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游击队歌》是我国杰出的作曲家、教育家和音乐评论家贺绿汀在1937年11月创作的群众歌曲。歌曲的创作另辟蹊径，从鼓励游击队员的战斗勇气和反映其乐观精神的角度出发，展现出游击队员们机智勇敢、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整部作品具有中西结合的创作手法、情感表达的真实质朴、诙谐生动的音乐形象以及鲜明的时代性与斗争性等特点。文章主要分析抗战歌曲《游击队歌》的创作，以供参考。

关键词：《游击队歌》;贺绿汀;抗战歌曲;创作分析

中图分类号：J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9-0-04

贺绿汀早期音乐作品是指1934—1949年创作的作品，按照其自身风格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934年，以钢琴创作为标志，代表作品是《牧童短笛》。第二阶段即1935—1937年，以电影音乐创作为标志，代表作品为《乡愁》《春天里》等。第三阶段即1937—1949年，是以抗日战争音乐为标志的创作全盛期以及风格发展的新阶段。第三阶段创作的群众歌曲《游击队歌》一经传播，便产生了剧烈的反响，迅速在全国广为流传，成为鼓舞全国军民热血沸腾、奋勇杀敌、抗日救国的进行曲。其记录着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和深远的革命意义，是中国合唱音乐里程碑式的伟大杰作，是永垂不朽的红色经典文化。

1 《游击队歌》的诞生背景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各界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上海文艺界为了更好地投入抗日宣传活动，在第一时间组织了几支救亡演剧队前往华北及内地的一线。他们将音乐作为最锋利的武器，以唤醒民众，给予敌人强力的冲击。1937年11月底，演剧队正好迁移到城西郊刘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贺绿汀通过看文件、听报告、学习讨论，受到了党的直接教育。当时彭雪枫将军来到学兵队讲授“游击战术”，贺绿汀慕名前往旁听。彭雪枫生动的演讲将贺绿汀带入游击战士英勇杀敌的战场。贺老回忆说，“我的《游击队歌》就是在学习了当时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游击战争的文件后才写成的”[1]。贺绿汀深深被敌后生活异常艰苦环境下依旧保持着英勇顽强、机智勇敢、不屈不挠、将抗战进行到底精神的游击战士们所感动，最终创作出这首先谱曲后填词的抗日战歌——《游击队歌》。

后来临汾沦陷，演剧队撤往西安又转入延安，并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正式表演了这首歌。这时的《游击队歌》已由齐唱曲成为一部完整的四部合唱曲。《游击队歌》的演唱产生了剧烈反响，很快就在全国广为流传，成为鼓舞全国军民热血沸腾、奋勇杀敌、抗日救国的进行曲。

2 《游击队歌》的创作手法与情感

2.1 中西结合的创作手法

2.1.1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贺绿汀曾说过：“中国现状虽然如此破碎，然在另一方面，这种不安的现象正刺激着许多有为的新中国青年无畏的勇气……我们应该鼓起勇气来建设崭新的中国音乐。”[2]作为一名作曲家，贺绿汀在结构、技法等方面师承于黄自，但他又不同于黄自的西方创作技巧，而是将其与中国古典意境相结合进行音乐创作。贺绿汀的《游击队歌》（谱例1）在旋律和和声走向方面在借鉴英国历史悠久的步兵进行曲《英国掷弹兵进行曲》（谱例2）的同时，还融入了本民族的节奏特点，展现出轻快活泼的情趣。这种在旋律、结构以及调式调性等方面吸收国外歌曲的创作经验，加以结合本民族音乐风格的创作手法，使西方先进的作曲技法“中国化”的同时，也让中国传统音乐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2.1.2 中西结合在调式中的体现

《游击队歌》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歌曲，表面上看，该作品是一部單纯的宫调式，是利用了“清角、变宫、变徵”三个偏音的传统作品。但深入分析《游击队歌》后却发现其另含玄机。在以宫调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作品框架中，“清角、变宫、变徵”三个音在以中国传统偏音的身份加入曲目的同时，还加入了西方大调的调性色彩，使其拥有了“导音、下属音、重属导音”的身份，这让其功能性得到了极大的展现，而不同音乐文化之间的碰撞产生了一部奇迹般的作品。

