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置身于数字化的当代社会语境，新闻生产的传统模式日益遭到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新媒介技术的蚕食，致使业已建立的稳定性组织结构被瓦解，深化与延宕了信息生产的“不确定性”趋势，由此促进了新闻生产由“固态化”向“液态化”的转向。“液态”作为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建构的重要理论话语，其具有的“瞬时性”“流动性”“零散化”以及“去规则性”等诸多特质，成为读解当下新闻生产的重要理论话语。基于此，文章立足于数字化传播语境，借助“液态理论”考察新闻生产实践转向的液态表征，从而揭示出“生产场所”“生产主体”“生产关系”等三个层面的液化问题，为理解新闻生产的当代实践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数字化 新闻生产 “液态”转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7-071-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7.0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介依赖及其矫正机制研究”（21YJC860028）

作者信息：赵红勋（1984— ），男，河南濮阳人，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视听传播、媒介文化与青年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在漫长的媒介演进过程中，新闻业形成了一整套严谨、完善的操作流程与生产习惯。然而，在数字技术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依据经验而行的新闻生产模式遭遇巨大的冲击与挑战，正在经历一场观念的重构与形态的再造。麦克卢汉曾用“媒介即信息”高度概括媒介发展对信息生产方式造成的影响，在他看来，媒介自身所建构的信息意义已然构成了当代传播的一种生存状态，某一媒介的出现一定会有与之相应的信息生产和社会空间活动。置身于数字化的新时代语境，信息传播方式以及社会生产的变革，正在重新描绘着人类的空间观念，[1]曾經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强烈的“移动”。正如沃尔特·克里斯托尔所言：“移动才是社会的现实。”[2]正是在这种空间的移动中，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深受其影响，新闻生产亦不例外。在数字技术的渗透下，当前新闻业与其他传播领域的界限被打破，新闻的本质及其地方环境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新闻不再是受限于特定时间结构的媒介化产品，而是在全天候的话语状态下可不断更新的空间化产物;同时，越来越多的生产主体介入新闻生产的诸多实践环节，致使传统新闻生产机构的专业把关功能逐渐削弱;数字化技术携带的可供性基因能力，也导致了新闻受众用户流失、报纸发行量下降与广告收入下滑的危机，既有的新闻生产模式难以为继，新闻生产空间、生产主体、生产关系等多个维度都发生了“流动”，一个“液态”的新闻业正在形成。

数字技术嵌入新闻生产的运作过程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稳定的新闻生产环境在新技术的嵌入下变得飘摇不定，走向“液化”是新闻业无法逃避的问题。在前数字生产时代，新闻生产的空间实践处于一种固态环境之中。正如瑞斯和安德森所言：“未受到数字技术的威胁是新闻业长期平稳运行的重要原因，这种稳定性还增添了新闻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3]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新闻业的地位和意义发生了偏移，不少人为新闻业唱起哀歌，不断有外部力量对新闻业的权威发起冲击和挑战，但新闻生产作为一项严谨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仅承担着信息传递的职能，也肩负着引导舆论、解读意义等重要功用。由此，这样一种实践活动不会因环境的变幻被轻易摧毁，它会在环境升级的情况下进行自我修复与变革。[4]但当下环境的变化意味着新闻学研究领域和视角的转换，仅关注新闻业内部无法解决新闻业面临的现实困境，更无法描摹新闻业的广阔未来。且新闻业在数字化技术驱动下会诱发社会消费、时空观念、生产结构等多个层面的变化，更需要我们在“液态”的流动中审视新闻及其本质问题。

