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军 任亚楠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建立高效、稳固、务实的政党合作机制成为提升交往质量的现实需要，它不仅有利于深化“一带一路”现有交往机制，还有利于凝聚沿线国家政治力量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由于存在政党意识形态差异、部分沿线国家政治生态恶劣和域外大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制等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因此要从丰富合作理念、提升议题设置能力、加强外交工作队伍建设、深入调整大国关系这几方面入手，深化政治互信、破解制约因素、推动务实合作，最终形成立体、全面的政党合作机制。

[关键词]“一带一路”;政党合作机制;制约因素;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8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22）04-0025-05

政党外交在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具有宽泛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但是浅层次的沟通交流无法充分发挥政党外交的功能与作用，因而政党间深层次、机制化的务实合作是新阶段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内在需求。2021年7月5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强调：“我们愿同国际社会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做增量，让更多国家、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1]（P8）进一步明确新时代党的外交工作要注重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党合作机制正是充分发挥政党的独特功能与积极作用，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具体内容与政党合作这一丰富灵活的交往形式紧密结合，为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开启新的篇章。

一、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党合作机制的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党合作机制（以下简称沿线政党合作机制），是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党为重点方向，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内容，以双边多边有机结合为重点形式，率先实现与沿线政党深度合作的新机制。2015年3月28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授权并公开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政党、议会交往的桥梁作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立法机构、主要党派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2]（P450）沿线政党合作机制的构建初衷就是充分发挥政党强大的功能与作用，不仅能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凝聚强大的政治力量，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应有之义。

（一）构建沿线政党合作机制是深化现有政党交往机制的必然结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共产党主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党积极开展交往，形成了丰富的交往机制，主要有三种（详见表一）。一是“双边型”政党交往机制，指中国共产党与某一政党之间的交往机制，建立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前，拥有高度政治互信。二是“国家型”政党交往机制，指中国共产党与某一国家主要政党之间的交往机制，建设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阶段，共建“一带一路”是其核心交往内容。三是“区域型”政党对话机制，指中国共产党与某一区域内不同国家的多个政党建立起的交往机制，虽未以共建“一带一路”命名，但主要交往内容仍以“一带一路”为主，为政党交流合作网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现如今“一带一路”步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体现的是具体合作项目从“量”到“质”的转变，从“谋篇布局”到“精雕细琢”的蜕变，这就要求要不断深化和发展现有政党交往机制，要在交往内容上走深、走实、走细，要从经验交流、政策沟通提升为密切合作、深度合作，要从交往机制深化为合作机制。此外，上表所示政党在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过程中，均表达了要与中国共产党开展务实合作的愿景与诉求。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交往机制必然要深化为合作机制，才能充分发挥政党的功能与作用，适应“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需求。

（二）构建沿线政党合作机制是凝聚沿线国家政治力量的内在需要

政治互信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首要前提，在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9月7日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后，政治互信度高的国家率先作出响应，如2014年6月，科威特作为最早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率先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14年9月，中蒙俄三国元首会晤时达成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意愿;在近几年“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拥有高度政治互信的国家取得了更为优质的共建成果，如俄罗斯、泰国、巴基斯坦等国。政治互信不仅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还是助推其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关键因素。

新时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提出更高要求，不仅要扫除部分沿线国家和政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和猜疑，如“现代朝贡体系论”、“债务危机论”、“新殖民主义论”等一系列污名，还要避免沿线政党将“一带一路”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行为再次发生，如马尔代夫、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伙伴国内，均出现过在执政权力更迭期间，暂停甚至终止“一带一路”具体合作项目的失约行为。增进政治互信的关键在于凝聚沿线国家政治力量，沿线政党合作机制正是将沿线主要政党或政治联盟凝聚到一起，通过深度合作化解沿线政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和猜疑，通过全面合作避免“一带一路”建设再次沦为伙伴国党派斗争的牺牲品，从而形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强大政治力量。

（三）构建沿线政党合作机制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应有之义

首先，从沿线政党合作机制的建设范围上来看，沿线政党合作机制是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政党或政治联盟为重点合作对象，“一带一路”承东启西，贯穿中亚、西亚、南亚，实现了65个沿线国家、200多个沿线政党的立体联通。同时，沿线政党合作机制下的合作对象既有该国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也有重要的参政党、在野党，以及能发挥一定影响力的政治组织或民间组织。换言之，沿线政党合作机制既与国外政治精英、国家领袖进行战略合作，又与社会团體、普通民众开展务实合作，就其合作对象的广度和深度，足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奠定良好的政党基础和民众基础。

