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社区多元议事平台是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进程，理论层面契合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历史层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社区治理的有效做法，实践层面回应了构建共建共享共治治理格局的难点。立足新时代中国社区治理实际，只有遵循党组织引领性与群众参与性相结合、个体多样性与整体有序相结合、议事便捷性与程序规范性相结合的原则导向，推动多样化协商议事平台的培育与整合、保证居民公约嵌入制度性议事始终、加强实体平台与虚拟平台的互联共建，才能不断将社区建设成社会生活共同体。

〔关键词〕社区治理；多元议事平台；居民公约

〔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8442（2022）02-0052-05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党建引领新疆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20BDJ032），主持人王玉柳。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百年大党在长期奋斗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作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1〕47，“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1〕39等重要论断。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承担着服务、凝聚、动员群众的重要职能，是做好基层治理各项工作的关键，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因此，立足社区实际搭建各种形式的议事平台，找出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画出党联系群众的最大同心圆，是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进程。

一、构建社区多元议事平台的逻辑进路

构建社区多元议事平台，从理论角度契合了由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转变，从历史角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社区治理的有效做法，从实践角度回应了构建共建共享共治治理格局的难点。进入新时代，构建社区多元议事平台既符合社区治理的客观规律，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一）理论逻辑：契合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社会管理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实践创新，阐发“社会治理”这一重大命题。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3，强调“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2〕4。由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反映出党中央深刻洞察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的显著变革，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的实践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这一变化作出说明：“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3〕116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4〕14，“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4〕36，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目标。2017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5〕137。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百年历史中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明确“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50。可见，适应“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需要多方努力、多措并举。在行动主体上，完成政府一元化管理体制向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协同共治转变；在行动价值上，完成由管理向治理、由治理向服务的转变，树立一切基层工作围绕群众需求的导向；在行动导向上，完成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实现以上转变，社区需要搭建多元平台，汇集社区内各类组织和居民的智慧和力量，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转变积累条件。

（二）历史逻辑：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社区治理的有效做法

从新世纪中国城市社区进行大规模建设到新时代全面推进社区治理，再到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社区历经20余年发展，形成了许多关于社区平台化建设的有效做法和宝贵经验，这为新时代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提供了有益借鉴。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颁布，拉开了中国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序幕，其中指出，“充分调动社区内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组织等一切力量广泛参与社区建设”〔6〕136是实现“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目标的必经环节。经过20多年发展，城乡社区在探索和推进社区平台化建设中形成了村（居）民论坛、民情大体验、电视微视听等方式，利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发挥QQ、微信和微博等现代媒体技术和网上平台功能，有效推进城乡社区与信息技术的高度融合。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针对基层治理出现的不足和短板，提出“搭建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平台”〔7〕6，“积极开发智慧社区移动客户端，实现服务项目、资源和信息的多平台交互和多终端同步”〔7〕11的治理目标。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围绕打造城乡社会治理新格局目标8次提到“平台”，强调要着力建设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强化基层治理平台建设、构建基层管理服务平台、搭建区域化党建平台等，进一步指出打造形式多样、功能健全的各类型平台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全面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指引下，平台化建设始终贯穿其中。今后，平台建设在继承和延续社区建设20多年有效做法基础上，要继续围绕社区治理的目标、价值、步骤、方式等核心问题，搭建更多内容丰富、便民利民、群众满意的各类型平台，探索出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的可行路径。

（三）实践逻辑：回应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难点

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6〕135。这句话阐明了社区治理的目标导向是构建社会生活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8〕48，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至基层，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三者有机统一、良性互动，全面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尽责、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可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实现“共同体建设”的具体表现，“共建”指明全体社会成员都要一同参与社会建设，“共治”强调基层治理要充分调动居民积极性，只有保证参与度才会有满意度，“共享”是指所有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社會治理成果。虽然我国社区治理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三社联动”为主要特征的“多元共治”格局，但是在治理实践中，政府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制度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城乡社区治理进程中缺乏充分的参与性与公共性，种种表现“阻碍着我国城乡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平衡”〔9〕。对照社区建设的初衷，面对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权力结构性失衡，可以将当前社区治理环节中出现的难点总结为“共同体困境”。解决这一困境有多种方式，其中的重要环节是基于社区实际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格局，通过打造共建平台，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全领域；建立共治平台，保证社区组织和个人参加社区治理全过程；建立共享平台，保证社区全体人员公正平等享受治理成果。

