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认同基础理论探析

2022-05-30洪跃雄龙慧敏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2年4期

洪跃雄龙慧敏

[摘要]虽然“国家”在概念和具体历史形态上存在多样化的现象，但在国家认同的学术范畴内，“国家”更多地指向民族国家。这是因为，多民族国家中国族与原型民族的差异性乃至冲突才引发了国家认同问题的学术探讨，而全球化所引发的单一民族国家多族群化、国家主权相对化、个人对民族和国家依附力的降低则导致了国家认同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从本质上讲，国家认同是主体对自身与国家间同一性的肯定和承认以及在此基础所产生的对国家的积极心理、情感和行为，而国家认同建构过程就是促进主体对自身与国家认同生物性、文化性、制度性要素的同一性进行明确认知、产生积极情感和置于优先级序态度的过程。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媒介和信息传播特点等具体国情与国民的文化水平、年龄、社会地位等具体民情，也会对国家认同建构产生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国家认同;多民族国家;现代民族

[中图分类号]D0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22）04-0017-08

国家认同，顾名思义就是认同主体对自身与国家之间同一性的肯定和承认以及在此基础所产生的对国家的积极心理、情感和行为。虽然“国家”存在着概念的多学科、多样化现象，而且“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和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都会以不同的形态出现，但作为现代学术用语的“国家认同”中的“国家”更多是指向现代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

一、国家的概念辫析

列宁曾指出：“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楚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为混乱的问题。”[1]（P59）伊斯顿也指出：“国家是什么？有一位学者声称他已经搜集了一百四十五个不同的定义。关于一个名称，人们很少有如此明显的意见分歧。种种含意的混乱和庞杂十分惊人，使人几乎难以相信，在以往二千五百年间，人们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反复讨论的问题，居然没有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意见。”[2]（P102）由于国家在各国家及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态差异巨大，要在文字和语言上对古今中外的国家作一个抽象性规定确实颇为困难，以致学者对国家概念和解释的表述繁杂混乱、大相径庭甚至相互矛盾，呈现出明显的多指性和复杂性。

（一）“国家”词意本身的多样化

汉语的“国家”一词早已有之。在先秦时期，诸侯的封地谓之“国”，卿大夫的封地谓之“家”，“国”+“家”=天子的“天下”即“国家”;秦汉之后，“天下”与“国家”常常通用，意指疆土和民众，而“国”又与皇帝的“家”通用，这也是《辞海》把“皇帝”作为“国家”词意之一的原因所在。到了近代并延续至今，受西方现代国家观念的影响，“国家”一词与英语“country”、“nation”和“state”三个词相对应。

从西方历史演变来看，国家具体形态依次经历了城邦、帝国（共和国）、封建王朝和民族国家的变化，表示“国家”词汇的“country”、“nation”和“state”词意和主要意指也不一样。“country”意指自然意义上的国家（国土、国度），是指具有相对固定边界和范围的地域共同体，侧重表达和体现一个国家的自然和地理因素。比如，爱country，表达的是热爱国家的大好河山之情。“nation”侧重表达和体现一个国家的组成成员，强调一个国家的民族和国民内涵，意指以人口和民族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比如，爱nation，表达是对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热爱之情。“state”意指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侧重表达和体现国家的政治属性和职能以及以政府为代表的整套国家机器，是指在确定的边界内借助政治权力机关对边界内成员行使最高权威的政治共同体。

除了“国家”词意本身的多义，导致“国家”含义的多指性和复杂性，还在于学者基于学科和角度的不同，对国家进行了差异较大的定义。

（二）功能主义视角的国家定义

有些学者从国家的作用或目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的本质是达成某种特殊目标的机构或权力。恩格斯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3]（P111）列宁也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4]（P76）文森特则认为：“国家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下为政体提供秩序和连续性的公共权力。”[5]（P6）西方的社会契约论则认为，个体许多利益的实现须有一个公共机构来协调组织，这种机构或组织，就是国家。

学者从功能主义视角定义国家把其作为一种基于社会至上的机关和权力，其目的主要是用来解释国家产生和国家权力的性质，也可用来理解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但问题是，从功能主义视角定义的国家在概念和内涵上很容易与政府混淆在一起。另外，如果仅从功能主义视角定义国家，在实践上就很难把具体的不同国家区别开来。