其次，从沿线政党合作机制的建设内容上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重要平台。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3]（P110）2021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建设更加紧密的“一带一路”伙伴关系，坚持走团结合作、互联互通、共同发展之路，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核心内容的沿线政党合作机制，必然在直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枝繁叶茂的同时，间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亚欧地区的落地生根。

二、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党合作机制的制约因素

尽管沿线政党合作机制具备丰富优质的物质基础，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党的实际情况以及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依然存在诸多制约因素。理清各制约因素的性质及其表现形式是构建沿线政党合作机制的首要任务，认识到根本制约因素的长期性，直接制约因素的突发性，重要制约因素的潜在性，是沿线政党合作机制的内在需求。

（一）多数沿线国家政党意识形态差异是根本因素

意识形态是政党最显著的特征，是政党思想、理念、政策的集中体现，并深刻影响政党在同国际其他政党交往合作时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党不仅数量繁多、类型复杂，而且沿线各政党受本国历史、宗教、阶级、族群、派系、地域影响较深，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广泛差异。即便是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越南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运用和发展上也各有特色。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政党的联系和交往日益深化，但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始终无法抹去，由意识形态引发的分歧和斗争将会以新的表现形式贯穿在政党对外工作的始终。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体表现为部分沿线国家政党利用舆论宣传工具，提出“债务危机论”、“经济掠夺论”、“地缘扩张论”等污名来诋毁“一带一路”倡议，并利用宗教对我国边境地区进行文化渗透。在沿线政党合作机制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绝不会输出我们的意识形态，但也绝不允许任何其他政党企图对我们的意识形态进行侵蚀和分化，因此政党意识形态的差异也就成为制约合作机制发展的根本性因素。

（二）部分沿线国家内部政治生态恶劣是直接因素

近年来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部分沿线国家内部的党派斗争和政治矛盾对共建“一带一路”造成的不利影响，成为制约沿线政党合作机制发展的直接因素。首先是在执政权力发生转变前，执政党在选举期间经常以“一带一路”作为政治论战工具，例如“斯里兰卡2015年总统大选前后，以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为代表的一大批“一带一路”项目成为斯里兰卡各政党、各政治派别、各家族为争夺政治资本和政治权力而彼此攻击的话题工具”[5]（P97-108），直至选举结束后长达一年多的再次沟通与协调，大批被迫暂停或延期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才重新运行。

其次是在政党执政权力发生转变后，新任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对外交政策做出较大变动，给“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连续发展增添了不稳定因素，此类情况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时常发生。例如在马尔代夫前总统阿卜杜拉政府执政期间，与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签订了“中马友谊大桥”等优质合作项目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2018年民主党代表萨利赫上台后不但不承认前任政府所签合约，并且污蔑“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为本国带来“债务危机”，“中马友谊大桥”项目被迫陷入停滞。这些问题的突然爆发都将会使“一带一路”具体合作项目停滞甚至终止，对沿线政党合作机制的发展产生直接不利影响。

（三）少数域外大国地缘政治的博弈是重要因素

“一带一路”建设的蓬勃发展引起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格外担心，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广泛推进和中美实力的逐渐缩小，是对其国际霸权地位最大的威胁和挑战。为了制约“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发展，美国为沿线国家提供“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日本和澳大利亚也纷纷做出响应，分别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替代性方案来阻挠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具体合作项目。在美国的支持下，沿线国家印度不仅未与中国签署任何“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并借投资之机干预邻国尼泊尔、马尔代夫的政党局势，力保“亲美派”和“亲印派”政党上台执政，以此来制衡尼泊尔、马尔代夫两国的“一带一路”在建项目。

尽管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国家近40个主要政党形成了中国-东盟“政党+”合作，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但东盟部分国家在美国的诱导和干预下不断加强与美方的军事合作，在享受中国的投资利益同时获取美国的军事战略支持。2021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为制约“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影响力和强大号召力，美国、欧盟和英国等针对性的提出全球性基础设施建设倡议，未来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反制将呈现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多方性等特点。美国等域外大国的干扰和制衡将会使共建“一带一路”陷入更加恶劣、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因而也成為制约沿线政党合作机制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党合作机制的实现路径

