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扬桂

贺绿汀，湖南邵阳人，1924年入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科学钢琴、小提琴、民族乐器及音乐理论。1931年春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6年任明星影片公司音乐科科长，加入歌曲作者协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赴华北做宣传工作。皖南事变后，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新四军鲁艺工作团培训音乐干部。1943年，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和华北文工团团长，钢琴曲《游击队歌》、歌曲《嘉陵江上》在群众中产生较大影响。

与国歌结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一首经典名歌。歌曲是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该片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抗日救国的故事。

2023年是贺绿汀120周年诞辰。据贺绿汀生前回忆，1934年初春的一天，他应邀来到聂耳所住的淮海中路牛奶棚对面一间新建的店铺楼上。因为早就彼此耳闻对方大名，所以两人一见面便十分亲密。这年冬，经聂耳介绍，贺绿汀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从事电影配乐工作，贺绿汀由此也与电影音乐工作结缘。

后来，电通股份有限公司拍摄了《风云儿女》，聂耳主动向《风云儿女》的编剧夏衍请缨，为该片的主题歌谱曲，并于1935年4月15日前完成了曲子的初稿。此时，国民党当局放风要逮捕聂耳。消息传出后，党组织决定让聂耳去日本避难。聂耳临行前，委托贺绿汀完成曲子的配乐。贺绿汀接受聂耳的委托后，先是找到侨居上海的俄国作曲家阿甫洛穆夫，请他代为主题歌配乐，但阿甫洛穆夫所作配器写得比较潦草，有些甚至看不明白，贺绿汀便亲手订正了其中的一些曲子。

贺绿汀设法将配器寄给在日本的聂耳审阅定稿。同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唱响全国，引发强烈反响，对团结各界一致抗战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此后，这首歌相继成为国民党军校“军歌”、联合国成立仪式上代表中国的演奏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 贺绿汀塑像

1935年7月的一天，贺绿汀路过上海南京路，从报上看到聂耳在日本不幸逝世的消息，有如听到一声晴天霹雳！他后来痛惜地对人说：“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人，二十岁刚出头，就被无情的海浪一下子卷走了……聂耳的不幸早逝，是我国音乐界的一大损失。然而，聂耳以他的创作对人民革命斗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却是我国音乐界的骄傲。聂耳是不朽的！”

奔赴延安

青年时代，贺绿汀投身革命。“五卅惨案”发生后，在长沙就学的贺绿汀放下书本，上街游行。次年，他回到家乡，一把火烧了邵阳东门外的英商煤油库。因表现勇敢，他于1926年加入了共产党，常常受到反动派的追捕，多次被打入监牢。1928年，他被关进敌人牢房期间，还坚持向牢友学英语和日语，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流亡途中，他先后参加了武汉、广州和上海等地的工农暴动。七七事变后，正处于音乐创作旺盛期的贺绿汀，将妻女送回邵阳，自己毅然从军。

1938年9月，贺绿汀辗转来到重庆，先在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任职，后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任教兼任音乐组主任。据当年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陈贻鑫回忆，贺绿汀上课时，“脚上穿着一双木屐，衣衫破烂处，肉都露出来了”。

在重庆，贺绿汀谱写了《中华儿女》《打日本》《嘉陵江上》《胜利进行曲》《还我河山》等著名歌曲，受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赞赏。周恩来还偕夫人邓颖超驱车50多公里，来到北碚看望贺绿汀。

1940年12月，贺绿汀组织育才学校向重庆各界人士展示教育成果的首场儿童音乐会。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冯玉祥、沈钧儒、郭沫若等出席观看。演出结束时，周恩来当场题词：“为新中国培养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

皖南事变后，重庆局势严峻，周恩来关心贺绿汀的安全，要他离开重庆辗转去延安，并派人通知贺绿汀：国民党对去延安的道路封锁得太紧，男同志直接去延安困难很大，但女同志可以八路军家属名义去。贺绿汀将消息告诉妻子姜瑞芝，姜瑞芝毫不犹豫地说：“我带孩子先到延安去。”

周恩来亲自将姜瑞芝母女送上去延安的汽车后，交代徐冰要好好保护贺绿汀，又拿出500元钱，托人转交贺绿汀以做路费。

收到转交的钱后，贺绿汀眼里盈满了泪水。他来到周恩来住处道谢，并顺便打听妻女的消息。周恩来告诉他，姜瑞芝在去往延安的途中就受到了革命的洗礼。原来，姜瑞芝母女所乘汽车，在汉中被国民党强行扣押。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打电话责问蒋介石。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放行。

贺绿汀离开重庆，经桂林绕道香港至上海，然后辗转抵达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年5月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在华中鲁艺音乐系及新四军鲁艺工作团任教，培养音乐人才。

1943年7月，贺绿汀化名陈益善，抵达延安。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的一次文艺联欢会上，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师生同心

1983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贺绿汀从事音乐工作60周年”纪念仪式上，一位身子伛偻、拄着拐杖，看起来比贺绿汀还苍老的老人来到现场。他见了贺绿汀，恭恭敬敬地行礼请安。这位老人叫严怪愚，与贺绿汀是老乡，少年时还是贺绿汀的学生。

时年73岁高龄的严怪愚，与贺绿汀手拉手回忆起当年的往事。1921年，贺绿汀在家乡仙槎小学教音乐、图画课，严怪愚是他的学生。严怪愚有副好嗓子，外号叫“过山岭”。他们家乡有座罗浮岭，严怪愚在罗浮岭的这边唱歌，岭那边都能听得到。贺绿汀特别喜欢他，放学时，他俩常相伴回家，边走边唱，还捎带捉泥鳅。贺绿汀捉泥鳅是把好手，见一条捉一条；严怪愚虽然唱歌嗓子比老师好，但抓泥鳅的本领比贺绿汀差远了。

后来，贺绿汀考入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毕业后，投身革命音乐工作，为革命事业和音乐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严怪愚从湖南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改行当记者，参与创办《力报》《晚晚报》《中国晨报》《实践报》，成为敢冒风险率先报道汪精卫卖国投敌的一代名记者。

1939年，贺绿汀与严怪愚师生在重庆相逢。当时，贺绿汀正在谱写《嘉陵江上》，他一边写，一边哼，还不时用铅笔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哼着哼着，他突然又铅笔一挥，全都画掉，另纸重写。一遍，一遍，又一遍……坐在旁边的严怪愚感叹道：“没想到，谱一支曲子这么难呀！”贺绿汀说：“谱一支曲子，有时比你们写一篇文章还要费劲哩！”

严怪愚去上海参加“贺绿汀从事音乐工作60周年”纪念活动后，希望师生二人还能重逢。哪知1984年3月1日，严怪愚竟先于他的老师离世。上海一晤，成了师生的永别。

贺绿汀和严怪愚，一对师生和战友，他们既爱人民，关心国家的命运，也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在家乡被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