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胜　伍麟

关键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社会治理;空间再造;治理价值

摘 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创造性地探索疏导、干预和优化民众心理的伟大实践，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执政创新。空间再造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地区普遍采取的重要举措。试点地区通过“优化物理空间对接心灵空间”、“提升社区建设营造融合空间”、“激活特定场域拓展对话空间”和“数字技术创生释放团结空间”等方式，达致治理空间创新、示范空间培育和优势治理探索的治理价值创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面向群众的现实生活，实现巩固社会支持、增强人民信心和化解社会矛盾的目标，有效解决和改善以往社会心理问题在制度层面实际关注不足、行动层面援助关心不力以及成效层面评估措施缺位等问题。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2）05-0035-12

Space Re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Value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ZENG Sheng WU Lin

（1. School of Marx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207，China;2. School of Sociology，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Key words：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social governance; space reconstruction; governance value

Abstract：In response to the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is a great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creatively explores to dredge，intervene and optimize the people's psychology. It is also the ruling innov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eople-centered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commonly taken in the pilot area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pilot areas have achieved governance value innovation of governance space innovation，demonstration space cultivation and advantage governance exploration by "optimizing physical space to connect with spiritual space"，"improving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o create integration space"，"activating specific fields to expand dialogue space" and "digital technology creation to release unity space"，so as to promot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o face the real life of the people，and realize the consolidation of social support. The goal of enhancing people's confidence and resolv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has effectively solved and improved the previous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practical attention to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insufficient assistance and care at the action level，and the absence of evaluation measures at the effectiveness level.

一、問题提出和研究综述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指的是社会心理的服务体系，主要针对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疏导、社会预期管理、社会治理的心理学策略运用等，其核心目的是解决社会宏观层面的心理建设问题，尤其是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1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层面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很明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及时回应民众需求的执政创举。近年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一直在不断推进。在中央综治办、中央政法委和卫生健康委的统筹安排下，试点地区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因地制宜地探索。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伴生的社会心理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次生影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愈加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注。从实践层面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转向”，空间再造和重塑充斥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各领域全过程。这不禁令人反思：空间再造和重塑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而言意味着什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如何进行空间再造和重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空间再造和重塑突围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展现何种治理价值和意涵？目前，尽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已经形成较多成熟的经验和看法，但学界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认识和理解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偏差和价值缺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时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我们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面向这一历史性时刻，结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开展情况，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进行“空间审视”和“价值再探”显然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学界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内涵把握，也有利于为十四五时期优化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5年11月至2018年11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依托社会治理创新，强调社会治理过程及其制度设计要“由心及人”，对人的精神世界加以细致的关照。2这个时期，社会各界尚未形成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统一理解和认识，因而尝试性解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内涵和路径实践成为主要任务。第二阶段是2018年11月至今，以中央政法委、国家卫健委等2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为标志，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和国家统筹布局更大范围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这个时期，系统反思和总结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在试点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受到学界关注。有研究认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然状况”和“应然状况”在目前还存在较大差距。3因而，如何有效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学界不断反思的重点。

目前，学界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形成了三个方面的认识。第一，如前所述，社会心理服务主要针对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疏导、社会预期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心理学策略运用等，核心目的要解决社会宏观层面的心理建设问题。4社会心理服务不等同于心理健康服务，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策略应采用研究视角、学科体系和研究取向的多重整合，包括个体、情境、社会视角的整合，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整合，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的整合。5第二，试点地区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存在明显的“心理健康”倾向，导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6与此同时，大部分试点地区存在观念陈旧、人才匮乏、服务滞后、分工不清和经费欠缺等现实困境，导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成效大打折扣。第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心理学融入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要从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出发，构建治理方式、活动主体、服务技术和成效目标的“四位一体”结构，在适应数字社会和优化情感治理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长效发展。

整体而言，学界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内涵定位、发展困境和治理层级进行了比较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为进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的地区提供了丰富的学理支撑。随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的实践转向，全方位多视角揭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的实践逻辑已经成为学界总结示范经验和深化学理内涵的重要路径。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存在明显的空间转向，“空间再造和重塑”正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生动实践。区别于物理意义的空间建设，面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空间建设被烙上深深的“社会底色”。然而，學界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审视并未过多涉猎空间面向，导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表达存在一定的偏差。很明显，要想准确全面理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学界有必要实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的“空间复归”。