构建沿线政党合作机制任重而道远，在其实现的过程中，要通过不断丰富合作理念，提升议题设置能力，为沿线政党合作机制创造稳定的内部环境。同时也要加强党的外交工作队伍建设，并不断通过党际渠道优化中美、中欧、中日等重要大国关系，为沿线政党合作机制的构建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一）不断丰富合作理念破解意识形态差异

合作理念是合作双方或多方在建立合作关系、形成合作机制中秉持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副总理加布里尔时强调，“我们应谋求从求同存异升华到聚同化异，聚利益、责任、挑战之同，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阶段之异，打造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型党际关系”[6]。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思想的理论升华，为沿线政党合作机制的构建贡献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更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全球政党意识形态差异的复杂问题中，为推进世界各政党广泛交流与合作，形成政党合作网格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沿线政党意识形态光谱各异、政治背景底色不一，而且受本国历史、宗教、阶级、族群、派系、地域影响较深，因而在交往合作中要不断推进合作理论的创新，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进合作理念，充分吸收“共商共建共享”、“亲诚惠容”、“正确义利观”等交往原则的精华，“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7]（P329），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思想内核。

（二）提升议题设置能力引领沿线政党健康发展

议题是沿线政党合作机制建设的核心内容，同样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方向的指南针，合理高效的议题不仅有助于形成最大共识，还能促进政党之间互学互鉴。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同沿线政党的交往中越来越注重结合实际情况，针对交往对象现实需求和实际情况设置相关议题。如针对柬埔寨脱贫需求，中联部组织相关部门向柬埔寨人民党干部考察团介绍中国全面脱贫的做法经验，在实地考察过程中，柬埔寨人民党高度赞扬了我国的脱贫政策及相关经验;面对尼泊尔的宗教问题，中联部通过举办“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实践”专题宣介会，与尼泊尔共产党展开深入交流并取得显著效果。可见细微、务实、聚焦实际问题的议题更加有利于沿线政党合作机制的建设。

在构建沿线政党合作机制的过程中，面对沿线国家内部政治生态环境的不稳定性及复杂性，要结合实际情况变化，持续提升党的议题设置能力，议题的设置范围要从“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通过相关合作议题的引领，使沿线政党充分认识到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政治论战工具也会损害自身利益。尤其是面对政党轮替执政频繁、国内党派矛盾较深、派系斗争激烈的沿线国家时，在准备把握执政党与反对党矛盾分歧的前提下，主动合理地设置“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辩证统一”、“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等富含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科学议题，引领沿线国家政党健康发展，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三）国内国际合力抵御域外国家制约

从国内层面来看，要加强党的外交工作队伍建设。一是完善党的对外工作决策机制，推动政党外交决策制度化建设。加强中联部与国内智库、学界、媒体、科研机构、涉外企业的沟通与合作，通过风险信息的收集整合、集中研判，发挥集体智慧、群策群力，以此来提高政党外交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二是要在构建沿线政党合作机制的实践中，不断强化外交队伍的专业能力和谈判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对外交队伍建设作出明确要求，“外交人员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8]（P423），促使外交队伍在与沿线政党干部交往合作的过程中形成权威性、制约性、关联性的国际合作文件，并加强在国际范围内对相关合作文件的宣传。符合国际规则的合作文件或共同倡议可以有效保证沿线国家政党积极履行合作内容，降低失约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从国际层面来看，“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9]（P428）要深刻把握沿线国家政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真实态度，充分研究沿线国家政党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真实关系，同时还要与国际大党树立良好的政党关系，通过党际交往渠道增加政治互信、提升大国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8]（P428）对此，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大党交流合作机制的积极作用，如“中美政党对话会”、“中英政党对话会”、“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中欧政党高层论坛”等。通过党际交往优化国际关系，为沿线政党合作机制的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实现全球政党交流合作网格化机制化发展奠定基础。

四、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具备高度的开放性和广泛的融合性。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对接，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9]（P17）沿线政党合作机制同样也是面向全球，欢迎全球政党广泛参与，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自身政党力量。只是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凝聚契机之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实际情况，先行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各政党，形成一定成功经验后逐步扩大合作对象的广度、合作内容的深度，最终形成全球政党交流合作网格，换言之，沿线政党合作机制是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格的亚欧地区的局部实践，是将“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政党交流合作有机结合的特色形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4]习近平向“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发表书面致辞[N].人民日报，2021-06-24.

[5]邱兵.斯里兰卡政党政治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影响[J].南亚研究季刊，2019（1）.

[6]习近平会见德国社民党主席、副总理加布里尔[N].人民日报，2015-07-16.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责任编辑薄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