二、构建社区多元议事平台的原则导向

（一）党组织引领性与群众参与性相结合

构建社区多元议事平台，关键环节是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号召、凝聚和组织群众关心社区建设，全过程参与社区治理。实现这一目标，既要激发辖区内组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也要避免一些群众自发组织的松散状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社区党组织与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城市基层协商中发挥引领作用和协调、服务功能。《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指出，社区党支部的基本任务是，“全面领导隶属本社区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围绕巩固党在城市执政基础、增进群众福祉开展工作，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组织整合辖区资源，服务社区群众、维护和谐稳定、建设美好家园”〔10〕11。可见，社区党组织是搭建多元议事平台中的关键因素。社区群众作为社区治理中最广泛和最宝贵的资源，是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和社区治理成果的享有者和受益者。因此，在构建社区议事平台中，社区党组织要履行好引导职责，促使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对于重要事项只有通过社区党支部党员大会的讨论和表决，社区才能作出决策。

（二）个体多样性与整体有序性相结合

参与社区议事平台构建的主体众多，个体多样，不同群体代表的具体利益差异性较大。在平台协商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主体发生矛盾，当多种矛盾聚合，极易使社区陷入无序状态。搭建社区平台的最终目标是使社区处于有序稳定状态，实现这一目标主要通过制定相关规则和制度促使社区各行为主体从“无序”转变为“有序”，或将已实现“有序”的诸多要素进一步优化组合，使社区整体合力发挥到最优。这些约束性规定主要指社区权威组织颁布的行为规则以及居民在长期共同生活、学习、工作、娱乐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规则规范。例如《物业管理条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业主委员会章程》《业主大会公约》《社区居民行为规范》等，这些针对不同主体制定的规则是社区议事平台的制度支撑。一般而言，涉及社区整体层面的议事平台，由多方利益主体平等参与，社区党组织或居民委员会通过会前谋划安排、会中积极引导、会后监督督促，确保平台运行体现平等、公正、透明等原则，在维护社区最广大居民整体利益前提下，兼顾不同主体的具体利益。由此可见，搭建社区多元平台既要注重个体多样性，也要兼顾整体有序性，在社区治理中使得二者相互配合、共同促进。

（三）议事便捷性与程序规范性相结合

社区连接千家万户的基本生活，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平台建设的协商范围既涉及社区公益性事业，又涵盖居民现实生活。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居于主导地位，社区内出现的普遍问题与“疑难杂症”并存，矛盾复杂性与利益交织性同在。面对基层出现的复杂局面，一方面，构建平台的首要原则是突出议事便捷性，保证议事快捷高效，提升居民议事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在注重议事便捷高效的同时注重提升居民的法治意识以及规范意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提质增效。通过建立乡规民约、社区规章与社区治理高效融合机制，弘扬社会正能量，建立健全社区治理中惩恶扬善长效机制，主动回应社区治理难题。由此可见，搭建社区议事平台，既要依托传统便捷性资源，也要与时俱进地注重程序规范，在培养居民参与意识和协商精神中，开展普法宣传，增强居民法治观念，提升社区解决矛盾纠纷的能力。

三、构建社区多元议事平台的实践要求

积极培育和整合多元议事平台，将居民公约嵌入制度性议事平台始终，注重实体与虚拟平台互联共建，立足社区实际，把握社区治理规律，探索更多社区治理的路径和方法，是提升社区治理整体效能的必要手段。

（一）培育与整合多样化协商议事平台

社区协商议事平台的建立和完善贯穿社区治理始终。社区建设初期，依托政府行政力量和资金投入，擘画出城市社区建设雏形。这一时期协商议事平台功能主要体现为化解群众矛盾、解决实际困难以及增进居民团结。其中化解群众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社区基本功能之一，人民调解制度在婚姻家庭、邻里、医疗、交通、劳资等领域的纠纷化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社区建设蓬勃推进，单一居民调解已不能满足社区治理实际需要，还需建立更多性质不同、功能各异的协商议事平台，例如在业主之中形成了业主代表协商平台，在物业企业中形成了物业协商平台等，这些协商议事平台基于居民特定立场，实现化解纠纷、共筑和谐社区目标。可见，建立社区协商议事平台是维护居民正当权益、建立和谐社区的主动选择。

当然，社区平台在发展过程中“实然”与“应然”始终有一定距离，协商议事平台的成立本身是为了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通常进入协商议事平台的组织和个人，为了争取“利益最大化”，可能会陷入为了解决“争端”而又“扩大争端”的怪圈。例如一些社区出现的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业主认为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诸多服务不及时、质量差，部分业主拒绝缴纳物业费，物业服务企业则认为业主在拖延或拒缴物业费的同时又提出过高要求，双方僵持不下，导致矛盾升级，在无法调解时又向社区投诉，类似现象已经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一大“痛点”。有效解决这一矛盾，仅靠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力量是有限的，社区党组织和政府在协商议事中要积极发挥作用，在进一步整合原有议事平台基础上，召集所有利益涉及者，以“协商”“对话”等形式寻求问题解决之策。如很多社区建立了以社区会客厅、社区建设大家谈、我为社区献一计等形式的协商议事平台，同时探索在物业服务企业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支持物业服务企业中的党员负责担任社区副主任，创新形式，不断优化社区协商资源，引导多方平等对话，为解决居民群众实际困难出谋划策。