本文研究主要是采用田野调查法和文本分析方法。一方面，实地走访调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地区，比如河南省西平县、杭州市拱墅区、广州市荔湾区等，观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特征和治理经验;另一方面，收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地区的媒体报道和公开资料，借助文本分析方法，总结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的网络呈现和价值取向。通过这两种方式，精准捕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的空间符号化和符号空间化呈现对开展社会心理服务的意义内涵和价值向度。具体来讲，首先，借助丰富的调研材料和文本资料，梳理和分析面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的空间再造和重塑如何进行符号化空间营造;其次，深入阐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营造的符号化空间如何与社会治理空间深度嵌合，并形成具有治理优势和示范效应的空间符号化展现。本文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空间再造

社会学家约翰·厄里曾指出：“从某些方面来看，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自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与福柯等人开启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后，空间视角成为学界理解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窗口。空间并不外在于社会，而是社会本身。1空间权力和空间关系充斥在社会建设过程的每一个角落。从本质上讲，社会治理创新就是空间权力和关系的重塑或调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组成部分，说到底也是空间权力和关系的创新性实践，借助物理空间优化、社区建设提升、特定场域激活和数字技术创生等实践形式，形成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符号化空间，再造“心灵空间”“融合空间”“对话空间”和“团结空间”。

（一）优化物理空间对接心灵空间

物理空间指的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高度和宽度等形式表现出来。在有意识地社会个体参与下，物理空间成为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载体，并经由具象化的空间实践形成可感知的心灵空间。归根结底，社会发展变迁就是空间实践的过程。特定的物理空间经由特定目的的空间实践后，往往被赋予特定的心理意涵，并承载着不同的权力、关系和秩序。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物理空间调整和优化一直没有停歇。在城市化的信号指引下，居住环境、住房条件和景观规划都进行着空间改造。随之而来的是，全新的物理空间边界构建了具有象征符号的心灵空间，封闭区隔的小区竖立起信任缺失和社会隔离的无形高墙。换言之，心灵空间是实践化了的物理空间，在目的实践的基础上，经由特定物理符号的释放，在有形的物理空间范围内彰显无形的心理情绪和态度，赋予物理空间特定的心理表征。新时代应运而生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有效回应了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各领域之间的发展不协调，以及从东部到西部、从中心到边陲的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而引致的大量社会问题。1在物理空间重组和技术手段嵌入的具象化空间实践过程中，使社会心理服务由表入心、有心及里，构建适度温馨的心灵空间，达致物理空间优化和特定心灵空间的互嵌。

利用旧有的物理空间生产全新的具有特定意义的专属空间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形式。旧有的物理空间形式多样，既包括镶嵌于政府内部的“功能”空间，也包括社会闲置的“模糊”空间。这些物理空间都存在一个共通之处，即物理空间的社会功能尚未得以充分释放，需要重新改造利用并形成特有的空间内涵。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对地方政府来说无疑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目前尚未成熟经验可循。在这种情形下，复制其他社会治理的成功模式来探索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减少治理成本和彰显治理成效的首选路径。很明显，对镶嵌于政府内部和闲置在社会各处的物理空间进行针对性优化成为彰显社会心理服务功能的必备选择。这些物理空间经由地方政府的差异化探索和实践，腾出了具备社会心理服务功能的专属空间位置，在物理表征和视觉符号的双重刺激下，全新物理空间的社会功能逐渐得到心理认同，具有“心”治功能的心灵空间渐进形成。

