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祥

作为中国革命的不朽丰碑和超凡标识，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和人类历史的不朽壮举，不仅给后人存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矿藏”，中外作家关于长征的文学书写绵延不断，如王愿坚的《七根火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黎汝清的《湘江之战》、魏巍的《地球上的红飘带》、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赵蔚的《长征风云》、王树增的《长征》、乔良的《灵旗》、江奇涛的《马蹄声碎》等，这些以虚构和纪实形式刊行于世的文学作品，或囊括长征整个过程进行全景摹写，或聚焦长征某一时段予以深度抉发，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体现对长征的历史理解和文学表达。由广东作家庞贝撰写的长篇小说《乌江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2月版），以纪实与虚构叠加交错的写作策略和表现手法，详实叙录和生动讲述了红军“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的奇绝经历和传奇故事。这部艺术性高度提纯的长篇小说，将长征途中军委二局掌控“信息制导权”的隐秘史实娓娓道出，不仅拓展了长征题材文学创作的界域，而且为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表达提供了新的范式。

中外战争史表明，情报在某种程度上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法国军事理论家约米尼在《论大战》一书中所说：

要想使战争获得胜利，最安全可靠的办法是一定等到有了完全可靠的情报之后，再来采取行动。

情报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始终发挥着重要功能，一部中国革命斗争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我军情报事业成长发展史，这已被“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所充分印证。在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中，以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为破译骨干的军委二局，为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取得最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立下卓著功勋，成为于无声处的无线电侦破英雄。长篇小说《乌江引》遵从历史的感召和吁求，以长征情报秘史作为时代背景，运用浩繁历史资料和诸多解密档案，辨流溯源，探幽发微，抽丝剥茧地追溯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传奇，周致细微地探究了“破译三杰”的情报生涯，作品既是对那段隐秘历史的复原和昭告，也是对革命先烈的祭奠和致意，更是对长征精神的独到诠释和鲜明注解。整部作品采用虚实相生的复调写作手法，运用纪实虚构并置的二元叙述方式，在秉持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展开文学叙事和艺术想象，为当代文学书写长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文本。历史有时显得幽秘、苛刻却又严正，它在人们记忆之上或添加厚厚的尘土或长出浓密的苔藓，等待着后人不动声色地拂去尘土、清除苔藓，潜心准备多年的庞贝以文学样式，袒露和还原长征情报史的真相与本貌。长篇小说《乌江引》分为“速写”和“侧影”两部分，其中作为作品主体的“速写”部分，通过“参与者”我们将真实人物和事件作为原型和素材，以战地日记进行讲述和敷陈，全景复盘了红军长征的重大战事和主要过程，呈具历史的纵深感、通透感和厚重感，引领读者走进历史隧道的深处，感受革命战争的激烈残酷和我军第一代密码专家的劳顿危殆，体认“破译三杰”的如磐信念和卓绝睿智；作为作品副调的“侧影”部分，通过革命后代何女士以解读史料和实地走访的形式，探寻和索解“破译三杰”的战后余生，展现“破译三杰”恢弘的革命生涯和壮彻的人生境遇，启诱读者透过浓重历史烟云感知破译英雄深藏功名的精神气度与人生执念。尽管“侧影”部分不足作品的三分之一，但却是“速写”部分的补充、深化和延伸，是整部作品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欣赏心理。“速写”和“侧影”两种视角的转换与衔接，将“破译三杰”的特殊使命与红军长征的总体走势、敌军追踪与我方破袭、前线战事与军委决策、倥偬年代与和平岁月紧密统摄起来，勾勒了沉潜在情报战线“听风者”的坚韧形象，再现了“破译三杰”斑斓丰赡的人生画卷，使读者在生发现场代入感、历史参与感和价值认同感的同时，体悟到一种精神力量的奔涌与升腾。阅览和解读《乌江引》这部极具原创性的长篇小说，可概括其三个方面的艺术特点。

一是作品在复原典型环境中塑造“破译三杰”的典型形象。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只有将人物放在典型环境中才能得到最深刻诠解和最充分展现，而环境的典型性也只有通过人物典型形象的真实塑造才能得到最完美呈现。长篇小说《乌江引》准确把握和处理典型环境和典型形象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打破长征题材文学创作的传统模式，将真实史料与文学创构相融合，通过浓墨叙写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强渡乌江、飞越大渡河等重大战役和重要节点，对“破译三杰”置身的特殊社会历史环境——红军长征进行回眸和审度；另一方面将彼时敌方大量密电、文告植入小说文本，注重以文写史、文从史出，通过细腻状摹红军情报“战地侦收”“就地破译”和“立马上报”三个主要环节，体现“破译三杰”这支秘密力量为红军摆脱围堵、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所发挥的无可替代作用，正是长征这种典型环境淬炼了“破译三杰”的超拔智慧、坚毅性格和无畏气概，换言之，“破译三杰”的高邁形象、浩然英姿和钢铁般意志被长征所赋形所定格，作品籍借状写长征这一殊绝历史环境来充分展示“破译三杰”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范，并赋予人物形象历史深度和现实质感，呈具着跨越时间的穿彻力和生命力。