（二）健全居民公约嵌入制度性议事平台

建设社区多元议事平台是推进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它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将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古代治理经验发扬光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国乡村形成了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会等组织，乡规民约在维护农村基层社会有效运转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城市基于地缘、业缘、趣缘基础上形成了同一居住空间的社区，地域性成为现代城市社区形成的重要因素。与农村社区中“血缘”因素占居首位不同，城市社区组织的松散性、人群的陌生性、个体的独立性特征更为凸显。因此，在社区议事平台建立过程中，将《居民公约》《居民行为守则》《小区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作为议事平台搭建的基础，能够有效增强居民紧密度和亲密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强调：“充分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弘扬公序良俗”〔7〕6，为法治、德治、自治融合提供條件。在此，居民公约是群众在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基础上，在一定地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居民行事规则。把这些人们公认或者已经形成的行为规则嵌入制度性议事平台中有三大优势：一是作为居民共同遵守的基本约定，能够体现出绝大多数居民的态度或意志。二是居民公约作为化解居民矛盾的基本依据被广泛运用于纠纷调解中。一般进入协商议事程序的事项多涉及居民的利益和现实困难，居民公约在解决居民矛盾进程中能够发挥作用，当然现实中会出现超越居民公约范围的协商议题，此时需要借助法律法规等多种手段解决。三是居民公约能实现公序良俗的有效转化，最终促进法治、德治、自治的有机结合。与此同时，将居民公约等约定俗成的规则嵌入制度性协商议事中，实现“良俗”与“公序”的现实衔接。社区公约融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居民文明行为举止规范、和谐人际交往注意事项等诸多有利要素，蕴含真善美的价值追求，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属于“良俗”的范畴。而“公序”是指公共秩序，是社会存在、发展所必须依赖的秩序。实践证明，作为社区文化集中体现的“良俗”嵌入制度化议事平台中，可以实现自治法治德治有效融合，最大限度地增进共识、凝聚力量。

（三）互联共建实体平台与虚拟平台

一方面，凝聚组织群众需要多样化的公共议事平台作为支撑。当前社区在依托传统实体平台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利用各种便捷虚拟平台，二者优势补充，发挥了多平台互联互建的最大功效。社区实体平台主要依托党组织、居民委员会等召集相关人员聚集一堂，以商讨、座谈、聊天等形式讨论社区事务。首先，以社区党组织为例，针对社区党员开展教育、管理、监督等各项工作，定期召开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组织生活会等会议。在解决社区重大问题时，组织召开党员全体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汇聚党员集体智慧。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党组织领导机制打破了传统单位制和行业系统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领导体制。社区党组织不仅要在“自系统”内做好各项工作，也需主动联系“它系统”，打破系统壁垒，建立社区大党委领导的党建联席会议机制。其次，社区居委会代表基层自治性组织，在组织动员群众参与社区建设、服务群众及维护基层稳定等工作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当前，由居民委员会组织的社区居民大会、居民代表大会、社区会客厅等形式的议事平台，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丰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方式，是当前基层民主的生动写照。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作为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产物，具有及时、方便、快捷等优势，不拘泥于人员、场地、议题的限制，降低传统形式中人、财、物成本，最大限度地回应居民的所思所想所盼。当前，社区虚拟议事平台包括QQ群、微信群、公众号、网络论坛等，其功能涵盖便民利民各项服务、对社区工作的意见征询、愿景规划等多方面事项。

因此，多元议事平台的搭建需要兼顾实体与虚拟两个领域，充分考虑基层民主的发展程度、议事平台的制度建设程度以及居民的接受、熟练程度，发挥传统资源与虚拟资源在社区议事平台建设中的作用。依据社区实际，细分平台议题，有些议题适于在网络进行，有些议题适用现实开展，有的议题可以先通过网络意见征询，再进行后续实体平台深入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11〕7。我国的治理，基本单元是县（市、区），基层基础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因此，立足社区实际，探索建立符合社区治理规律的多元议事平台是巩固基层政权的有效方式。今后，我们要继续积极培育、整合多样化协商议事平台，确保居民公约与社区制度性规则高效融通，促进实体平台与虚拟平台互联共建，在构建多元议事平台中汇聚党执政的磅礴力量，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筑牢执政根基和群众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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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