作为透视现代社会存在状态的一种话语实践方式，“液化”理论日渐在新闻传播领域被讨论和引征。因为“液化”能够更好地揭示当前新闻业的状态，并借由学科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勾连，深化对新闻生产转向的深度理解。本文立足于数字化传播语境，在鲍曼的“液态现代性”理论观照下，读解新闻生产在数字时代出现的新转向，探究如下问题：新闻生产的因素在哪些维度发生了“液化”？这些新闻生产要素的“液化”又对新闻业产生何种影响？新闻生产的主体和新闻信息的接受对象是以何种不同态度来拥抱新闻业新变化的？新闻业的权威和辉煌又该如何在新时代得以维系？对“液态新闻业”的考察，不仅关乎当下如何看待新闻业的地位问题，更是对新闻业本质的再思考。

二、鲍曼的现代性理论与新闻业的液化研究

在鲍曼提出“液态现代性”理论前，“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期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文化思潮。后现代性作为现代性的“裂变式”延续，难以从理论上对其进行精准定义，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质疑理性、真理客观性与同一性等经典概念，倡导意义的不确定性、多元主义和历史偶然性。[5]后现代性在文学、建筑、绘画、传播等多个领域进行全方位渗透，以至于当人们想要勾勒社会文明的状态及变迁时，都要紧紧围绕后现代性进行意义的阐发。到了21世纪初期，鲍曼则提出“液态的现代性”来替代“后现代性”，不仅是因为“后现代性”容易带给人们现代性已结束的歧义理解，也为了提供关于现代性更加明了、清晰、真切的框架——一个颠沛流离、灵活多变、难以捉摸的现代社会。鲍曼作为另类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其“流动的现代性”思想承继发展了马克思“融化固体”的现代性观点，与“静态”“稳定”的固体不同，液体和气体受到外力作用时会处于“液化”与“流动”的状态，既没有固定存在的空间，也没有持久存在的时间。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是一个从起初开始就逐步“液化”的历程，传统人们赖以生存的旧秩序正在走向“覆灭”，到现在为止，这个星球上的每个部分、每个人，都在适应这样一场急切的、紧迫的、不可阻挡的变迁，把这种种变化融合在一起恰恰展现出脆弱性、暂时性以及持续变化的倾向。[6]确切含义和有效真理只存在于固态社会，现代科技的发展与新媒介技术的推动挤压了原先以资本主义体制为代表的长期、固态、稳定的现代性。在高速流动的社会阶段，坚如磐石的旧传统正在重新启程，老的处理问题的办法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社会状况，而如何应对新挑战、新情况的方式尚未就位，因此人们渴求去探索和挖掘新的规则和传统——人们可以依赖、可以信任的新传统。近几十年来，各个国家和地区正在无一例外地走向“流动”，我们生活于一个不确定的、充满冲突、激进革命的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之中。

在社会由沉重走向轻灵，由固态走向液态，由稳定走向动荡的重构过程中，新闻业也无法回避受到浸染。“液态”话语由社会学迁移至新闻领域，荷兰新闻学者马克·德尔兹起到了枢纽的作用。在鲍曼的著作《流动的现代性》出版后，德尔兹对鲍曼进行过一次专访，而后将访谈内容整理为《液态现代性时代的新闻业——专访齐格蒙特·鲍曼》一文。[7]在该文中，由于两位学者处于不同的观察位置，产生了关于“液态新闻业”的分歧观念。新闻业作为社会信息的主要提供者、社会舆论的风向标与社会矛盾的调和剂，肩负着社会枢纽之责，传统观点将之视为除立法、行政、司法外的“第四权力”。过往被誉为“无冕之王”的新闻业该如何适应“液态”社会环境？鲍曼站在宏观的位置审视社会的日常运作，认为新闻业只是当代社会中的从属元素，只能被动跟随社会形态发展的潮流，新闻业持续不断地向人们提供信息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并不能能动改变社会存在的形态。他提出，如果媒介能够引领社会转向，那也仅仅只是因媒介改变了自身的存在模式，即使能够把新闻业与流动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新闻业也只起到加固、强化的作用。虽然鲍曼和马克思二人都坚守了对资本主义的核心批判，但与马克思极力赞颂生产力的进步有异，鲍曼认为生产力的进步是极具破坏力的表现。同时，他认为全球化进程破坏了国家主权，[8]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以被女巫施法变成猪的水手拒绝奥德修斯解救的故事为例，论证其观点——解放与进步是复杂的幸事。因此，他认为现今强大的信息流不仅没有增强社会凝聚力，反而成为民主之河汇聚的障碍。站在德尔兹的新闻学研究者立场，他认为新闻业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位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液态新闻”应该是新闻业主动蜕变的结果，是新闻业挽救存亡危机的主动液化。在德尔兹之后，关于“液态新闻业”的研究方兴未艾。