（三）组织主义视角的国家定义

有些学者从国家权力在现实上运作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就是一系列的权力机关按照一定法律制度进行有机运行的组织体系，就是政府。凯尔森认为：“国家指的是由国家官员组成的‘官僚机器。”[6]（P218）拉斯基也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区分，与其说是具有实际的意义，毋宁说是一种理论上的事情，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国家的一举一动，实际上都是政府的行动。”[7]（P8）密里本德说得更直接：“对于通常把政府和国家看成同义语，并不十分令人惊奇。因為正是政府代表国家说话。”[8]（P54）把国家简单等同于国家机关的组织体系，是学者基于近代以来国家机构和政府职能日益专业化和官僚化的现实，是对功能主义视角的国家概念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用国家机关的运行回答了“国家如何实现其目的”或“国家权力何如运行”的问题。

学者从组织主义视角定义国家并把其看成是实现国家作用或目的的机关和权力的运行体系，其目的主要是用来解释国家机关的产生及其权力的合法性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合理性。但问题是，从组织主义视角定义的国家比功能主义视角定义的国家在概念和内涵上很更容易与政府混淆在一起，这显然与一个国家会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政府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同样，如果仅从组织主义视角界定国家，在实践上有时就很难对具体的两个国家作出区分。

（四）要素主义视角的国家定义

有些学者从国家构成要素的角度，界定了一个现实、具体的国家之所以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外部特性。美国法学家凯尔逊认为：“传统学说把国家的三个要素概括为领土、人民和由一个独立的和有实效的政府行使的权力。”[9]（P172）美国政治学家迦纳认为：“国家是由很多人民组成的社会;永久占有一块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统治;有一个为人民在習惯上所服从的政府。”[10]（P50）《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把国家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特点总结为“国家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秩序和安全以及增进公民的福利;它拥有以武力作后盾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来实现其目的;它行使权力限于固定的地域;在这个地域内，国家拥有‘主权，即至高无上的权威。”[11]（P557）也就是说，“确定的领土、固定的人口、政府、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主权”是一个共同体之所以被当作“国家”应具备的要素，国家是一个在固定和清晰边界之内的、拥有要求边界之内成员不容置疑地服从的最高权力并为他国和国际法承认的唯一合法性、独立性的暴力统治机构。与之相对应的，“领土、人口、政府、主权”也是区分A国与B国的外部特征。

从国家构成要素来界定国家概念，与法国法学家让·博丹在1576年提出的国家主权理论和1648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础上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被逐步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密切相关，也是学者对组织主义国家概念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在承认国家是由国家机关组织体系（政府）构成的基础上增加了“领土、人口、主权”要素。因此，要素主义视角的国家概念只适用于现代国家，而不能适用于有边陲无边界的古代传统国家。

（五）民族主义视角的国家定义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将会变得毫无意义。”[12]（P9）民族主义学者在要素主义国家概念的基础上，在“领土、人口、政府、主权”四要素中突出“人口”与国家的密切关系，把国家主权赋予一个固定区域的族群，既突出强调国家的民族属性——国家的历史文化性，又强调国家成员的自主性和自治权——一个民族可以通过民族自决独立成立国家或联合其他民族成立国家。如《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把国家（民族国家）定义为“国家的领土和制度由一个唯一的，具有同种文化的，在种族方面可定义为民族的成员所掌握的国家”。[13]（P490）从民族主义视角定义国家，源自西方人权理论在国家主权理论的基础上又把国家主权赋予“民族”（“nation”，即指“people”人民），正如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所宣称“主权的原则是其本质上属于民族”。因此，从18世纪后，“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14]（P7）

按民族主义的立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国家。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国际法原则宣言》中的“民族自决原则”就是对以上理论观点的体现，而“二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依据“民族自决原则”纷纷独立，就是对以上理论观点的践行。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构建，不仅为新兴的民族共同体披上了政治的外衣，也为民族的利益建造了一个坚固的政治屋顶，从而使二者相得益彰并显示优势，进而在产生示范作用的同时逐步扩展到全世界。于是，民族国家逐渐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家形态。”[15]（P1-10）