截止到目前，基于旧有物理空间的优化和调整在各个试点地区普遍进行，物理空间的重组和改造率先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合法的空间基础。旧有物理空间进行优化和调整后，常常以社会心理服务中心（站）、社会心理服务点或心理咨询室（如表1所示）等空间形式呈现。比如杭州市拱墅区，经过地方政府的多年探索，在不同的行政层级都形成了具有社会心理服务功能的专属空间。其中，区级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站被称作“拱墅区爱心科技馆”，占地700多平方米，同时设置了脑波力测验、注意力测验、视觉系统、感觉系统训练、眼动仪、情绪识别体验和颜色对人的主观体验等多个功能分区。同时，杭州市拱墅区每个街道都利用旧有物理空间开辟了社会心理服务空间。以上塘街道为例，该街道修建了占地100多平方米的社会心理服务站，被称为“心晴工作室”，专门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并配备了沙盘室、棋盘室和活动室等多个功能空间。很明显，经由物理空间重组和心理符号卷入，以社会心理服务为依托的心灵空间得以构建。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专家话语为物理空间重构提供了技术指导。一方面，技术专家会参与物理空间的改造和重塑过程。无论社会心理服务中心位置的选取、颜色的选用以及设备的摆放，技术专家都充分的介入和参与;另一方面，技术专家还会带领专业团队对社会心理服务的开展进行全面指导，包括社会心理指导师、心理社工等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评估。目前，试点地区基本上都实行“技术规训空间，空间感染民众”的心理服务策略，空间体验与民众心灵感知完美互嵌。在专业技术人员的具体实践下，物理空间重组对接的心灵空间得以稳固形成和展现。比如，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会同各个专家编写了社会心理指导师培训教材，培养和打造了一批素质过高和技术过硬的心理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并且在三年内还将培养5 000名社会心理指导人才。杭州拱墅区联合中科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浙江理工大学和浙江民间社会心理服务团队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开展技术指导和支持，目前已经组建由220人构成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团队。在技术专家的带领下，面向社会心理服务的物理空间重组能精准对接民众心灵空间，以此为契机实现情感资源的交换和空间体验的满足。

（二）提升社区建设营造融合空间

社会融合是社会过程的产物，它既影响社会的运行质量，又会导致个体承担相应的心理后果。空间具有具象性，它不是虚无缥缈的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和意义的抽象空间，其功能价值和社会意义会依托一定的地域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空间就成为研究社区和解读社区变迁的重要视角。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旧城改造还是新城扩张，在空间叙事的国家视角与地方视角之间，社区建设逐渐演变为自下而上的空间使用需求与自上而下的空间建设达致融合与妥协的过程。1社区建设就是“空间叙事”的过程。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和社工服务中心等组织成为书写“空间故事”，形塑空间结构、空间网络和空间秩序的重要支点。城市空间不仅具有当地居民的特点和品格，也浸染了当地居民的情感。2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以及信息通讯技术和交通手段的不断革新，原本依托于固定的城市空间所塑造的地方性情感和共同体意识不断遭受社会流动的侵蚀和破坏，人们难以在不断变换和流动的空间中形成稳固且紧密联系的社会关系网。

截止到2020年底，我国流动人口就达到3.76亿。户籍差异、居住隔离和城乡认知偏差，使绝大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难以享受与本地人口相同的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社会公共服务。随着国家的政策进场和治理介入，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身份落差和心理偏差正在逐步缩小。但是，流动人口依旧难以在陌生的城市建立稳固的社会关系和积累丰厚的社会资本，“过客”成为他们自我标榜的代名词。对于这类群体而言，存在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和归属感，以及较高的相对剥夺感和孤独感，也即是说，由于客观原因导致的社会心理问题是导致流动人口融入难的关键因素。即便他们在陌生的城市能够享受和拥有着与本地人口同等的社会公共服务，流动人口依旧难以在陌生的城市中建立自我认同的心理联结，况且他们在陌生的城市中存在社会资本缺乏、教育水平不足、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和难以适应当地文化的客观窘境。对于大部分流动人口来说，较强的心理不适感成为他们的真实写照。心理不适体验的长期浸润，他们极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和焦虑。除此之外，角色认同缺位和信任关系缺乏也是社会融合难的重要原因。虽然地方政府规划了众多社会融合优化路径，但社区依旧是解决社会融合难题的最佳場域。社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具有社区居民和基层政府“双重代理人”的主体性特征和作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进行合作互动的特定场域的平台性特征。1通过公共空间重组和居住空间重构等社区建设提升形式，营造具有社会融合气质的空间表征，符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基层治理创新和消解社会融合困境的内在逻辑要求。

