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大禄

對当代年轻人而言，进城似乎是成长的必由之路。“传统的城乡互动关系被打破后，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也越来越多的垄断了个人社会攀升的可能。”（《皇权与绅权》）但这一逻辑是否需要反思？尤其在社会加速“内卷”、农村空心化严重的当下。若将视线切换回约一百年前，“乡下女孩”进城的故事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启发。所谓 “乡下女孩”指的是家在乡下，且在性格上表现出与城市女孩不同特质的群体，如单纯与朴实等。所谓“进城”则指的是从乡下小地方来到以商业交换为中心的“大地方”。借助鲁迅的《伤逝》、沈从文的《萧萧》与丁玲的《阿毛姑娘》等写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作品，在线性的成长维度上，我们可以从一些侧面看到“乡下女孩”的进城之路。

进城的子君、梦珂和阿毛

子君是一位乡下女孩，她也死在乡下，只不过她进城做了女学生。

她有许多乡下女孩的特质：淳朴、善良、简单、涉世未深……学校教育没有磨灭她的善良和教给她社会的复杂性。因此，她才天真地听信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被这些远方的美好事物吸引，她拥抱自由，“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子君实在忽视了自身处境，养育她十余年的家庭岂能轻易“抛弃”。两人初始的结合很美好，但却抵挡不过物质现实。涓生丢了工作，生活愈加困窘。他选择了自保，子君被抛弃，最后在乡下自杀。

这一出悲剧涓生固然有很大责任，但却也有更深层的社会缘由。“新式教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但实业的不发达、各种组织的落后，使得社会无法提供足够的位置，去容纳手握文凭的精英们。”（《公寓里的塔》）涓生和子君都是被社会“放逐”的人，无法获取稳定的职业来养活自己。他们的思想比现实要更进步，这也是子君“草率”与涓生结合的原因。在混乱的社会中大部分女学生们都无法获取位置，只好再次回归家庭的依附地位，子君逃出封建家庭后进入没有经济根基的穷书生家庭。

假使子君不同居，又当如何？这就是梦珂的故事了。丁玲笔下，梦珂从乡下来到上海念书，对学校的生活厌恶后退学。父亲写信让她回去结婚，她不愿意。在姑姑家寄宿体验到的“雍容富贵”，让她产生了更大欲望和更大的资金紧缺，也慢慢意识到自己是“商品”的现实。在丁玲笔下，梦珂的身体一直承受着男性的诸重目光。她再次想到逃离大家庭的庸俗氛围，跳进了更大的资本陷阱。梦珂的每一次行动，都离“商品”地位更近一步，她的艺术、爱情和色相都被“出卖”。“梦珂的故事象征了走入资本主义都市生活的女性的共同命运：从乡村到都市，从反封建到自由，非但不是一个解放的过程，而是一个从封建奴役走向资本主义奴役的过程，也是女性从男性所有物被一步步出卖为色情商品的过程。”（《浮出历史地表》）这不是梦珂的孤例，而是全球城市资本扩张期的潜在逻辑，“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妇女的工资大部分甚至无法满足基本需要，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仅靠面包与些许牛奶过活的单身职业妇女能做什么呢？以卖淫或与男人私通来补充收入。”（《巴黎城记》）出卖身体来维持生活，这很显然就是梦珂接下来的境遇，也是上个世纪20年代诸多女性的无奈选择。她们都无法以体面且自我满意的方式维持生活，她们的身体和灵魂是那么不协调。

梦珂和子君都被唤醒了，但是社会并没有给进城的乡下女孩以相应的位置。对于进城后的痛苦位置丁玲自身也有反思，这在《阿毛姑娘》中有所表露。原本纯朴的阿毛进城后被商业培植的“欲望”冲昏头脑，她拼命地憧憬城里的幸福并迷失了现实的生活。当有人邀请阿毛做模特时，她迫不及待地出售自身，却遭到家人的暴打。最终意识到城市虚妄的阿毛自杀而亡，事前她有过这样的反思：

假使她父亲，她姑母不那样为她好，为她着想，嫁到这最容易沾染富贵的西湖来，在她不是顶好的事吗？在那还依旧保存原始时代的朴质的荒野，终身做一个作了工再吃饭的老实女人，也不见得就不是一种幸福。……而她又只是一个毫无知识刚从乡下来的年轻姑娘，环境呢，又竭力去拖着她望虚荣走，自然，一天，一天，她的欲望加增，而掉在苦恼的里面，也就日甚一日了。

