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含

契诃夫自陈，写作《草原》的过程就像是“美食家品尝一只山鹬”（亨利·特罗亚《契诃夫传》），创作《草原》对他而言是一次特别的经历。在此之前，他已经以“契诃里昂”的笔名在幽默刊物上发表了诸多小说与小品文，但这些文章多为补贴家用而作，内容上受报刊要求限制颇多，艺术水平上也受指摘。19世纪80年代中期，契诃夫赴朋友约前往圣彼得堡旅居，在那里以作家身份受到热烈欢迎，这激励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提出更高要求。

1888年，契诃夫动笔写作《草原》，这篇小说不再以情节的突变、幽默的讽刺吸引读者注意，而是着重刻画场景与人物对话。他试图以这篇小说回应文坛前辈的鼓励。小说主要讲述了9岁的叶戈尔穿过草原，进城上学的故事。商人、神甫、赶路的车队、形形色色的俄罗斯农民，尤其是盛夏的草原景色都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些人物与景色借鉴了许多契诃夫幼年听闻的故事，其中也包括自己童年與母亲兄弟横跨草原前往爷爷家的场景。《草原》刊登在《北方通讯》，如契诃夫本人期待的那样，它的发表获得了评论界的肯定，更有评论家称一流的作家在俄罗斯出现。这都标志着这部作品在其创作中的独特位置。

儿童的本真鲜活

《草原》的主角叶戈尔在进城的马车上亮相。一想到要远离家乡和母亲进城上学，他便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人，恨不得要大哭一场。但小说随即就用亮色的景象驱散了这种苦闷：马车驶过监狱，他和母亲到监狱教堂参加守护神节典礼的记忆便浮现在眼前，那些节日的面包、馅饼、鸡蛋，犯人们赠给的手工礼物明亮而温馨；马车经过墓园，洁白的十字架点缀在苍翠的樱桃树间，这里长眠着他的祖母。

叶戈尔对于祖母的回忆很有儿童的特色。小说中写道：

在她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常从市场上买回松软的面包，上面撒着罂粟籽。现在呢，她睡了，睡了。（《契诃夫小说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下文选段均出自此版。）

“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哪个人死前不是活着的？“去世以前”造成的追忆口吻，却接了“活着的”这一句平平淡淡的陈述。接下来又用面包与罂粟壳佐证着死者曾经的生活，它具象而明丽，丝毫不可怖。在彻底社会化之前，孩子们倾向于用自己的词汇表达感受，死亡在孩子那里并没有得到更深的解释，剔除了许多成年人给死亡额外附加的绝望之感，而是更加本真，回复到了死亡本身的特性，即“消失”“暂停”——一种睡眠的形式，儿童的表达达到了一种本雅明的“命名语言”的境界。

除了对事物的新奇感受，孩子的情绪也比大人更不易揣度、更加流动：

叶戈鲁什卡好不容易才在座位上坐稳，他眼望着狗的眼睛和牙齿，心里明白：他万一摔下去，它们马上就会把他咬得粉碎。可是他并不觉得害怕，他跟杰尼斯卡一样幸灾乐祸地瞧着它们，惋惜自己手里没有一根鞭子。

刚从恋家的悲伤情绪中回转过来，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又强烈地渴望参与到危险中去，并为此感到振奋。成年人式的想法行为更固化，做或不做，想或不想，即便是感性愿望与理性判断相矛盾，都始终有一派占据主导。但在叶戈尔这里，两种情绪相反相成，互相成为动力。角色对于生命、活动的关注，使整个观察互动的过程生气勃勃。不只是人，连作为对象的物也被这种情绪流所裹挟。

当然，即使是孩子也是自诞生就被规划进社会已成的秩序之中。叶戈尔因为富商舅舅，而被接触的大人当作小少爷看待，在沿途的旅店与车队里都格外受优待。但他又恰恰是这个阶级里最弱小单纯的一环。旅馆老板对商人与神甫的到来感到荣幸以至战战兢兢，但却能悄悄拉着叶戈尔的衣角，以看一头吓人的小熊的玩笑话逗引他来到自己的房间，带他见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孩子面前，唯唯诺诺担任奴役角色的旅店老板，突然又成为了一个嘘寒问暖的长辈。发霉与油污的气味里，老板的孩子从被子里一个个探出头，像小怪物似的和叶戈尔见面，高大而披散着头发的犹太女人感叹他进城上学是多么可怜，给了他一块蜜饼。

在叶戈尔眼里，成年世界的贫富还没有明白的解释。他所能感受到的是舅舅虽然告诉他钱很重要，在马车下的阴影得枕着钱才能睡觉；车夫要故作忙碌，等待主人饭后才能去选一根不那么好吃的黄瓜；神甫穿着不合规矩的裤子和短上衣，看起来像是鲁滨逊·克鲁索。他对阶层的感觉远未成型，只有在他这一角空隙里，平常被人凌辱戏谑的人，才重新有了施予的权利，才还原为一个普通人。这也就是叶戈尔与他们亲近感的来源，也是他把车夫杰尔尼卡比作“一只愿意亲近小狗的大狗”的原因。