三社联动模式成为利用公共空间重组化解社会融合难题的重要路径。公共空间重组借助三社联动服务模式，利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的紧密配合，准确链接资源和精准对接服务人群，针对性化解社会矛盾并提供社会支持。以广州市荔湾区为例，广州市荔湾区金花街的社工服务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由广州市北大博雅社会工作资源中心负责运营并为辖区居民提供社工服务。辖区街道利用组织便利性和社工专业性，将独居、孤寡、重症、残障和困难家庭等群体出现的矛盾纠纷和社会心理需求予以针对性化解，从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社工站已经开展个案服务102例，其中24例都与心理情绪服务相关，占比高达23.5%。比如逢源街综合养老服务平台为辖区孤寡、独居、低保低收入、高龄和残障长者等提供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日间护理和院舍养老等发展性服务，每年服务的长者可达15 000人次。金花街通过社工、医疗护理人员、管理人员组成近20人的服务团队，运用社区照顾方法，为辖区老人开设日间照料、配餐送餐、全托临托、培训辅导、上门服务和康复理疗等六大服务，初步建立起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顾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全方位养老服务体系。

随着辖区人口的老龄化，越来越多的社区需要加装电梯。加装电梯是公共空间重构的重要方式，包括公共空间规划、电梯噪声空间分割、采光空间空间划分等，而居住空间的重构往往意味着心理资源的重新划分和社会情绪的重新分配。在加装电梯过程中，社区居民往往存在不同的利益和社会情绪。虽然加装电梯在短期内会诱发不满情绪，但长远来讲，加装电梯会提升整个小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减少矛盾的发生率。比如荔湾区西长街，截止到2019年6月，已经加装电梯91台，辖区居民的生活体验感和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邻里之间越来越和谐，心理距离逐渐消解。

（三）激活特定场域拓展对话空间

空间划分的各个部分都是不同质的，空间形象只不过是特定社会组织形式的投射。2作为表达社会意义和象征符号的载体和承担者，空间在功能区分、政治表达、实践话语和文化内涵上都存在些许差异。随着社会进步和技术创新，美学价值和功能需求的兼顾使空间形态在不同文化和话语体系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较为明显的变化是，在时空被不断压缩的背景下大量衍生出不依附于在场的具有社会差异性的网络空间或信息空间。就空间本身而言，它的意义和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升华和激活。传统空间的不断消亡和现代空间的不断重构并不意味着空间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的本质。空间只是一个外在形式。并非空间本身，而是它各个部分由心灵实现的划分和概括具有社会意义。3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根据特定目的将空间划分构成各不相同的场域，实现对身体的镌刻和心灵的升华，进而达致身心合一。但由于现实场域受到一些潜在因素的阻碍，其功能发挥与理想状态相比常常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我们常见的空间往往缺乏社会心理的规约和塑造功能。由于过去我们片面追求物质生活而轻视精神生活，导致部分现代空间场域只关注对“客观事物”的处理而缺乏对“社会心理”的培育和规训，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矛盾升级和社会心理问题滋生。换句话讲，社会心理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空间场域对身心规训的巨大张力导致的。面对高节奏和快频率的生活空间，人们很难再向往诗和远方，只能面对眼前的苟且。在巨大的竞争和群体压力面前，人们只能不断压抑个性和情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很大限度上实现了“心灵规训”在社会特殊领域的复归，借助系列特殊的手段，化解社会心理危机，实现心灵的依附与升华，最终使现实特定场域重新回到理想场域状态，进而激活具有身心合一性的对话空间。通过参照内容的对比，强化对于道德错误行为的舆论谴责，加强对于道德正确行为的正当信心和坚定维护的决心。

过去在信访领域中，因事或因人分类开展治理成为信访治理的首要准则，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花钱买平安”的治理逻辑。然而，上访户并未因此明显减少，而且钉子户和重复上访户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增多的趋势。究其缘由，其根本性问题在于民众包括心理诉求在内的一些利益没有得到相应关注和满足，上访行动中经常可以看到“因气上访”的案例。信访领域创造性运用社会心理服务方法，钉子户和重复上访户明显减少。比如河南省西平县，信访部门对信访人分类后，为有心理诉求的信访人提供心理服务。通过“心理疏导、情绪泄压、思想引导”，改变信访人的不良认知。通过“倾听（真诚尊重）、接纳（理解包容）、共情（建立关系）”，及时安抚信访人情绪，引导他们回归正常心理状态。信访部门根据信访人的行为表现和心理特征等情况，明确了“红（重点对象）、黄（关注对象）、绿（一般对象）”三级评估标准，分门别类，针对性开展社会心理服务。