二、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国家认同问题的提出

国家认同是现代的学术用语和概念，是立足于现代国家的成员对国家认同或国家认同危机而展开讨论的。虽然对于一个具体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时，常常会涉及到该国在时空上的同一性——该国在历史上的传承和延续问题，但对国家时空上的同一性的解读也还是为现实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服务。因此，国家认同中的国家一般是指民族国家。

（一）现代民族概念的产生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6]（P2）“族”的本意是“群”的意思，而群居性不管是作为人的自然属性或者社会属性一直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作为人群之义的“民族”很早就出现，只是早期民族不具明显的政治内涵，而是指基于共同的血缘、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凸显文化属性的自然共同体，是一个区分“我族”与“他族”的笼统概念，被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称为“原型民族主义”。正如学者指出：“封建的欧洲没有民族的概念，也没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等等更多地是一些地理概念，是一些广大的地理范围，对一般百姓来说，它们表达的意义并不比一座小丘或一块沼泽的名称在内容上具有更丰富的含义。”[17]（P27）

“民族”作为一种具有政治内涵并与国家密切相关，则是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才发生。中世纪后期，在西欧封建割据政权因罗马教皇统治瓦解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君主专制王朝国家范围内，经过国家权力强有力的政治整合和基于国内经济统一市场的经济整合，再辅以经文艺复兴而形成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文化整合，王朝国家内的居民逐渐被凝聚成为具有明确政治色彩而又相互区别的人群共同体——称为“nation”——一个源自民族主义者用以指称“同一出生地居民团体”之义、由拉丁字“natio”改造来的词。到了16和17世纪，“nation”一词便开始被用来描述一个国内的人民，而不管其种族特征。因此，西欧王朝国家的形成及其主权权力的加强是将国家共同体内居民凝聚为民族共同体的主导性力量，国家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概念是历史性形成的，也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2]（P10）

（二）西欧民族国家产生与现代民族的形成

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为了论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合法性并以此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资产阶级理论家构建了人权理论以对抗“君权”、“神权”，并提出国家主权的所有者不应该是封建君主而是本国的民族（人民）。随后，资产阶级将自己装扮成民族利益的代表，“举起全民族利益的旗帜向王朝利益发起了冲击，资产阶级要用民族利益消灭王朝利益，把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等一切权力转移到‘全民族手中，并且，整个国家的一切行动和所追求的目标自然均要服务和维护着‘全民族的利益。”[18]（P257）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对国家政权进行了民主化和宪政化改造，在法律上把国家主权赋予民族（人民），并把保障民族（人民）的权益作为国家存在的基础和依据，民族与国家之间据此具有了同一性，民族也与国族同义，西欧的民族国家和现代民族就这样形成了。

与早起民族相比，因与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同步性，现代民族也就具有了明显的国家政治属性。按吉登斯的界定，“‘民族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监控的源泉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外的国家机构。”[19]（P141）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和民族（国族）的形成是与人民（民族）追求自己权益的过程是同步的，也意味着民族国家和现代民族（国族）的内涵中蕴意着对每一个国家成员（公民）权益的保护，或者说民族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就在于人民（民族）的权益保障。

其他效仿西欧建立的民族国家因其建构路径各不相同，国家、国族与原型民族的关系也各不相同。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强大和其对外殖民的扩张，“民族国家”概念也逐渐被世界各国和人民所接受，其他国家都把建立民族国家作为自己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目标。因国情不同，各个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也不尽相同，按民族国家建立的时间顺序先后，可大致归类为四种主要模式。

第一种是美洲模式，即以移民为主的国家在反抗宗主国的过程中建立的民族国家。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到19世纪初，美洲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民族独立运动，各被殖民国家先后摆脱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宗主国的统治，建立起海地、巴西、墨西哥、秘鲁、阿根廷等19个民族独立国家。从民族形成的角度来看，由于美洲各国是移民国家，本就不存在人口众多的原型民族，这些国家是先有国家后有民族，或者说国家与民族是同步构建的。

第二种是中、东欧和小亚细亚模式，即各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推翻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后建立的民族国家。因在民族国家成立之前已存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原型民族或多个原型民族，以致在中、东欧和小亚细亚的民族国家中就存在，要么一个原型民族的范围超过一个国族的范围，要么一个国族由多个原型民族构成的现象。

第三种是亚洲和非洲模式，即“二战”后亚洲和非洲各民族在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后建立起民族国家。因在民族国家成立之前已存在原型民族，亚洲和非洲的国族一般都由多个原型民族构成。

