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学生，我很想了解他，但又一直没能了解透他，我就叫他“小窗”吧。

小窗在光谷实验中学七年级就读。他浓眉大眼，不胖不瘦，看上去是一位可爱的少年。

我從教三十多年，观察学生无数，很多时候，从学生的一举一动中，就可以大致判断出学生的性格。可是，小窗同学的实际情况却与我的判断大相径庭。

去年“十一”小长假过后，同学们返校上课已经三天了，可小窗的座位上始终不见他的身影。周四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准备学校干部例会的内容，一位身形清瘦的50多岁的男同志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衣着朴素，满面愁容地说：“马校长，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打扰您的。小窗这孩子‘十一放假过后，就待在家里不来上学，无论老师和同学们怎么做工作，他就是不来学校。我们家长的话更是不起作用，这孩子说宁愿在外讨饭，也不上学了。”

家长慢慢地说出了孩子的往事，我这才了解了小窗的故事。

小窗的父亲因为车祸离开了当时只有六个月大的他，母亲丢下他远走他乡，至今不知在何处。我身边的这位家长是小窗的大伯，也是小窗的养父。小窗一直觉得自己生活在有父母疼爱的幸福家庭里，他也是一名优秀的学生，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四年级的时候，小窗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也知道了自己天天喊“爸爸”“妈妈”的人只是自己的大伯和大妈，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瞬间，小窗觉得自己的世界坍塌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是一个不被母亲需要的孩子，是一个坏孩子。他觉得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变得异样，他们的微笑和帮助也是别有用心。所有人的安慰和关心，在他看来都是一种嘲笑和奚落。小窗不再相信别人，甚至觉得大伯和大妈也在欺骗他。从此，在字典和书本里，“爸爸”“妈妈”成了最让他揪心的字眼，他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

听完家长的讲述后，我浑身冰凉。家长在我的办公室里打通了家里的电话，接听电话的正好是小窗。我接过电话，告诉小窗我是他的校长，希望他能回来上学。但小窗却坚持说他是不会回来上学的。我一时无法说服他，只好退一步说：“这样吧，你在离校之前来我这儿一趟，我想见一下你。”小窗犹豫了片刻，最后同意了。

第二天上午，小窗来到我的办公室。我打开《开讲啦》节目视频，想让他听听嘉宾们的故事，听听他们对生活和生命的感悟。我说：“你就坐在我的座位上看，我出去办点事情，你等我回来。”一个小时后，我回到了办公室，小窗望着我说：“校长，我听您的，我现在就回教室去。”

我高兴地说：“好！不过每周你要到我办公室来一次，帮我打扫卫生。”他爽快地答应了。其实，我都是自己做卫生，我只是想帮小窗找一个理由，让他能到办公室来见我。我也想经常看到他，了解他，跟进他，看看他是否真的有变化。

我很清楚，“学困生”的改变不是一时半刻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的自我成长和自我抗争的过程，需要时间，更需要来自教师的关爱和鼓励以及同学、同伴的帮助。我找到小窗的班主任，希望老师和同学们都来帮助他。

我的担心应验了，因为我并没有在办公室见到小窗。有一天中午，小窗背起书包又准备离开学校，班上的一群男同学发现后便阻止了他，并架着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求援。我让他安静地坐了一会儿后，便叫他跟我一起到食堂吃午饭。事情好像就此平息了。

这个学期，小窗一直照常上学。有一天清晨，我在诚信楼碰到了他，他很害羞地朝我微笑。我抚摸了一下他的脑袋说：“小窗，看见了吗？草坪上有一些纸屑，快去帮忙清理一下。”他飞也似的跑了过去。

看着他的背影，我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是我们还需要等待，小窗也需要时间改变。”

责任编辑/曹小飞

马国新

武汉市光谷实验中学校长，湖北省校长协会初中分会秘书长，湖北省第二批“荆楚教育名家”成员，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研究生兼职导师，国内“帮教育”的倡导者，著有《为何而教》《教育是帮的艺术》《帮教育：一位校长对教育的理解》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