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

今年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180周年。作为近代史上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割地、赔款等内容外，条约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时至今日，这五座城市依旧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五口通商，不仅见证了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也成为古老的东方大国走向世界的一扇窗。

在碧波荡漾的福建沿海，有一座美丽的海滨之城，名曰厦门。缘于厦门形似展翅翱翔的白鹭，又别称“鹭岛”“鹭屿”“鹭门”等。这样一座万年无飞雪、四季花常开的“海上花园”之城，被英国殖民者觊觎已久。1842年，英国强迫战败的清廷开放厦门作为通商口岸，这个小城由此开始频繁登上历史舞台。相较于广州、福州、宁波、上海，厦门既不是省城，亦不是府城，更不是县城，为何英国殖民者选择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呢？

物阜民丰的嘉禾屿

厦门位于福建省东南端，是东南沿海优渥的良港之一。早在周秦时期，厦门就聚居有不少渔村，是沿海渔民避风之处。汉代时，厦门隶属侯官县管辖。晋太康三年（282年），厦门隶属同安县。隋唐时期，因毗邻泉州港，厦门日渐兴盛起来。据说，岛上曾生长过一茎数穗的水稻，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于是称此地为“嘉禾”。唐中叶，朝廷在厦门置嘉禾里。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易名“嘉禾屿”，隶属同安县绥德乡。元代，朝廷在厦门设立四个都，人口愈发稠密。明代时，为了加强海防，朝廷在每个都下又设置两个图。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永宁卫的中、左两个千户所移驻嘉禾屿，并筑中左所城，大致位于今天厦门思明区南端一带。因嘉禾屿地理位置险要，“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素有“大厦之门”的美誉，故易名“厦门”。

明嘉靖年间，倭寇屡屡侵犯闽浙沿海，厦门一度成为抗倭军事要地。明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为抗击清军，将厦门和金门两地打造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并称之为“思明州”，意指思念明朝，所辖境域包括厦门岛、鼓浪屿、浯洲屿（大金门）、烈屿（小金门）等岛。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亲率万余名将士，乘坐战船百余艘，从厦门沿海一带出发，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攻占思明州。由于厦门为“海疆要隘，渡台正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移驻厦门。清廷为了统一台湾，在厦门增派兵丁，同时将泉州府海防同知移驻厦门，厦门的军事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收复台湾及澎湖列岛，完成了祖国统一事业。至此，作为东南沿海咽喉的厦门，物阜民丰、港口优良，成为福建经济与文化中心之一。

猖獗的走私贸易

康熙皇帝收复台湾后，“海禁”遂开。清廷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在漳州设立闽海关，厦门则成为闽海关的正口，贸易十分兴盛。据史料记载，鼓浪屿在康雍年间就遗留有不少西洋人所修建筑及坟茔等，可见外国人往来厦门进行贸易是十分频繁的。乾隆中期，清廷关闭闽海关，仅限广州“一口通商”，但仍有不少西洋商船来厦门进行走私贸易。

事实上，最早来厦门进行贸易的是葡萄牙人。据记载，早在明代中期，葡萄牙人就陆续来厦门购买茶叶、瓷器等物品。从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至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葡萄牙人在厦门的贸易持续了50年。此后，随着倭寇之乱渐起，明廷严禁西洋人与本地人进行互市贸易。

尽管明廷三令五申严禁走私，但在高额利润的引诱下，西班牙人组建了一支货运船队，从菲律宾马尼拉出发偷渡至厦门贸易。不久，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人从印度尼西亚涉险远渡至厦门。起初，他们希望在厦门寻找落脚点，但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抗。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人韦麻郎率军突袭厦门，兵败后退至澎湖一带。崇祯六年（1633年），趁明廷镇压农民起义无暇东顾之际，荷兰人再度突袭厦门，烧毁明军水师战舰十余艘之后扬长而去。