第四种是东欧和苏联解体模式，即苏联、东欧解体以后的建立民族国家。苏联、东欧解体以后的建立民族国家是在原有国族分解后，回归到原型民族后再建立民族国家的，因此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主体原型民族和众多少数原型组成。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多族群性与国家认同危机

国族与原型民族的差异性乃至冲突引发了国家认同问题的学术探讨。国家认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和重大理论问题被提出，与“二战”后新兴的民族国家因原型民族群体的自身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国家认同危机直接相关。1966年，阿爾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率先提出：“用政治发展理论的语言来表示，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问题常常被称为‘国家的认同意识问题”，这样的问题，是一种“集体忠诚冲突”——“对传统的准国家单位的忠诚同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的目标发生冲突”，会对政治共同体“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机。”[20]（P39）同年，派伊在《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中提出国家认同危机的问题，并认为：在政治发展的诸多危机中，“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危机是由认同感的获得引发的。一个新国家中的人民必须把他们的国家领土视为家园，他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个人，他们的人格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其按领土划界的国家的认同定义的。在大多数新国家中，传统的认同方式都是从部族或种姓集团转到族群和语言集团的，而这种方式是与更大的国家认同感相抵触的。”[21]（P81）也就是说，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如果没处理好国族与原型民族的差异性问题，就会产生国家认同危机，如果国家认同危机达到严重的程度，即国族与原型民族形成严重冲突，就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分离。

全球化则导致了国家认同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哈贝马斯就曾指出：“民族国家着眼于一定的地域，相反‘全球化一词表达的是一种动态的图景，它们会不断挑战边界，直到摧毁民族大厦。”[22]（P79）全球化之所以导致国家认同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主要原因有下面三个。

第一，全球化导致美欧老牌民族国家的“多民族”化。法国、德国、美国等国是民族与国家同构的，本应不会像新兴民族国家存在国族与原型民族差异性问题。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量移民涌进老牌民族国家后，新移民为了保护和争取自身的权益，就会按原有的国家和民族为基础形成族群，因为“利用族性寻求慰藉、维护自身也是流迁人口在异文化环境中的本能反应”。[23]（P341）像号称“民族大熔炉”的美国，面对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亨廷顿也认为：“20世纪60年代起，来美国的移民又增多，使如何同化的问题变得突出了。”[24]（P152）再如，法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吸纳了大批中东多次战争造成的穆斯林难民，形成了现今的“法国伊斯兰化”问题。

第二，全球化导致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受到挑战，“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的出现也干扰了国民的国家认同。全球化导致国家治理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受到挑战和质疑，国家对本国的政治和文化控制力被弱化。与此同时，因卷入全球化程度不同，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每个公民都会认同“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全球化给精英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他们从中受益较多，因而更认同全球化意识而弱化国家认同。”[25]（P132-150+207）亨廷顿就认为：“美国的商界、学术界、各种专业界和政界以及传媒和非盈利组织的精英人士广泛参与国际活动，其国民身份的重要性降低。因而日益将自己视为跨国人士，从跨国和全球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利益和事业。”[24]（P213）

第三，全球化不仅降低了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依附力，还让个人在国际视野比较中提升了对国家的期望值。全球化诱发了一个国家国民的移民冲动和意愿并提供了移民的便利性，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同一性处于可变状态，个人对一个具体国家的依附力大大降低，“有国才有家”的传统逻辑受到现实的质疑;与此同时，即使国民不移民（不管是个人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导致），在信息全球化背景下，“每个国家的成员都已摆脱了封闭自守的状态，对其它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有了更多的接触和更深的认知，其间势必有意无意地对不同国家的成员的生产方式、生存状况及其政治权力系统的具体作为做出善恶的价值评价，并基于此对自己所处国家有着新的期盼，这必会影响认同者的国家认同。”[26]

三、国家认同的内涵及其构建

（一）国家认同的概念及其基本内涵

如果把认同的概念抽象地界定为认同主体在自身与认同客体之间存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对二者间的同一性的认知和认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积极心理和情感，那么，国家认同就是国家成员在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对二者同一性的接受和认可，并由此而产生对国家的积极情感和心理状态。在具体内涵上，国家认同主要涉及认同主体与国家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性、客观或人为创造性的同一性以及认同主体对国家的积极情感和心理等方面内容。