草原的丰富广阔

现代小说的特色已在众多理论家那里得到了阐述。从公认的现代小说开创者福楼拜开始，大量描写出现在小说之中，它们游离于叙事，也就客观上挣脱了叙事的束缚。批评家朗西埃认为，这是一种对于既定秩序的打破，无论被打破是作者的权威，还是情节的既定逻辑，这都表明一种平等，一种对于物而言的解放。那些被描述的对象，彰显出自身的能量。《草原》或许存在着两个主角，一个是叶戈尔，另一个就是草原本身。

草原是如此丰富，在视觉上，“太阳晒着的群山，现出一片墨绿色，远远看去呈浅紫色，带着影子一样的宁静情调”；在听觉上，“吹哨声，搔爬声，草原的低音、中音、高音，合成一种不断的、单调的闹声，在那种闹声里默想往事，忧郁悲伤，反而很舒服”；在嗅觉上，“禾秸、枯草、迟开的花的香气，可是那香气浓重，甜腻，温柔。”孩子在草原之中玩乐，但草原却远不是这一行为的背景：

叶戈鲁什卡没有事可干，就在青草里捉住一只蟋蟀，把它放在空拳头里，送到耳朵旁边，听那东西奏它的乐器，听了很久。等到听腻它的音乐，他就去追一群黄蝴蝶，那群蝴蝶往薹草中间牲畜饮水的地方飞去。他追啊追的，自己也没有留意又回到马车旁边来了。他舅舅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睡得正酣，他们一定还要睡两三个钟头，等马休息过来为止……他怎样打发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上哪儿去躲一躲炎热呢？真是个难题……叶戈鲁什卡不由自主地把嘴凑到水管口上接那流出来的水；他的嘴里一阵清凉，并且有鼠芹的味道。起初，他起劲地喝，后来就勉强了，他一直喝到一股尖锐的清凉感觉从他的嘴里散布到全身，水浇湿了他的衬衫才罢休。

追蝴蝶、听蟋蟀唱歌本不足为奇，但值得注意的是人物的行动并不是这些段落的中心，人对物没有占据感。孩子玩弄蟋蟀，但并不关心鸣叫声的细节，听不出其中的音乐情绪，只将其当作对草原乏味下午的点缀；他追逐蝴蝶，但不在乎蝴蝶飞舞的姿态如何，动向如何，只是在有了一个新事物之后便“追啊追啊”地自我消遣，甚至是“自己也没有留意又回到马车旁边来了”；他要喝水并不是因为口渴，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游戏是为了排解草原的乏味，但此时行动本身也渐渐融入了这种乏味。

人物处于环境之中时，那些本可以决定叙述前进的、武断的行动被搁置了。草原的燥热与广阔占据台前，叶戈尔解渴解热的行动目的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解热后仍要起劲地喝，尖锐的清凉散布全身的感受。这里的所有行动，从惯常的目的色彩中挣脱出来。草原才是占主导的一方，孩子被动地感知草原，而并非与之互动。

草原不断地施予孩子。名叫瓦夏的车夫能看到荒凉草原里充满的生命和内容，他会在凝望草原流露出与车夫身份不符的感性与诗意，他会用“爱抚的、含泪的声调”描述动物所过的家庭生活。小说之中，唯有瓦夏对叶戈尔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反应，一见到后者就表现出衷心的欢迎。此后的草蛇事件中，他们更是站在同一邊，对无故虐待杀害动物的德莫夫感到愤慨。瓦夏将草原的丰富与甜美象征性地传递给叶戈尔，他那种对事物没有成见，对草原敞开心怀的态度缓慢地改变着叶戈尔。

在叶戈尔的角度看，对草原的发现也伴随着他的成长。被舅舅托付给车队，是他正式地离开亲人，被“抛”进一个没有亲人的世界之开始。小说前半部营造的燥热氛围，最后终于孕育出一场暴风雨，草原的瞬息万变让人恐惧。雷雨之前，草原神秘森森，闪电不间断地在远处闪亮，车队里也弥漫着一种压抑的紧张气氛，叶戈尔忍不住思念舅舅和妈妈，害怕他们忘记自己。雷雨来临，闪电使天空喷火，雷电声震耳欲聋，摧毁一切的力量震慑着叶戈尔，使他开始向神祈祷。

这场雷雨带有仪式的意味，是草原为叶戈尔举行的象征性的洗礼。在雷雨中，世界变得异常清晰，所有车夫的面容，甚至是衣着的细节都比往常更锐利清楚。叶戈尔呼唤车夫们，可没有人回应。草原上的电光照射一切，这是草原对人彻底的征服、对人完全的胜利。在雷雨之中，孩子更明确地感知到那不可战胜之物的力量，这种对自身限度的意识，此时以更具身化的感受显现出来。此世的孤立状态第一次叩击孩子的心灵，这是他走向成人世界的第一步。这一次，他冻得发僵，彻底放弃了祈祷，相信暴风雨永远不会完结。