例如，第一乐句的Fa以清角的身份出现，用中国传统音乐创作的方式将其以十六分音符的形式放置于弱拍的弱位子，在演唱中一闪而过。第三乐句中出现的Fa同前一个Fa一样以偏音的身份出现，但是出现在第二小节第二拍的Si截然不同，它是作为西方大调中的导音出现的，因此，贺绿汀按照西方和声学中导音所拥有的向主音的倾向性，将其安排在第三拍次强拍上，加以一个附点八分音符的时值，仿佛要将满腔的仇恨与怒火狠狠地刺入“敌”这个字所代表的敌人的胸膛。

另外，第12小节第二拍的#Fa，不是代表宫调式的变徵，而是以西方大调式的重属导音衔接前后，让音乐的旋律倾向到主和弦的sol，从而凸显出sol音以及对应的歌词“造”，以展现出神气十足的游击队员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2.2 创作情感的真实与质朴

1940年，贺绿汀在《关于作曲及其他》一文中提到：“词的内容与情感的把握。这是一件颇为吃力的工作，作曲者应该深入词的旨趣中去理解它，从整个歌词到最细微的一个句子、一个字来了解它的情感。一定要抓住它的最准确的精神，通过音乐来发挥它，使曲调成为抒写诗词最亲切的手段。”[3]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贺绿汀本人了，他在创作过程中尤为注重感情的投入与表达，这使创作出来的作品如同他本人一样真实、质朴。《游击队歌》整首作品不管是旋律、调式、节奏还是歌词的含义表达都简洁大方、雅俗共赏。

《游击队歌》整首作品轻快、生动而又富有激情，象征着军队行进的小军鼓节奏贯穿全曲，特别是开头的弱起小节以及每个乐句开头的连续上行的旋律线条，既展现出作品进行曲的军队行进感，又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游击战士们采用机智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并伺机灭敌的英勇形象，旋律节奏一出现便能在人们脑海中刻下清晰而又深刻的印象。

关于这点，贺绿汀认为：“写群众歌曲，一定要考虑节奏上的生动、活泼和富于变化。力求避免节奏上的呆板和没有生气……即鼓励游击队员的战斗勇气和反映他们的乐观精神。”[4]由此，不难看出，贺绿汀创作《游击队歌》时，从鼓励游击队员们的勇气和反映其乐观精神这一角度出发，考虑到部队行军的特点，为了容易记忆，曲子的第一、二、四乐句节奏一样，使得整首曲子在增强统一感的同时又蕴含了变化。且这一变化体现在每一个小节的音符里，灵活运用了二、四、八和十六分音符，极大程度地避免了乐曲单调的问题。

全曲形象鲜明，言语通俗易懂，这也是《游击队歌》能在群众中久唱不衰，获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喜爱的原因。只有充满质朴情感的音乐，才能够触动人的灵魂深处，引起人们的共鸣，从而深深地打动人。中国有一句古话——“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同样的，“乐也如其人”。一位成熟的作曲家创作的作品不仅能反映思想深处的精神世界，同时还跟思想家一样，能够融入作品中并在其中成长，从而表现出强烈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3 《游击队歌》的创作特征

3.1 勾勒形象化、具体化的意境

在《游击队歌》创作的同一时期，贺绿汀还创作了另外两首曲子，这三部作品是针对不同对象创作的，分别是对应老百姓的抗日动员歌曲《干一场》;用来瓦解日本敌军，用日语演唱的《日本的兄弟》;对应抗日游击战士的《游击队歌》。

但贺绿汀只有在创作《游击队歌》之前，深入思考了如何通过鲜活的音乐形象使唱和听的人感兴趣，以及如何把游击战略方针，并将其体现在其中。有别于以往的创作形式，该作品的歌词与旋律曲调是同时考虑的，经过了多种角度的思考，歌词表现游击战士的英勇顽强、乐观机智，而旋律曲调侧重于表达诙谐幽默的快节奏军队行进。在结构方面，运用了西方AABA的形式，并结合我国唐诗绝句的布局原则——“起承转合”，经过反复推敲，且采用的生活化语言通俗易懂。围绕着全曲创作的出发点，“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等歌词在充分体现游击队员们生动鲜活形象的同时，又不失幽默和风趣地展现出游击战士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积极乐观精神，写出了一种自信和英勇神武的神态。