荷兰人走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潜入厦门。清康熙九年（1670年），英国商船“万丹”号开始频繁在厦门进行走私贸易。不久，他们又在厦门设立商馆。清廷公布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后，英国人才不情愿地离开厦门。道光十年（1830年），英国人急于敲开中国门户，曾数次派遣船只刺探厦门军情。道光十二年（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从厦门出发，一路北上抵达上海，震惊清廷朝野。此后，随着鸦片走私贸易的日益猖獗，英国人开始觊觎厦门，并频繁出现在厦门港外。

英军侵略厦门

清廷素知厦门险要，很早就在厦门筑有炮台，并设有水师。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当时有三大炮台，分别是虎门炮台、镇江炮台、石壁炮台。其中，石壁炮台就位于厦门岛的南端。

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鴉片战争打响，接任闽浙总督的颜伯焘来到厦门巡视海防。他细致勘查后认为，厦门扼守东南要地，必将有一场大战。当时厦门海防只用沙袋，颜伯焘认为不足以抵御英国战舰，他力排众议，提出与其给英国侵略者奉上600万两白银作为议和之用，不如拨200万两白银修筑厦门海防工事。这一主张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允准，颜伯焘先后建造厦门石壁炮台、白石炮台以及金门、大担、二担等圆堡，并在厦门置办两个造船厂，建立多个红夷铸炮所，同时招募兵勇，训练水师。

在众多的炮台中，数石壁炮台最为坚固。石壁炮台全用花岗岩砌成，每隔16米留一炮洞，共安设大炮100门，故又称长列炮台。1840年7月3日，英国“布朗迪”号军舰驶抵厦门港，对厦门进行武装示威。他们向守军水师递交一封信函，要求厦门守军即刻投降，并允许英军入城。水师守备陈光福和兵丁击中英军数人，英军见厦门水师顽强抵抗，便退出外洋。

1841年夏天，英军再度来到厦门，这次英国人组建了舰船远征军，其军力数倍于清军。8月26日，石壁海战拉开帷幕，战斗异常惨烈。据当时厦门士绅记载，英国人的大炮“轰声如雷，黑烟满海”。清军将士顽强抵抗，英军无法正面攻破，于是改从背后袭击炮台，这才轰开缺口，偷袭登陆。不久，英军占领了厦门及鼓浪屿等地，进城烧杀劫掠。直至中英谈判后，英军才撤出厦门，但却始终窃据鼓浪屿。英军声言将鼓浪屿作为抵押地，直至清廷偿付赔款后才能撤离。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清廷全数交清赔款后，英军才从鼓浪屿撤离。

厦门开埠通商

根据中英双方签订的《南京条约》及《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厦门作为通商口岸，于1843年11月2日正式开埠。英国人之所以选择厦门作为通商口岸，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尽管厦门不是府县之城，但素来为海防要地，优良的港口是英国人觊觎已久的。况且，厦门处于南海与东海的中间位置，是北上中国的必经之地。倘若英国人能够驻守厦门，便可自由出入东南沿海各地。其次，厦门是中国茶叶贸易中心，每年出口数十万吨茶叶到欧美各地，同时还出口瓷器、纸张、糖、大米、棉花等商品，商业价值巨大。再次，尽管厦门港行政地位不高，但是福建水师提督、海防同知、道台等纷纷驻跸厦门，其行政职能远胜于管辖地同安县。与此同时，各地商旅、渔民纷纷登岛居住，使厦门逐渐成为人烟稠密之地，颇具商业前景。

1843年10月26日，英国领事记里布抵达厦门。经与地方政府商议，11月2日正式开埠。厦门开埠后，除了英国政府的外交官员及商人外，在厦门居住最多的就是传教士。他们学习闽南语，开设诊所，走街串巷，逐渐融入本地民众之中，厦门也成为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中心之一。