二是作品在雕琢真实细节中点绘“破译三杰”的典型形象。相对于长征的巨大牺牲和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长征文学显然尚未达到与此相匹配的高度与深度，尚有许多历史的暗角和细节没有进入文学书写的视野。作为文学作品的血肉与生命，细节是一部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长篇小说《乌江引》在缜密结构和细密推演故事情节过程中，注重关键性细节的遴选与雕刻，上部“速写”中对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战争细节进行了细腻状绘和详致陈说，如毛泽东根据二局所获情报阻止红军前往湘西，曾希圣假冒蒋介石密电诳走周浑元、吴奇伟所部，土城战役中军委依据邹毕兆破译的敌军驰援密电迅速组织红军撤离，毛泽东依据二局截获的情报果断做出东渡赤水河的决定，军委按照二局破译敌万耀煌部的情报决定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等，这些戏剧性细节不仅复活了人物也复活了历史，使读者深切感知“破译三杰”在长征中起到的“红军走夜路的灯笼”（毛泽东语）的卓殊作用，集中展现了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忠心赤胆的政治品格和无怨无悔的政治选择，有力印证了出神入化的“破译三杰”是“一群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理想主义者”；下部“侧影”通过今人的史料耙梳和田野调查，突出讲述和重点疏解“破译三杰”后长征时期的斗争或工作细节，如邹毕兆黑皮本子《心血的供献》的记载与传承，曹祥任将1933年荣膺的红星奖章被迫沉到海里，曾希圣与项与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情报提供者）的儿子项南的不期而遇等，这些撼人心迹的庄重细节的披露和宣介，将情报英雄们智高情笃、心细神敏、义胆侠肝的个人气质彰显出来，使读者体味“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还活着”这句话的深刻意蕴，特别是作品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挖掘、梳理和解析，使得“破译三杰”形象的传奇色彩更加清晰起来，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真实、可亲、可信。

三是作品在阐释集体记忆中传播“破译三杰”的典型形象。集体记忆是指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记忆，集体记忆既为某一群體或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共同建构、分享和传承，又对群体和社会发展延续具有重要的维系和凝聚作用，在现代社会中，集体记忆有时借助文学艺术的熏染陶冶得以强化和提升。作为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红军长征是一部坚守初心、为民而战、唤醒民众的雄壮史诗，是中国革命和我军军史的巍峨丰碑，早已积淀和升华为几代国人的集体记忆，长征精神也已熔铸到国人文化血脉和基因中，成为国民精神的有机质素和重要因子。长篇小说《乌江引》选取最能表征国人集体记忆的红军长征作为审美对象，通过在叙事角度、文本结构、语言表述和作品名称等方面进行智性探索与文体创新，通过解构纪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和放大小说的表达功能，通过对“破译三杰”戎马征尘的拂拭触摸和历史碎片的打捞拼接，深入考察了掩映在历史深处的情报英雄的身世遭际和心路历程，艺术展现了战争岁月我军密码战的急迫峻切和情报战的纠缠鏖斗，从一个奇异视角实现了对红军长征这一集体记忆的深度阐释和再度抉发，也正是在对长征这一集体记忆的深度阐释和再度抉发中，作品有效完成了对“破译三杰”形象的文学叙说和社会传播，使读者一方面对长征和长征精神葆有更新的意会和更深的领悟，另一方面向站在历史暗处的密码英雄致以深切追念和崇高敬意。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长篇小说《乌江引》所秉持和弘扬的坚定理想和信念、不怕艰难险阻、顾全大局、严守纪律、患难与共、正义必胜的长征精神，无疑是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珍贵精神资源，所以，这部作品对于当下国人追寻长征历史、缅怀革命先辈、汲取“红色”营养，具有多方现实价值和意义。如今的中国正行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一次波澜壮阔且充满艰难险阻的新时代长征，需要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的一切力量和智慧，需要用长征历史来烛照现实引领未来，需要从革命先辈的坚定信仰和坚弥意志中吸取精神能量，长篇小说《乌江引》为读者传递和输送的正是氤氲着青春梦想的精神能量。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