坐标计算得到；各地级行政区内平均海拔和平均坡度基于30 m精度的DEM高程数据，利用arcgis软件计算出得到。本研究之所以选择2008年作为时间节点，主要是因为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大量失业人员返回农村待业，导致农村地区人口大量回流。

1.2 基本假设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农民与农村土地“人地分离”的趋势不断加强[8]。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盲目扩张、缺乏长期规划是导致耕地资源浪费和减少的主要原因[9]，耕地资源与日益增长的人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显著，人均耕地占有量逐渐减少[10]。在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农村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并向从事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转移已成为必然[4]。人口流动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受经济、社会、政治、心理等因素的综合影响[5]，但该问题归根结底也是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以及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而言的[10]。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总的假设，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变化受人员从业结构（假设1）、经济发展（假设2）、医疗教育资源（假设3）、农业科技进步（假设4）、人口质量（假设5）、迁移成本（假设6）、地理空间位置（假设7）和耕作条件（假设8）等8个方面中的一个或多个因素所决定。

假设1：在人口压力[11]的综合作用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将会倾向性地表现为流向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从业结构是人口从业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最终表现。如果有倾向性的流动，表明产业之间的人口流动的门槛较低，且该产业能在短期内实现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期望，这是人自愿参与的主动流动。如果流动没有明显的倾向性，则表明人口的流动是随机、无固定方向的，这是主要由环境所驱动的被迫流动。

假设2：大量的研究[12-14]已经证实了三产产值的增长对流动人口会呈现一定拉力。全球约97%的国内生产总值由工业和服务业创造，65%的人口也主要从事工业和服务业[15]。Liu[16]研究指出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劳动力的巨大需求，1984年以后中国对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和经商实行的更加灵活政策促进了区域人口的流动。

假设3：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农村人口将离开医疗卫生和子女教育相对落后的山区，向着医疗和教育水平较好的地区转移。在城市化发展成为必然的今天，农业生产者和农村消费者对于城市企业提供广泛的商品和服务的依赖已经十分严重，特别是在提供保健和教育等基本服务方面[1]。胡兰[17]研究指出劳动力转移规模变化的98%可以用教育、健康、迁移3个能代表人力资本投资的变量的变化来解释，对教育和迁移的投入以及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都能促进农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假设4：当农业生产的大部分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大量的劳动力将退出农业生产领域[18]。伴随着农业生产工业化趋势加快，农业机械替代人工劳动，农村土地的资产要素属性也会越来越强[18]。而在土地上劳作时间的减少和土地资产属性的增加，都会减弱农民的土地依赖[19]。农村剩下的留守人口普遍体力、精力、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水平都偏低，难以支撑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也会相继迁出农村地区[20]。

假设5：农村人口流动与农业人口基数[21]、生育水平[22]和子女的受教育水平[23]密切相关。在农业农村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下降的背景下，要想依靠农业农村10%左右的GDP占比来支撑总人口占比超过40%的农村居民实现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大体相当，这是异常困难的[24]。

假设6：人口的迁移是需要成本的，成本越高越不利于人口的迁移。在空间上，距离中心城市越近，劳动力流出的成本更低。在住宿上，离开了家乡，在外的住宿成本是开支的重要组成部分，房价越高，人口流动都受限制。最后需要考虑农户自身的支付能力，支付能力越高越有利于人口的迁移。

假设7：地理空间位置决定了光、热、水等农业生产资源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25-26]。农业生产资源的丰缺决定了从事第一产业生产的成本和收益，进而影响了人们从事第一产业的意愿。

假设8：耕作条件也会影响人们从事第一产业的意愿。如海拔越高、纬度越大、坡度越大越不利于耕作。并且这些耕作条件差的地区往往交通不便，易发生山洪或干旱等自然灾害，不利于生产生活[27]。

1.3 统计与分析

首先，采用公式(1)计算动态数据指标在时间跨度上的年度变化率R值。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为例，R＜0表示t1到t2时期内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R=0表示t1到t2时期内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无变化。R＞0表示t1到t2时期内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增长。R值的绝对值越大，表明研究时间内变化越大。根据研究的时间段，将相邻两个时期的R值进行比较，可判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演变情况。即当 R1999—2008＜0 且 R2008—2018＜0，则表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为持续减少型；当R1999—2008＜0且R2008—2018＞0，则 为 减 少 转 增 长 型 ；当 R1999—2008＞0 且R2008—2018＞0，则为持续增长型；当 R1999—2008＞0且 R2008—2018＜0，则为增长转减少型。