可以说，阿毛的反思道出了她内心的艰辛和悔恨，但她毕竟只有一次生命。她和梦珂拥有着同样的心灵痛苦和心灵轨迹，她们都被无尽的欲望裹挟却无从实现，她们都曾误以为都市就是幸福本身。当她们意识到欲望和城市的虚妄时，却已没有生路，在都市和“乡村”间无路可去。

现代都市并没有给这些从传统家庭秩序中摆脱出来的现代女性提供更为合理的生存空间，反而是新的无路可走的孤独。“五四新文化那震动古老中国灵魂的民主、自由、人的呐喊之声，已在逐渐规整化的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和垄断政治高压前掼得粉碎，成为耳语或归于沉寂。对这一代女儿而言，城市已从一篇开明、进步、适于瑰丽理想生存的文化土壤，沦为一片资本主义风气熏染下的色相市场。”（《浮出历史地表》）子君进城做了女学生，阿毛嫁进了城。最后，两个人都死了。梦珂尽管没有死，但在生不如死中出卖色相。面对如此悲惨的结局，不由得人不去深思当时“乡下女孩”进城之路的“合理性”。

欲进城而不得的萧萧

和以上故事不同，1929年沈从文写了乡下女孩萧萧欲进城而不得的故事。在以往的论述中，沈从文的《萧萧》一直被当成关于童养媳的乡土小说，并被“愚昧、落后、封建、悲剧”等关键词笼罩。但笔者认为，只有回到历史的具体写作语境，才能理解沈从文的深意。

从最基本的层面看，《萧萧》也是一篇成长故事：

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一家中人都说萧萧是大人了。天保佑，喝冷水，吃粗橱饭，四季无疾病，倒发育得这样快。婆婆虽生来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拦得住。

不管外界变化多么剧烈都无法阻碍萧萧的成长，与此同时萧萧的心灵也开始有了浅微的欲望。先是在爷爷的玩笑话中萧萧对“女学生”有了朦胧的向往，后是在花狗的“女学生”故事引诱下萧萧破身怀孕，她大胆地想到了逃进城去“自由”。可以说，在萧萧心中一直有个“进城”做女学生的梦。

尽管乡人对女学生的议论多有嘲讽戏谑：

她们不洗衣煮饭，也不养猪喂鸡；有了小孩子，也只花五块钱或十块钱一月，雇个人专管小孩，自己仍然整天看戏打牌，或者读那些没有用处的闲书。

但这对肩负沉重劳动的萧萧来说，无疑具有致命吸引力。透过女学生的外表和行为，萧萧明白了什么叫自由，她也想去看更大的世界：“花狗大，我们到城里去自由，帮帮人过日子，不好么？”此时的萧萧和子君一样天真，她忽略了自由之下的支撑。还是花狗更明白生活的真相：“你想逃到城里去自由，不成的。人生面不熟，讨饭也有规矩，不能随便！”但萧萧对自由的向往却很确凿。

假如轻率地把童养媳萧萧的生活和女学生做对比，萧萧无异于生活在地狱：

她们（女学生）都会花钱，一年用的钱可以买十六只水牛……她们自己不养牛，却吃牛奶羊奶……她们无事时到一个唱戏地方去，那地方完全像个大庙，从衣袋中取出一块洋钱来（那洋钱在乡下可买五只母鸡）。

萧萧却只是每天干活。沈从文尽量模拟纯粹农人的视角去书写城中生活，这虽有夸张和不实的嫌疑，但总体特征确实把握得当。女学生的新潮与自由，大胆与开放，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她们都很会花钱”。这是一个农人最直接也最重要的考量，制约年轻人进城的最大要素也在此。萧萧却一出生就没有资本，如今祖父不可能放走一个壮劳力。萧萧想要出逃却失败，再之后孩子出生，萧萧进城的路就此断绝。故事在一片温馨的假象中结束，萧萧依旧在劳作，生活在过往的重复之中。物质的匮乏打败了子君和涓生的结合，也打碎了萧萧的进城之梦。

假如萧萧真的进城又会如何？从上文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不是死就是沦为娼妓。这居然让人为萧萧感到庆幸？沈从文在对比的坐标系中写作，如果进城后需要变得虚伪，出卖身体，或者死去，那么他宁愿让主人公在另一极好好活下去。站在今人的视角很容易将现代生活视为理所当然，并以今人的标准或一堆抽象理念对沈从文展开批评。但假若回到上世纪20年代的现实情形，却可以理解沈从文的目的和价值何在，也可以理解他一以贯之的“乡下人”逻辑。尽管子君学到新思想并成功出走，但是她依旧沿袭着女子古旧的依赖性、从属性、物质性本质。她们只是學到了西方“新女性”的皮毛，却没有创造新的价值和意义，她还是依附着另一个男性、持家做饭。这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现状与本质所致，它并非出自女子自身的主动，而是一场外在的运动。这也就导致运动如无根的浮萍，缺乏现实的根基。