由于福建山多地少，福建人素来有移民海外的传统。早在明代中后期，就有不少人纷纷下南洋谋生。厦门开埠后，勤劳敢拼的闽南人更是远渡欧美谋生，厦门成为输出华工数量最多的地方之一。进入19世纪下半叶，美国、巴西等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开发浪潮。由于黑奴贸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于是西方殖民者瞄准华工以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臭名昭著的“契约华工”贸易在厦门猖獗起来。当时，作为全国五大洋行之一的厦门德记洋行，就是一个“人贩子”集团，他们包揽了福建沿海一带的苦力买卖。所谓“契约华工”，指的是双方在“自愿”的前提下签订契约，然后承诺若干年内在海外赚取报酬，以偿还向中间人赊购的船票和日常开支等。事实上，西方殖民者与中国掮客、拐匪等暗中勾结，采取诱骗、绑架等手段掳掠华工，以严刑逼迫他们签订契约，绝大部分人就此客死异乡。

厦门英租界的设立与收回

1844年，英国驻厦门领事金执尔与地方政府商定，将厦门南端的水操台、南校场等地划为英国人租地，此地正好与英国人占领的鼓浪屿隔海相望。1845年，英军交还鼓浪屿。英国领事和商人从鼓浪屿迁居厦门，但英国人并未入驻，也没做任何开发。

1852年，英国人选定海后滩为英商营业及其眷属驻地。最初的位置是从岛美码头（今厦门市海后路附近）到新路头（今厦门市中山路轮渡店附近），后英国人私自在海滩填土造地，并非法侵占临近地块，厦门英租界面积稍有扩大。同光年間，也就是1875年前后，厦门英租界的总面积达20余亩，大致位于今天的海后路至鹭江道一带。

厦门的英租界虽小，但商业异常繁荣，租界内设有船坞两所、洋行11家、船具商行两家。这些外国洋行从海外不断输入鸦片、棉纱、棉织品及五金，对外输出主要以茶叶为主。与其他城市的租界不同，清廷就厦门英租界的设立从未与英国方面签订任何协议，只有少量的租地合同而已。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在厦门设立的租界完全没有法理依据。1862年3月30日，被英国人掌控的厦门关税务司署成立。

进入民国以后，在全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中，国民政府开始有意收回厦门的英租界。1930年9月，经过中方多次的抗争，国民政府外交部王正廷与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在南京签署协议，同意无条件归还厦门英租界。至此，厦门英租界被正式收回。

“万国租界”鼓浪屿

1841年，英军就曾占领过鼓浪屿，但因英军在鼓浪屿感染了瘟疫，病死者众多，便放弃了长期占领鼓浪屿的念头。尽管如此，为了敦促清廷偿还赔款，英军直到1845年才完全撤离。

1853年5月，小刀会起义军占领厦门。在厦门聚居的英国人在英军的保护下跑到鼓浪屿避难。之后，部分英国人一直赖着不走。此时，位于厦门南端，与鼓浪屿隔海相望的英租界开始逐渐形成。由于英租界面积狭小，难以容纳越来越多的洋人，很多侨居厦门的洋人开始选择风光旖旎的鼓浪屿作为居留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13国在鼓浪屿设立了领事馆，加上居住在此的商人、水手、传教士等，鼓浪屿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租界”。

随着居住在鼓浪屿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这些人提议效仿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模式，在鼓浪屿设立“工部局”。1877年和1878年，英、德两国先后多次向厦门地方政府提出设立租界管理机构，并拟定10条章程，但遭到厦门地方官员的严词拒绝。尽管如此，清廷也无法对鼓浪屿进行有效管理，英、德等国领事遂以市政建设为由，在鼓浪屿上大兴土木，同时向各国侨民收取人头税，并设置墓地、教堂、医院等公共设施。

1897年，各国驻厦门领事又擅自订立了《鼓浪屿行政事务改善计划》，意在完全控制鼓浪屿的行政权。义和团运动期间，日本妄图将福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借机武力占领鼓浪屿，遭到清军强烈抵抗。英、美等国为维系自身利益，向日本示威，双方剑拔弩张，最终日本只得撤兵。《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认为吞并鼓浪屿的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多轮讨价还价，1902年1月10日，清廷被迫与英、美、德、法、日、西、荷等10国领事签订了《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

1903年1月，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鼓浪屿公共租界设立后，在鼓浪屿定居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岛上建筑也兼具各国风格，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独占鼓浪屿。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正式收复鼓浪屿。可以说，鼓浪屿既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屈辱，也承载着东西方交融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