河南省西平四中有学生2 000余名，其中有30%都是留守儿童，学生心理问题较为严重。从2015年开始，学校就将社会心理服务融入学校课程教学安排中。其一，学校制定了教师培训制度，经常提供教师外出或内部培训机会，鼓励教师学习心理学相关知识;其二，学校实行心理活动委员制度。依照层级汇报的模式，班主任对班级心理委员予以指导和培训，而班级心理委员则作为信息员向班主任汇报班级整体心理状况;其三，学校开设社会心理服务相关课程，包括心理活动课、个体和团体辅导、大课间活动和每周下午的社团活动等。其四，学校对新生开展心理测评，准确把握学生的心理健康动向。其五。学校对家长进行微培训，实现将学校社会心理服务向家庭领域延伸。学校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以来，问题学生越来越少，矛盾纠纷发生率趋于下降。当然，除了信访和教育领域之外，其他场域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激活，以期营造社会心理服务的对话空间，实现心灵的依附与升华（如图2所示）。

（四）数字技术创生释放团结空间

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创生了一种“网络社会”，时间和空间被再次建构并形成了“流动的空间”或“无时间的空间”。1实际上，空间并不是单一的形式。过去空间在权力和资本逻辑建构下衍生出属性不同和实践场域各异的异质性空间，各个空间彼此之间的边界都较为明晰。但在数字技术的创生裹挟下，以信息利用和交换的空间流动成为最主要的空间表征形态。空间边界不再如往常般那么明晰。借助空间流动，我们可以便利地展开空间合作并形成特定的空间凝聚力。当前，各个空间场域在开展社会心理服务时早已实现物理空间、技术手段、信息、专业人员和社会资源的连通和共享，空间场域的明晰边界随频繁的社会合作而逐渐消解。面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跨部门合作和数字化使用使得团结空间的形成成为可能。所谓团结空间，是指在各个空间场域的组织结构、数字技术和技术专家相互連通、嵌套和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情感共同体。团结空间不仅是数字技术应用引致的扁平化空间和跨部门合作延伸的结构化空间，更是组织关系拓展释放的情感空间。

诚如上述，跨部门合作和数字化使用是释放团结空间的关键因素，而20世纪末期流行的“智慧城市”探索为二者奠定了发展基础。智慧城市建设彰显“以人为本”，运用先进技术进行城市运行空间的重新布局和再造，在智能化技术的统一协调下，通过基础设施、大数据信息、资源配置和制度保障等多方面整合，从经济创新、社会民生、商业模式等方面聚焦服务和治理的新途径，实现人、城市和技术三者之间的协调一致。智慧城市是一个宏观的整体概念，突出“智能化”，但从具体建设来讲，部门化、阶段性推进是现实的策略，城市所有主体的积极参与、密切配合、共享共建是智慧城市的关键要素。在智慧城市建设和大数据时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可以有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生组织关系拓展的团结空间，降低社会心理问题发生概率。其中，社交媒体信息的智能化分析就可用于探测和发现民众的社会心理问题。针对民众的社会心理特征，以往也进行过较大规模的线上数据调查和采集，但限于数字分析技术的障碍以及调查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有些研究之间出现相互矛盾的结论，研究效度和研究说服力较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论坛和贴吧成为民众吐露心声、寻求建议、渴望支持的重要场域，也是有效捕捉民众社会心理问题的重要文本来源。通过智能识别和探测系统，网民的个性、社会心理状况都能从共享的社会媒体信息中预测出来。当借助智能化手段监测到用户某种社会心理评分异常时，该用户就会成为预警目标，并通过社会治理和干预的形式实现社会心理问题消解和复归。目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地区都在进行智慧化和信息化建设（如表3所示），以此整合资源和捕捉心理需求，营造情感共同体，形成团结空间。