沈从文对女学生的书写蕴含了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反思，对中国女子教育的批判，对都市文明现代性的反思。萧萧尽管没有成为新女性，但她通过辛勤劳动和生育创造了自己的价值，在物质上实现了“自主”，也终于被“幸运”地重新接纳，破除了虚妄的“自由”。个中有许多偶然性，但也因此看出沈从文的意图所在。萧萧被花狗抛弃后，“她常想，我现在死了，什么都好了。可是为什么要死？她还很高兴活下去，愿意活下去。”这是乡村生命生长的自然性，她每天都看到日头。对沈从文来说，活着比死去更伟大，他要好好地活。但阿毛却背弃了自己生长的乡土，她选择了死。子君也想到了死，她无法承受这“没有自由与爱”的落差。梦珂进城却成为新的商品，在资本交换中再度丧失自我、生不如死。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生与死的对比中，并不意味着童养媳是更好的结局，也并不意味着沈从文是“封建卫道士”，而是说需要在意识到现实局限的前提下更好地理解文本。事实上，沈从文已打开一条“通道”。

作为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沈从文比乡下人更了解城市，真正的女学生绝非乡人所议论的那样。沈从文之所以要书写乡人谈论中的愚昧与荒诞，恰恰是为了打开一条通道。他没有直接去批判乡下人的某种理念，而是在他们的日常中展现“不适”，并为接下来的变革营造空间。女学生的出现是变革的前奏，它意味着旧生活的崩溃：新式女子将会越来越多，连一个不识字的童养媳都在向往城里的生活。自由终究会到来，但是需要慢一些、慎重一些。伯父已不读子曰，沉潭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作出的蠢事，也如“究竟是谁定的规矩，是周公还是周婆，也没有人说得清楚”。封建的卫道士已不复存在，礼法不再被严格遵守，人们的思想意识正在变得开明。萧萧在结尾希望给儿子娶个女学生，这也是思想变动的一部分与“梦想的传递”。在四季节令的循环中，萧萧的身体和意识都在成长。《萧萧》并不是一个死的循环结构，她固然没有进城，但她的后代终有一天会进城的。

行文至此，我并非一味反对自由、平等、解放等一套意识观念，也并非为沈从文书写童养媳辩护，我只是试图从线性发展的对比眼光中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并观察观念落地的过程来反思观念本身。站在今人的角度，识破萧萧身上的枷锁极其简单。但只有站在特定的谱系去理解西方观念之“新”，才不会动辄以之为武器来批评农村之“旧”。假如进城是成长的唯一逻辑，那么农村还需不需要存在？与此同时，唯有站在渐进的角度来理解乡下女孩进城道路的艰难性和曲折，才能更好地思考其成长的可能性，并提前了解前路的危机。这意味着走出观念的激进、单一与偏执，重新打开成长的空间。在观念的实际生成中，还有漫长的道路。作为最早的现代性反思者之一，沈从文告诉读者：进城并不是唯一的道路，成长并非单一逻辑。

沈从文的思考也和延安的农村运动相契合，同时呼应了整体的乡村变革。假如一味地注入新理念，那意味着现实成效的极度缺乏和充分的低效：

在陕北的农业环境，家庭依然是生产的堡垒，破坏了家庭，也就妨碍到生产。从前那些女同志下乡工作，将经济独立男女平等等一套理论搬到农村去，所得报酬是夫妻反目，姑媳失和，深深的引起民间的仇恨。现在呢？决不再提这一切，尊重民间的传统感情，家庭仍是神圣的。妇运的“同志”，决不再把那些农村少妇拖出来，或者挑拔婆媳夫妻间的是非了，而只是教她们纺线，赚钱，养胖娃娃。一句话，是新型的良妻贤母主义。（《毛泽东访问记》）

对于个体而言，首要的是生存。假如不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却非要去触碰乌托邦，那就会有毁灭的危险，如子君、如阿毛、如梦珂。反思妇运，反思成长逻辑，也是思考理念和现实生活接洽的可能性。

沈从文在《论家庭》中说：“中国女性在传统与西方之间到底该如何获得人的主体性？”这是需要一直思考的问题，只有考虑清楚了，人生的成长之路才能越来越宽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20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