式中，R表示t1到t2时期某地区某一动态指标的年均变化率，Mt1和Mt2

分别表示t1、t2年份的某一动态指标（见1.1中描述的动态数据集），n表示t1和t2间隔的年数。接着，利用公式(2)对静态数据的变量指标进行Min-Max标准化变换。

式中，y表示标准化得到的指标的标准化值，x为指标的原始值，xmin为指标的最小值，xmax为指标的最大值。

其次，根据之前的假设，研究构建了人员从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教育资源、农业科技进步、人口质量、迁移成本、空间位置和耕作条件等8个方面共25个变量为主要驱动因子数据集。其中，人员从业结构包括的变量为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利用公式(1)分别计算出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在1999—2008、2008—2018年两个时期的年均变化率，变量名分别为Y2和Y3。其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年均变化率（变量Y1）之间的线性关系表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在第二、三产之间的流动。经济发展水平包含人均GDP，一、二、三产产值4个变量。利用公式(1)分别计算各变量在两个时期的年均变化率，变量名分别为E1、E2、E3和E4。其与Y1之间的线性关系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流动的影响。医疗教育资源包括小学、中学和医院数量共3个变量。其中中学学校数量包括初中和高中。利用公式(1)分别计算各变量在两个时期的年均变化率，变量名分别为R1、R2和R3。其与Y1之间的线性关系表示医疗教育资源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流动的影响。农业科技进步包括粮食产量、农村用电量、农用电机数量和施肥量共4个变量。利用公式(1)分别计算各变量在两个时期的年均变化率，变量名分别为S1、S2、S3和S4。其与Y1之间的线性关系表示农业科技水平的高低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流动的影响。人口质量包括年末户籍人口、小学在校学生数量、中学在校学生数量和出生率等4个变量。利用公式(1)分别计算各变量在两个时期的年均变化率，变量名分别为P1、P2、P3和P4。其与Y1之间的线性关系表示基础教育普及程度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流动的影响，尤其是户籍人口和小学在校学生数量。迁移成本包括各市市政府与省会的距离、商品房单位面积价格和农村居民人均支出共3个变量。利用公式(2)计算标准化距离，变量名为C1；利用公式(1)分别计算后2个变量在两个时期的年均变化率，变量名分别为C2和C3。C1、C2和C3与Y1之间的线性关系表示迁移成本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流动的影响。空间位置由市政府所在地的纬度(L1)和经度(L2)组成，其与Y1之间的线性关系表示研究区位条件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流动的影响。耕作条件包括地区平均海拔(F1)、平均坡度(F2)和耕地面积(F3)，其与Y1之间的线性关系表示耕地适宜性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流动的影响。

再次，按照两个层次对所有因子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最终得到影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

最后，基于上述确定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以结构方程模型为基础，构建影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模型构建。

采用软件R project 3.6.2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特征

由表1可知，1999—2008年中，四川省有18个地级行政区出现年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率为负的情况，分布范围很广。从五大经济区来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年均变化率最大的地区是成都平原经济区，年均变化率为-3.46%，区域内减少幅度最大的是资阳市；川南经济区居第二位，年均变化率为-3.29%，区域内减少幅度最大的是内江市；其后往后依次为川东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西北经济区。从各地市（州）来看，变化率最大的是内江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了5.59%；变化率最小的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仅减少了0.06%，常年保持稳定状态。而变化量最大的是南充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94.66万人；其次是成都市，减少量为80.58万人；再次是资阳市，共减少65.18万人。1999—2008十年间，仅有3个地区出现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长，分别为凉山彝族自治区、巴中市、甘孜藏族自治州。其中，甘孜州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增幅最大，增加率为1.51%。

表1 四川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演变类型

2008—2018年中，四川省有19个城市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在减少，跟前一时期相比，减少地区有增加，范围在扩大。从五大经济区进行分析，区域变化率全都为负值，意味着所有地区都面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的情况，变化最剧烈的是成都平原经济区，往后依次是川东北经济区、川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和川西北经济区。从各地市（州）来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最大的是成都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年变化率为5.08%，也是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量最多的城市，减少了70.45万人。而变化率最小的是遂宁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年变化率为0.14%，减少了0.97万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量前三的城市除成都市以外，排第二位的是巴中市，第三位是南充市，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量都在40万人以上。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城市出现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增长的情况，它们分别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雅安市，其增长率分别为0.57%和0.77%。