草原给人带来的一切

契诃夫曾评价自己“我在童年时代没有童年”。契诃夫的父亲是家庭里的暴君，打骂妻儿是家常便饭，他本人在小学时代就要边做作业便看顾杂货店，在下层酒鬼们的旁边听着粗俗的玩笑，目睹那些因为穷困而形成的愚昧与残酷。他对童年并没有什么鲜艳活泼的回忆，就像雷雨过后，叶戈尔哀哭时，摸到口袋里的蜜饼已经变成一团烂泥一样，契诃夫很早就对人生的失却与苦闷有所领会。

叶戈尔同行的车夫们虽然有捉鱼嬉闹，玩乐如孩童的一面，却都有着各种不如意的生活经历：老车夫潘捷列年轻时靠走商队赚钱，有了铁路之后收入一落千丈，妻子儿女都被大火烧死了，晚年却在篝火边杜撰以自己为主角，遭强盗劫掠虎口脱险的故事；叶美里杨爱好唱诗以此为业，但后来嗓子失灵，只能当农民为亲哥哥打工；总是恶作剧戏弄别人的德莫夫从优裕的家庭中被赶出，瓦夏、基留哈也各有烦闷之处。

在故事里，“沉闷”“烦闷”“闷”的形容词出现近40次，“闷”是压抑、苦恼、无从解脱，它是人无法摆脱的生存之网。幸福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法承受的。但新婚的康斯坦丁来到人群中，叶戈尔却觉得他“幸福到了痛苦的地步”，他似乎根本承受不起他的幸福。“看到这个幸福的人，大家都觉得烦闷”。俄罗斯文学的长廊里，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是最常被书写的主题。草原之行，叶戈尔遇到了太多这种人。穷困的旅店老板与年迈妇人们将这个“小少爷”作为弱者看顾，他们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将他叫作“小可怜的”，即使孩子本身并不这么想；车夫们更是生活苦闷，只有在围坐谈起过去时，才会流露出一丝喜悦。契诃夫说，俄罗斯人喜欢回忆，却不喜欢生活。

虽然叶戈尔也默认自己也是这个车队的一员，但实际上，这些车夫们在性格、身份、人生境况上都和他截然不同。连车队里最刻薄刁钻、连条路过的草蛇也不放过的德莫夫，也会在雷雨来临之际红着眼睛诉苦“我心里好闷哟”，这都处处佐证着，车夫们所属的那个侠盗世界，白日抓鱼、热心如大狗那样的世界，根本就是世界上悲剧中的一环。这使叶戈尔刚对车队产生的归属感显得可笑，它从根本上完全被架空了。他终于感到，“这些人是多么沉闷，多么叫人受不了，多么惹人厌烦啊！”

“烦”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它是人意识到自身的自由与责任的表现，而这正是草原给予叶戈尔的成长。叶戈尔的烦闷，是猛然意识到自己在这些生活中所处于的位置，他尚未是、但必将成长为人世之中烦闷之中的一环。这是他走向成人世界的又一步。而生活究竟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其实质是什么，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对这些问题。草原不会给出明确的答案。

凝望广阔的草原景色，叶戈尔不再注意其间的活物，或是景色的明丽磅礴：

他想象他的奶奶躺在漆黑狭窄的棺材里，孤苦伶仃，没人照应。他的想象画出奶奶怎样忽然醒来，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就敲打棺材盖子，喊救命，到头来害怕得衰弱不堪，又死了。他想象母亲死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死了，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死了，索罗蒙死了。可是，不管他怎样极力想象自己离家很远，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死僵僵地睡在黑暗的坟墓里，却总也想不出那是什么样的情形。

奶奶不再如故事开头时那样，与生命相连，而是在重复死亡的焦灼之中；与自己共同生活过的舅舅、神甫，路上遇见的伯爵小姐、旅馆伙计，也都处在死亡边缘。一个人在草原中寻找生活的意义的时候，“那种在坟墓里等着我们每个人的孤独，就来到人的心头”，即使对于孩子也是如此。叶戈尔必须直面草原的压迫，承领草原，才能思索自己的人生。

当然，草原并不是暴君，也不是一种等人去接受的悲剧命运。这一路旅途已经证明，草原上不只有暴风雨，也有万千生命。草原上有着无数叶戈尔的生活，无数人的生活——甚至可以换一个说法，草原就是生活本身。它是五感上的大丰富，是生活的加倍延展，它会唤起“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和求生的热望”。人们丰富的情绪，幸福、焦灼、紧张、悲凉，充斥着草原。草原在有灵心的人那里激起灵感，使他们在草原之中感到双倍乃至多倍的人生。

草原上，叶戈尔认为，那些终极境遇远不会到来：

就他个人来说，他不承认自己有死的可能，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