歌词的第五句到第八句，将游击队员们时而在森林里，时而在山冈上神出鬼没的战斗技巧展现得淋漓尽致。后面四句“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则勾勒出游击战士的机智勇敢以及游击战术的优越性与灵活性，以风趣的方式显露出击败敌人、收缴物资、取得胜利的游击战士踌躇满志的形象。最后四句歌词则通过形象的言语展现出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以及战士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坚定信念和大无畏精神。每一句歌词都生动形象地勾勒出游击队员们的战斗英姿，为音乐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形象化、具体化的意境。

3.2 将“游击战术”融入歌词

作品中“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这两句歌词是全篇的重点。早在1929年4月5日，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首次以总结性文字完整表述游击战术的内涵。“总结经验基础上概括出表现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5]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演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回顾了红军战斗历程，将“十六字诀”升华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高度并完整表述出来[6]。贺绿汀曾提到，《游击队歌》就是在学习了当时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游击战争的文件后才写成的。因此，这里需要将其同“没有吃，没有穿”分开来理解，体现出当时的游击队战士化被动为主动，利用有利的地形因素采取“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化整为零，分散开来躲避敌人的扫荡，在合适时机又集零为整一个个击破敌人的薄弱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能发现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的歌词完美展现出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贺绿汀采访录（二）》中，贺绿汀提到，“《游击队歌》的歌词与音乐结合得很密切，而要把许多政治内容变成艺术形象，是需要经过很实际的考虑的”[7]。

3.3 鲜明的时代性与斗争性

3.3.1 时代性

贺绿汀在《音乐艺术的时代性》中认为，当代作曲家应该以科学的方式方法研究分析中国过去的音乐，同时牢牢把握住时代精神，运用好成熟的技巧，以热烈的情绪反映这个时代和社会，并肩负起创新中国音乐的使命[3]。抓住时代的精神，一直是许多艺术家追求的艺术境界，在贺绿汀看来，“是否被中国人民喜闻乐见，被世界人民喜闻乐见”是音乐创作成功与否的标准。很显然，《游击队歌》就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创作出来被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蕴含鲜明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它是贺绿汀在抗战时期这一宏大叙事背景下创作的兼具时代性和个性化的作品。其核心是為民众（即工农兵）服务的，是士兵和人民所需要的，同时也是抗日救国最强有力的精神武器之一。

3.3.2 斗争性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内政治关系错综复杂，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迫使民族救亡图存的意识必须觉醒。而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以抗战斗争、救亡图存为主题的音乐作品占据主流，其中的音乐活动大都以声乐演唱为主。在这一时期，音乐的艺术审美功能被弱化，大大加强了其社会功能，被作为一把锋利的文化武器强调。《游击队歌》作为一首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理论指导，通过鲜活的音乐形象引起唱和听的人的兴趣，又加入了游击战略方针的革命作品，它继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利用凝练简洁的歌词与旋律展现出生动的音乐形象，创作大众化的音乐，鼓舞和激励全民誓死抗战。歌曲的最后一句——“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表现出坚决不做亡国奴，誓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坚定信念。此外，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紧跟时代的步伐，具有强烈的斗争性，以及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号召性。

4 结语

抗战时期，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入侵的西方音乐文化和抗日救亡图存思想的双重冲击下，经历了摩擦与冲突、传承与创新的过程。革命歌曲的创作和发展对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游击队歌》作为抗战歌曲的代表性群众歌曲，是贺绿汀在当时社会、文化、历史、民族等共同的培育下创造出的具有划时代性意义的作品。如今，《游击队歌》这首革命抗战作品已牢牢根植于人民心中，是象征着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永恒旋律，蕴含着强烈的时代意义与历史责任感。其代表了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峥嵘岁月，其核心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展现的是机智勇敢、顽强不屈、坚定革命必将走向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1] 孙纯贵.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创作经过[J].邵阳师专学报，1994（1）：41-42.

[2] 贺绿汀.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3.

[3] 贺绿汀.贺绿汀作品选[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118，30.

[4] 贺绿汀.关于群众歌曲创作问题[J].人民音乐，1981（2）：18-23.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毛泽东军事箴言：全2册：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226.

[6] 牟蕾.揭秘：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形成与发展[J].军事文摘，2018（3）：67-68.

[7] 董团，梁茂春.贺绿汀采访录（二）[J].福建艺术，2014（6）：21-28.

作者简介：白宁（1997—），男，江西抚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音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