2.2 影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

由表2可知，1999—2008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率的主要驱动力有区域平均坡度(F2)、出生率的年均变化率(P4)、中学生数量的年均变化率(P3)和三产产值的年均变化率(E4)，而2008—2018年的主要驱动力是区域平均坡度(F2)、农用电机数量的年均变化率(S3)、和商品房单位面积价格的年均变化率(C2)。两个时期的主要驱动因子具有相同点，也有差异点。两个时期的相同点是都受到地形(F2)的影响，而不同点是1999—2008年的驱动因子主要是人口出生率、中学生数量和三产产值的变化，2008—2018年的驱动因子主要是房价和农用电机数量的变化。

表2 基于逐步回归分析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确定

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率与区域平均坡度(F2)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平均坡度越大的地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率也越大。坡度越大对第一产业生产越不利，从事农业生产的愿望也就越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流失的可能性越大。这符合本研究假设7提出耕作条件是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1999—2008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率与中学生数量年均变化率和第三产业产值年均变化率呈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学生数量变化和三产产值变化越大的地方会导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也变化越大。中学生数量多少代表受教育程度，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流入二、三产业工作，因此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体上减少。由于从事第三产业的门槛比从事第二产业的门槛耕地，对选择就业的吸引力越大，其他产业从业人员会转而流入第三产业，故而进一步增加了第三产业的产值，第三产业产值也就越多。这符合本研究假设2和假设5提出人口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会促进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流失。此外，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率与出生率年均变化率是负相关关系，表明出生率变化越小的地方往往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率越大，由于这在该时期“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和城市化生育意愿降低[28]的双重作用下表现得结果，虽然与本研究假设5相一致，但机理更为复杂，需要其他更为深入的研究。2008—2018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率与商品房单位面积价格的变化率呈正相关关系，房价会影响人口的生活成本，如房价上涨会使住房支付能力下降，表明房价约增加，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迁移的成本也就越大，这是迁移成本控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流失的直接表现，与本研究假设6相符合。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率与农用电机数量年均变化率呈反相关关系，说明农用电机数量使用量增加越少的地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也会越大，反映出农业科技水平落后会抑制农业生产、使得农户放弃耕作意愿，这与本研究假设4的观点完全相反。这暗示了农业机械的推广和应用可以促使更多的人口从事第一产业的生产劳动。

2.3 影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由图1可知，各时期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这些内在关系表现为直接和间接的效应，形成了引导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的关键途径。

由图1(A)可知，F2对Y1的影响同样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且直接效应不可忽视。不同的是：在1999—2008年中，F2的间接效应是通过影响P3和P4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造成影响；在2008—2018年中，其间接效应主要通过影响C2来实现。此外，L2与F2有密切的关系，这与四川东低西高的地形一致。在1999—2008年中，其对Y1的影响主要是通过F2的影响实现。

在其他的直接效应中，1999—2008年E4对Y1的影响主要是直接效应，但相关系数只有0.26，贡献相对较小。而在2008—2018年中，在直接效应中，S3对于Y1的影响主要是直接效应，其相关系数为-0.46，贡献最大。这表明了当前农业科技发展对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影响是巨大的。

3 讨论

3.1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的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

通过计算1999—2008、2008—2018年两个时期的四川省各市州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年均变化率可得，在这20年中，只有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年均变化率均为正，人员演变类型为持续增长型，可预测未来短时期内甘孜藏族自治州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还将继续增长。同时，只有雅安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呈减少转增长型，而增长转减少型的有凉山彝族自治州和巴中市两地，余下的地区都为持续减少型。由此可知，四川山地丘陵的农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的格局已经形成，而高原牧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却在悄然增加。这种差异主要是源于种植业和畜牧业发展区人们的生活的差异，也源于地形地貌特征的差异。而苏树军等[29]认为这是牧区人口增长过快抵消了劳动力转移取得的成果，因为从中国1995年边远地区人口出生率的统计数据来看，牧区平均人口出生率高于城市人口出生率近3个百分点。而孔德帅等[30]研究还发现家庭人均草场承包面积越大，家庭人口数越多，家庭畜牧业从业人数越多，牧民的草原畜牧业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强。而这种情况对于解释四川高原藏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增加可能更为合理。

3.2 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有助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增加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地形对农业生产的制约是非常显著的。坡度越陡，农业机械化难度越高，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占据了主导。尽管四川省机械化水平平均高于40%[31]，但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地形依然是导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的主要原因。从2008—2018年的结构分析模型结果（图1B）暗示了要破解地形的限制，加快山区机械化研究，促进农业生产机械化，特别是提高农业机械与地形的匹配度，对实现现代化农业、提升农业生产效益具有积极作用[32]。如此方能解放农村劳动力，使其有更多时间处理其他事务或实现再就业，提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整体经济效益[33]。卢秉福就研究指出了农业机械化与GDP、农业总产值、农业增加值、农民收入、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教育、农村社会福利、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呈显著正相关[34]。陈锡文等[35]也指出1985—2009年中国农业产出指数年均增加12.25个百分点，农业技术水平增长贡献率为86.25%。