第一，认同主体与国家存在客观的差异性，这是国家认同必要性之所在，也是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基础性原因。一方面，国家与国家成员在主体范围上是整体与部分、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国家属性和构成元素与国家成员主体性属性存在整体性和个体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差异。国家作为人的共同体，其整体性的构成元素（利益、法律制度、历史、文化等）并不是国家成员主体性的自然和社会的属性元素的简单相加，就如说一个国家是“足球王国”不等于说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会踢足球;另一方面，国家只是众多共同体一种，而人所能归属的共同体却是多层次、多样化和可变的。人是一种群居性、社会性的存在，总要归属于一个或多个共同体，但其归属或优先归属的共同体不一定是国家。而且，即使国家成为一个人归属或优先归属的共同体，也还有归属此国和彼国之分。

第二，认同主体与国家存在客观或人为创造性的同一性，这是建构国家认同成为可能之所在。一方面，在社会现實上，一个人总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国家中，一个人的社会属性总会或多或少、自主或被动地受到国家的属性和构成元素的塑造和限定，并由此而形成个体与国家之间具有或主观或客观的同一性，“即个人不仅是社会和国家的产物，也是历史条件的生成，个人是从遗传和国家的过去漂流而来的生命。”[27]（P3-9）如国家赋予国民统一的公民身份，个体或集体的行为也常以国家名义进行或赋予国家意义，国家行为和国家利益也常赋予全体国民的寓意;再如人的行为方式和观念总是主动或被动地受到国家整体性的塑造和影响，体现出与其国家的人具有明显区别的国家性特色。另一方面，其他共同体或是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受国家的限定和塑造而存在与国家的同一性，即其他共同体的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同一性和同步性。由于国家是一个在主权地域内具有最高权威和在国际法上具有独立性的暴力政治共同体，其他共同体，要么本身就是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民族、政党;要么受国家的限定和塑造，如国际组织、宗教组织、行业组织和地方性组织。因此，其他共同体的成员与国家成员必然存在同构性，其活动范围和影响范围也与国家领土范围重叠或被覆盖，其行为规范和宗旨必然符合国家法规和一般社会道德要求。

第三，国家认同是国家成员从自我与国家同一性的认知中产生的、包括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在内的积极情感和心理。国家归属感，就是一个人对一个国家成员身份的自我确定并形成“自我”与“国家（国族）”一体性的群体意识，外在表现为把国家成为“我国”或“祖国”、把国家其他成员称为“我们”或“我国人”;国家自豪感，是指一个人在国家归属感的基础上会因良好的国家整体形象、国家和国家其他成员在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过程取得成就与优异表现，而产生自尊心、自豪感和荣誉感;国家责任感，是指一个人在国家归属感的基础上，把自己履行国家义务、服务其他国民乃至献身国家，看成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的自我意识和自觉。

（二）建构国家认同的要素

探究建构国家认同的要素，要回答的是认同主体与客体——国家之间建立起同一性的介质问题，也顺便提供了国家认同的具体对象和分类依据。一般而言，国家认同的基础要素主要有生物性要素、文化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三种。

生物性要素。国家认同的生物性要素，是指能给全体民国在生物学意义上客观给定属性上具有同一性的元素，主要是指血缘以及基于同一血缘（基因）而体现为人的生物学意义上外在表现——容貌、形体物性、肤色等。就构建的难易程度而言，人们基于与国民具有族类血缘系谱等“共同特征”而建构起来国家认同最为容易，因为人们对于血缘相近的人组成的共同体具有先天性和动物本能式的亲和感，而且从容貌来确定人与人的同一性也相对比较简单和直观。基于生物性要素构建的国家认同，从内部效应来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更多的积极情感性;从外部效应来看，则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和排外性。

文化性要素。国家认同的文化性要素，是指能给全体民国在文化精神意义上或客观或主观给定属性上具有同一性的元素，主要包括历史、宗教和语言等主文化，也包括风习、集体记忆、民间传说等次文化。基于文化性要素构建的国家认同，从内部效应来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更多的积极情感性;从外部效应来看，则具有一定程度的狭隘性和排外性。