以上海市长宁区为例。目前，上海市长宁区成立由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共同担任组长，区综治办、卫计委等16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专项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运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搭建智能化、专业化的网络平台，提高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用性、动态性和智能化水平。长宁区借助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依托“知心客”门户网站、心理咨询操作平台、预警干预系统和手机服务APP等为民众提供线上咨询和交流沟通的网络空间。同时，长宁区还建立了区社会心理服务中心，中心拥有专家团队、志愿者团队及心理干预团队，开通了24小时全天候心理急救热线和情绪疏导心理减压云智能平台，为辖区居民提供全天候的线上呵护服务，发挥心理问题的“灭火器”。除此之外，上海市长宁区充分探索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面向民众的幸福指数、安全指数、社会公平感指数、社会支持感指数、社会信心感指数、社会认同感指数、居民压力感指数、居民获得感指数，最终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得出长宁区社会心态指数、掌握长宁区社会心态晴雨表，及时做出社会心态预警和干预，为全区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提供科学依据。

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治理价值

依据社会治理的空间变革逻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并未全面铺开，而是倾向性选择部分地区先行先试，试图为其他地区提供建设参考和范例。本质上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空间再造是空间符号化的过程，目的是赋予特定空间社会心理服务的标签和功能。从治理价值角度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所营造的社会空间为个体和社会提供了可参照的生活个案、典型的基层社区和理想的社会精神，成为纾解个体困扰、疏导群体情绪和构筑社会心态的范本。

（一）探索空间再造创新治理空间

列斐伏尔曾指出，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系、生产出社会关系并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作用下，空间上空弥漫着一种独有的精神气质。某种程度上讲，空间中的所有人都无法逃脱这种精神气质的支配。网络时代的时空压缩让人们仿佛时时刻刻都在一起，消费特性让人们仿佛时时刻刻都在交易。人们生活在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自由的气质让人们仿佛有无限可能，可以追求、享受和消费世间的一切。但现实生活却是，明明“在一起”，却感觉“很孤独”;明明“什么都能买”，却“不敢什么都买”。人们成为仿佛拥有无限空间，却被空间束缚的一份子。人们在追求上行生活的路上，子女教育和父母养老压力、职业发展瓶颈和住房问题以及面临的其他社会风险或问题却成为沉重的包袱或阻碍。在消费和自由主导下，社会焦虑在整个空间蔓延。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政治精英意识到有必要对现有空间做出调整和再造，以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如果说革命是激进型空间变革的话，那么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为标志的社会治理创新则是温和型空间变革，其目的就是改造现有的社会空间，使之满足或适应人们的社会愿望。社会空间不是虚幻的抽象的或只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主观建构的概念，它是依托于一定地域、手段和个体的社会实在。社会空间不会凭空产生，需要人们借助现有的生产方式有意识地社会建构。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就是空间实践的过程，重要目的就是营造新的治理空间，赋予特定场域新的治理内涵。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组织借助已有的空间条件，将其打造成了全新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为治理空间生产提供了全新的物质载体。在特定组织安排下，大量资源涌入新打造的物理空间中，并被赋予角色定位。由此，物理空间实现向社会空间的华丽转身。与以往不同的是，自在的物理空間转变为自为的、具有特定目的性的治理空间，针对性和专业性进一步加强。同时在大量社会资源的注入下，治理空间的工作效率得到明显提升、活力得到显著飞跃。除此之外，新的治理空间不再具有明晰的空间边界，空间范围也得以拓展。借助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伴随组织结构调整和技术互嵌，多个物理空间被整合成适宜开展社会心理服务的多层级和多主体的治理空间，各空间有序叠加，内容不断丰富复杂，呈现动态运行趋势。空间各要素可以在特定空间流动，灵活满足该社会空间中人们的社会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是信息技术的附庸，无时无刻不被外界的信息包围并左右我们的认知。但正是如此，信息也成为承载人们行为和心理特征的流动数据库。除了打造“在场”的治理空间外，许多地区也尝试利用技术手段打造“缺场”的网络治理空间。