图1 影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模型构建

虽然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与农业的机械化发展等所引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1]，会使得一部分人口从农业及农村中退出来，但也会使得一部分人口转移进入第一产业的生产中。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与农业的机械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农民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而未来进入第一产业的生产中的这部分人力资源必然具备更高的农业科技知识水平。这也就间接地指出了在现在和未来必须要提高农业相关人力资本水平，因为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途径。而当前，农业科技的直接效应已经显现，未来将有望依赖农业科技打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地域分异规律。

3.3 人口质量对第一产业劳动力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是农业转移人口空间流动速度的决定因子[36]。孙敬水等[37]基于30个省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得出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的结论，其中，初中教育的正向影响最明显。基于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状态下，农村人口将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从获取收益较低的农业转为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必然选择的方向；在流动的农村人口中主要是有一定知识文化、的一定技能的青壮年人，他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这部分劳动力的流出导致农业生产的滑坡[4]。在农村人口结构变动背景下，人力资本流失必然会导致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未来大力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加快农业政策改革力度将是趋势[38]。其中，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将是改善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和增量的关键[7]。

3.4 城市化对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中国以大城市为主导、中小城镇结合发展的城镇化模式有利于形成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快速发展的新型服务业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能够及时容纳转移的农村劳动力[39]。1999—2008年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反映了当时劳动力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迁移。这一现象与当时经济的大部分增长都发生在城市相吻合。即使到了今天，全球约97%的国内生产总值也由工业和服务业创造，65%的人口也主要从事工业和服务业[15]。Liu[16]研究指出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劳动力的巨大需求，1984年以后中国对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和经商实行更加灵活的政策，区域流动人口已达3058万人。加之相对于发达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缺少更好的教育、医疗、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前景，以及更舒适的生活。因此，许多研究[40]认为农村地区的贫困和缺乏机会等问题是主要的推动因素，而城市就业机会是其拉动因素。

农村的城镇化发展并非是坏事，只是许多地方在初期表现为负面反馈多于正面反馈。世界上成功的农村发展往往都是支持当地的快速城市化发展的，因为它满足了农民和农村家庭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41-42]。此外，农业地区的小型城市中心除了可以提供保健和教育等基本服务外，还可以通过提供需要有限技能和资本的非农活动，这对于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的生计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1]。

3.5 商品房单位面积价格对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商品房单位面积价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率呈正相关关系。城市房价主要通过影响住房成本和就业机率从而影响农业人口的迁入[43]。理论上由于房价上升会导致居民住房购买力下降，从而抑制农业人口进入城镇，但结果却是相反的。因此，在2008—2018年这个阶段，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进城后主要从事农民工的工作，住宿主要依赖工棚，考虑购置房产的很少，所以住房成本对于农民迁移的影响相对较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产流失的与房价的关系可理解为房地产市场所带来的较低门槛的就业机会。但房地产市场只是该时期支撑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载体，新型城镇化才是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44]。所以，本研究认为2008—2018年房价影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转移的本质还是城市化发展。

4 结论

1999—2018年这20年间，从市域尺度来看，四川省大部分地市（州）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演变类型呈持续减少型；只有少数几个例外，如：雅安市为减少转增长型，巴中市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为增长转减少型，甘孜藏族自治州为持续增长型。从经济区尺度来看，成都平原经济区、川东经济区和川南经济区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变化较大，减少趋势明显；川西北经济区和攀西经济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变化小，演变类型多样。

四川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的影响因素随时间变化而变化，1999—2008年间，影响因素主要是区域平均坡度、出生率、中学生数量和第三产业产值，且区域平均坡度主要通过影响中学生数量和年均出生率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造成间接效应，第三产业产值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影响主要是直接效应。而2008—2018年间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区域平均坡度、农用电机数量和商品房单位面积价格，且区域平均坡度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影响表现为间接效应，它主要通过影响商品房单位面积价格来影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第三产业产值和农用电机数量的变化主要为直接效应。

上述结论揭示了：①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在现在和未来提高农业相关人力资本水平、发展现代农业是打破这种地域分异的有效途径；②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将是改善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和增量的关键；③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发展必须与城市化进程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