制度性要素。国家认同的制度性要素，是指国家法律制度与个人权益、价值观具有同一性的元素，主要是指国家法律制度能维护和保障国民的权益、体现国民的价值观。基于制度性要素构建的国家认同，从内部效应来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但积极情感性较弱;从外部效应来看，则具有较高兼容性和开放性。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认同建构都是对以上三个要素的综合运用，但又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有所侧重。由于生物性要素具有先天性、自然性、不可改变性，生物性要素是由单一的原型民族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国家认同所依据的基础要素;但对于多民族国家或移民国家而言，生物性要素反而成为国家认同危机的基础要素。由于文化性要素具有历史传承性、地域性和独特性，文化性要素是由历史悠久的原型民族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国家认同的主要依据;但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特别是主体与少数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又常常成为国家认同构建的主要阻碍;对于移民国家或移民较多的国家而言，对移民母国文化的消解和融合就成为了构建国家认同的关键。由于国家法律制度具有主体建构性和个人权益的保障性，制度性要素便成了民主国家建构国家认同的主要依据。

（三）国家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

如果说，“心理机制是指一种相对稳定的、有效的心理生成模式。”[28]（P23）那么，国家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就是认同主体从建构国家认同的要素中获得自己与国家的同一感，并由此而产生积极情感和心理生成模式。国家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要探究的关键问题是：建构国家认同的要素如何渗透或者映射到认同主体的个体心理中，并使国家成为个体自我同一性的核心成分。从内容上看，国家认同形成心理机制主要涉及两个部分：一是主体的心理要素与建构国家认同的要素的关系;二是国家认同主体心理要素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国家认同的心理要素主要涉及主体对自我与建构国家认同要素同一性的认知、情感和态度。

主体对自我与建构国家认同要素同一性的认知。在心理学上，认知是指主体对客体进行知识、判断和评价等活动的心理过程，其形成过程包括三个心理层次：一是知觉，即主体对客体各种不同属性、各个不同方面及相互关系的综合反映;二是印象，即主体在知觉基础上对客体的成像反映，表现为主体对客体较为固定的记忆;三是判断，即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和推论，是对认知客体的综合分析。对于自我与建构国家认同要素同一性的认知，除了生物性要素与自我的同一性比较直观之外，因为文化性和制度性要素都具有抽象性、概况性和无形性特征，国家认同主体要形成对自我与文化性和制度性要素同一性的认知，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的知觉、印象、判断的心理过程。当然，一个作为个体性、主观性的心理过程，即使面对的是客观同一的建构国家认同要素，不同主体的认识结果也是大不一样的，有正确与错误、清晰和模糊、确定和易变之分。也正是为了简化主体对自我与文化性和制度性要素同一性的认知，学者才根据社会表征理论主张，主要要把文化性和制度性要素转化为形象具体的表征符号（文字符号、象征符号、转化符号）。

主体对自我与建构国家认同要素同一性赋予积极情感。情感是指主体对客体与自己的认知或需要之间关系的主观反映。“当外界事物符合人的需要或认知体系，就会产生喜爱、尊敬、赞同和满意等积极肯定的内心体验;如果对象不符合人的需要或认知体系，就会产生厌恶、憎恨、反对和失望等否定消极的内心体验。”[28]（P54）在对自我与建构国家认同要素同一性有了明确的认知之后，只有主体对认同要素产生喜爱、赞同和满意等积极肯定的内心体验，才能产生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进而形成国家认同;反之，主体对认同要素产生厌恶、憎恨、反对和失望等消极负面的内心体验，就会产生国家认同危机。一般而言，主体对自我与制度性要素同一性的确认，与对制度性要素的积极情感具有同一性;主体对自我与生物性和文化性要素同一性的确认，与对生物性和文化性要素的积极情感不一定具有同一性。