（二）创新治理空间培育示范空间

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的本源，理解社会事实应准确把握时间和空间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和位置。回溯整个历史会发现，人类社会发展史是空间社会化和社会空间化相互转化生成的过程。马克思曾以城乡空间变迁来划分人类历史，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由古代城邦国家“城市乡村化”社会，到“城乡统一”的亚细亚社会，然后到“城乡对立”的日耳曼社会，再到“乡村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几个阶段，他还断言未来将走向“城乡差异消失”的共产主义社会。1社会空间区别于自然空间或物理空间，是“人化”的空间，是承载社会个体需求和目的的意义场，一旦空间无法为社会个体所确知或无法为其实现需求和目的服务，就会用激进的（如革命）或温和的（如改革）手段对空间予以重塑。虽然都能达致空间变革的目的，但二者适用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一般来讲，只有当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严重紧张冲突或者社会一般个体遭受严重剥削以致社会矛盾严重激化的时候，利用激化的手段变革空间才有可能。

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农民起义运动和革命武装运动等，都是矛盾激化引致的激进型空间变革，尽管有成功有失败。相较而言，温和型空间变革则大多发生在社会个体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产生的需求和空间供给从平衡到不平衡动态变化的时候。2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社会进步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副产品引致的社会关系紧张。形态各异的温和型空间变革成为推动形构历史镜面的主要力量，只有当温和型空间变革失效以致走向另一极端时，激进型空间变革才会出现。虽然温和型空间变革充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个空间，但空间变革所需遵循的逻辑或原则是随社会进步而变化的。

在当代社会，温和型空间变革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追求社会理性。由于空间变革是需要付出成本或代价的，因此在空间变革之前，行动主体会事先衡量空间变革的收益比，一旦空间变革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付出的代价或成本超出了预期，空间变革就会暂时叫停或者直接取消;二是尊重空间差异。由于地区间、城市间和城乡间的发展常常不是齐头并进的，空间结构的发展样态呈现出复杂性、多层次性和动态性。在空间变革中，行动主体会审慎考虑空间差异，最大限度发挥特定空间的功能价值;三是满足主体需求。空间变革主要是行动主体按照自上而下的逻辑施展，空间在过强权力和资本的塑造下，容易忽视社会真正的需求，造成空间变革的目标偏离，而最终沦为低效的空间运作。

自上而下的空间变革与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有效嵌合，使变革后的空间能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需求。根据温和型空间变革的内在逻辑要求，行动主体会根据一定条件选取特定场域率先开展空间变革，借助变革后的社会空间展现社会示范。社会示范是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是政治精英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以及探索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这既能对地方有选择性控制，也能借助基层实践探索准确把握民众实际需求。社会示范在降低治理风险和增加治理效能中发挥积极作用。不过，以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为目的的空间变革也存在一些问题。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更多是自上而下的空间变革，前期国家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并不完善，属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部分地方主要迫于晋升激励、财政依赖以及合法性压力而参与试点，缺乏内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常常在开展空间变革时缺乏地方智慧，导致的后果是对国家政策的照抄照搬，缺乏发展和创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打造的社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空间虚化、空间泛化和空间退化等不足，在未来的实践当中应进一步重视空间在社会心理服务中的位置和作用。

（三）培育示范空间探索优势治理

社会转型是一场伟大深远且仍在持续的社会空间变革，在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和城镇化逻辑主导下和传统文化内生的现代性诉求下，空间中的各领域和各组成要素纷纷呈现出急速变迁而又不断推陈出新的现实图景，空间的形态、结构和秩序日益多元、复杂并趋向合理。尽管空间变革的红利并未完全消散，人们依旧在机器、技术、信息、资本充斥的空间中享受着身体和心灵的欢愉。但是，人们所遭遇的空间困境也随之在较短时间内向社会领域聚集，呈现出“人们在享受空间带来的片刻欢愉后便陷入持续痛苦和挣扎”的悲观场景。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借助社会治理来化解人们面临的空间难题。空间变革与社会治理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一方面，由空间变革引致的负面社会影响或体验是社会治理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的任务和目标需借助空间变革，包括空间结构、空间秩序、空间形态和空间关系的改变来一一实现。社会治理并不是要求脱离空间，基于同一目标任务的变革在治理范围内全面施展，而是要求基于经济实力、市场发展程度和抵御风险能力等指标，有目的的选择一个或几个地域开展空间变革。换句话说，社会治理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以试点的形式在特定空间范围内展开，并借助试点的社会示范效应达致探索优势治理的目标。