主体把自我与建构国家认同要素同一性置于优先级序态度。普通心理学认为，态度是主体对客体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理反应倾向，既可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积极肯定或消极否定的倾向状态，又可表现为主体对多个客体比较性的积极肯定或消极否定的倾向状态。在一个主体同时对存在差异性的多个共同体（国家、民族、族群、世界）产生认同感并赋予积极情感的情况下，该主体能否把对自我与建构国家认同要素同一性置于优先级序，就成了该主体能否认同国家的关键点。在自我与共同体的同一性中，有的人倾向把自我与国家同一性当作最高等级的同一性并赋予积极情感，这样人就会容易形成国家认同;有的人倾向把自我与其他共同体同一性作为比与国家同一性更高等级的同一性并赋予积极情感，其就容易产生国家认同危机。比如，亨廷顿就对穆斯林的共同体认同次序倾向作了总结，他指出：“在穆斯林世界，身份的认同呈现出一个U字形：最强烈的认同感，一头是家族、氏族和部落，另一头是伊斯兰教以及自己所属的教派，而对国家的忠心通常较弱，只有少数的人例外。”[24]（P15）

综上所述，一个主体只有在对自我与建构国家认同要素的同一性有了清晰明确的认知基础上赋予积极情感，并对这样的同一性持优先态度，才能形成国家認同。

（四）建构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

从基础要素的角度谈对国家认同构建的影响，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范式。但对于具体国家而言，该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媒介和信息传播特点等具体国情与国民的文化水平、社会地位、年龄等具体民情也会对国家认同建构产生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一般而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认同感会呈现出一种倒U形曲线现象。当一个国家经济发水平长期处于贫穷和落后状态，国民因经济和物质安全得不到应有的基本保障，就很难对国家的现行政经制度产生认同;当一个国家落后的经济状态得到有效并持续的改善时，国民对国家的现行政经制度给予较高的评价，国家认同感比较强烈;当一个国家经济状态已长期处于富裕状态并给予国民较高程度的社会福利保障时，“人们对国家的依赖性会减弱，个人自主需求会增强，因而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就会弱化。”[25]

第二，人的文化水平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一个人文化水平越高，一方面其接受信息渠道越多元化，越可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进而阻碍其对本国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文化水平越高特别是那些高学历并掌握市场稀缺专业技能的人，其在其他国家获得就业的机会就越大，其对本国的依存感就越低。另外，文化水平越高的人就越理性，对国家的认同更趋向于基于国家法律制度对自我权益保障认同，而非简单的、更具情感性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第三，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较大又没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工阶层和中下阶层在社会发展的获得感较低而相对被剥夺感较强，其对国家的归属感相对会比一般中产阶层和上层弱。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精英阶层因可从全球化中受益较多而更具全球化意识，其国家认同也会相应弱化;相反，劳工、中下阶层不仅在全球化过程中获益较少甚至面临利益受损的情况（如失业、薪金减低），还有可能面临外来移民竞争的冲击，其国家认同感和排外情绪相对较强。以上情形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尤为明显，因为按经济全球化的比较优势理论，发达国家对外输出资本和技术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精英阶层因此而受益但劳工可能就会面临失业。亨廷顿就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头是多数美国人依然重视国民身份/国家特性，另一头是越来越多的操纵权力、财富和知识的人在谋求跨国身份/国家特性，两头之间出现了差距。”[24]（P7）

第四，媒介和信息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如果说国家是一个“想象共同体”，那么国家认同就是一种“集体想象”，而通过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的国家信息就为国民对国家展开想象、加深记忆提供了必备的素材。所以，关于本国的媒介和信息传播越多，一般而言，国民对国家形象越清晰，国家意识也就越高。但从媒介和信息的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和具体内容来看，由国家所主要控制的传统媒体更能呈现国家正面、积极信息，进而强化人们对国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相反，在全球化、网络化、自媒体化背景下，呈现出国际化、多元化、个性化、碎片化特征的媒介和信息如果传播越多，反而会弱化人们对国家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安德鲁·查德威克就曾指出：“电脑和手机上散布着各种碎片化的动员，这些动员来自不同的认同，民众随时可以在手机或电脑上加入到各种运动中，这远超过了传统社会能够够参加的数量。”[29]（P37-38）

第五，国民年龄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与中老年人相比，青年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好、接受的教育程度更高、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通过网络接受包含更多的多元文化内容信息，因此其国家认同感一般会弱于父辈一代。

[参考文献]

[1][俄]列宁.论国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俄]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AndrewVincent.TheoriesoftheState[M].NewYork：BasilBlackwellInc，1987.

[6][奥]汉斯·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7][英]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国家的理论与实际[M].王造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8][英]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M].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美]汉斯·凯尔逊.国际法原理[M].王铁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0][美]迦纳.政治科学与政府：政府论[M].孙寒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