有研究指出，中央在特定空间范围内开展试点主要是基于政治理性的考量，即可以通过试点的形式有效控制和约束地方，以此分散和降低风险，增加可控性，确保改革稳妥推进。1也有研究认为，借助特定空间范围的试点可以构建一个议价空间，避免由于政策一刀切带来地方政府的不配合。2还有研究认为，借助特定空间范围的试点具有稳定的制度基础，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央地之间“统权”和“治权”所衍生的结构化矛盾。3但总的来讲，无论是基于中央统治还是地方控制，以试点的形式开展的空间变革实现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4，有序实现了社会治理创新。一方面，政治精英可以在特定空间开展试点，预估治理风险和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基层实践为试点提供活力和生命力，为其他地区的试点提供参考和示范。

特定空间的试点具有社会示范的功能，并主要依托社会示范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进行治理优势探索。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可以借助空间生产实现社会示范，依托社会示范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时有发生，社会情绪波动和社会心态失常频繁出现。这些矛盾和社会心理问题往往无法借助过去“硬式”的方法解决，而需要深入群众，实现与群众心与心的连结才能有效解决。可以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探索，降低了治理风险。虽然空间充满政治性，但过度紧张的政治束缚会消解国家的发展活力。当极少数人感受到不公正体验或不公正对待，逐渐对社会失去希望和信心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借助空间关怀，让人们感受到情感的力量，成为激发社会信心的重要支撑。很明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設依托空间示范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群众路线创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是一句空话，政治精英知道需要在基层实践探索中把握民众真正需求，并借助国家顶层设计将其需求予以一一回应和切实解决。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中，依托空间这一公共场域实现了民众需求的获知和资源的输送。归根结底，特定空间范围内的试点最终都会走向全面的社会实践，这一过程需要最大限度发挥社会示范功能，以提供其他地方开展工作时吸取教训和借鉴经验。

四、结 语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期在中央综治办、中央政法委和卫生健康委的总体部署和政策安排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率先在部分地区展开。虽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到现在也仅仅不到六年时间，但实践中已涌现出大量关于社会心理服务的实践成果。其中有的聚焦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在当前所面临的困难，有的聚焦于如何准确把握和认识社会心理服务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有的则聚焦于探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为系统反思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存在明显的空间转向，空间再造正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频繁出现，借助符号化社会空间的生产，赋予特定社会空间社会心理服务符号，营造化解社会心理危机和矛盾的专属空间。然而，学界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分析和治理价值解读存在一定的偏差。1基于此，笔者试图将空间再造视角融入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解释过程中，重新审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治理意义和价值，实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的空间复归。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依托物理空间优化、社区建设提升、特定场域激活和数字技术创生等实践形式，形成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符号化空间，再造心灵空间、融合空间、对话空间和团结空间，实现治理空间创新、社会示范培育和优势治理探索。本质上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营造符号化空间和实现空间符号化的过程。从现实需求来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政治精英为回应民众的社会需求而针对性地对旧有空间进行改造和重构，使得空间结构、空间秩序和空间关系愈加合理化，并最终实现空间正义，即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有序化和合理化过程。空间是一个复杂体，自人类实践伊始，空间就逐渐褪去了客观的物理空间的外衣。借助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共同形塑，空间呈现出政治性、社会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回溯历史会发现，整个历史变迁过程无不伴随着空间变革。换句话说，合理的空间变革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表现。中国过去四十多年间所经历的社会转型是一场伟大的、影响深远的并仍在持续发展的空间变革，户籍制度改革、雄安新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无不彰显出空间变革的重要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日益显现，由此导致的社会心理问题成为影响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回应人民需求，为营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所开展的治理空间创新变革。一定程度上讲，从空间视角审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和治理价值，为学界提供了理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视角，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心理危机所进行的民生实践，为更加合理有效地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学理支撑和方向指引。

责任编辑：马陵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