过往新闻业的黄金时代，是一个由精英话语构建起来的盛世。历史因素作用下新闻业长期处于信息发布统治地位，增强了新闻业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媒体组织长期实践活动形成标准化新闻生产流程，降低记者负担、规范新闻生产运作流程、减少新闻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新闻生产的成本、保障新闻报道的质量。然而在技术变革、资本介入、社会变迁等力量的腐蝕下，新闻业脱离了固定的生产模式，一个“液态”的新闻业正在形成。

三、生产空间的“液化”：不确定的流动性

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维度，空间问题曾一度被忽略。因为在传统的思维观念中，时间充盈着活力和灵动，而空间却是僵化、迟缓、笨拙的一种存在，以至于形成“僵化空间屈服于灵活时间”的认知。[9]正是由于“用时间消灭空间”“时间征服空间”等诸多思想的普泛化存在，空间自身蕴含的丰富意义被遮蔽。而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思潮的兴起，空间日渐摆脱了被时间束缚的阴影，开始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于众。诚如美国哲学家爱德华·苏贾提出：“空间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实践的产物。”[10]由此可见，空间并不是刻板、静止、僵硬的存在，它不仅体现劳动生产关系，而且还映射着社会关系的生产以及再生产。

新闻实践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阐释形式，其生产过程既离不开特定场所的支持，又与组织的空间社会化问题进行勾连。由此，新闻生产之中蕴含着丰富的空间话语意义。在传统的新闻生产实践中，编辑部作为社会信息生产的重要空间载体，体现了多种新闻生产要素之间的勾连，成为连接新闻实践、技术转型的场域。而在数字化技术的渗透下，新闻业生产的空间组织结构正在经历重要变革，工业时代所构建起的稳定的空间结构日渐被消解，新闻生产空间正在经历一种“液化”的转向。从当前全球报业组织正在进行的“编辑部搬迁”浪潮，[11]足可管窥新闻生产空间正在进行转向的端倪，这是数字化技术驱动的一种直接结果，更是新闻生产的未来走向。

1. 新闻生产的物理场所正在进行一种新的流动

众多编辑部由市中心转向城市边缘，既是传统新闻业衰落的重要迹象，又是新闻人不断适应数字技术变革而做出的积极的空间调整。20世纪法国思想大师亨利·列斐伏尔对城市空间的研究证明了空间是社会、权力、政治的产物，作为社会关系和人类活动的载体，成为构造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概念与展示环境等地理意义的重要驱动。新闻生产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需要在特定的场所中进行，新闻编辑部发挥着新闻生产空间载体的功用。传统报业大楼多位于城市车水马龙的中心腹地，昭示着新闻业的权威力、影响力和新闻业与生俱来的骄傲与自豪，工作人员在大楼里完成普通人难以实现的新闻生产活动。自新闻业诞生伊始，就承担着社会信息传递、社会环境调和器的重任，其工作的特殊性使新闻业与读者保持联系的同时又存在隔阂。互联移动技术的变革带来的读者与广告客户的流失，不仅挤压了新闻业的生存空间，新闻业维系的辉煌与自尊也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12]自21世纪初始，不少报业集团卖掉其长久存在的空间场所，将编辑部迁移至更加数字化的生产场所。哥伦比亚大学TOW数字研究中心发布的《移动编辑部：后工业时代新闻的空间与地点》详细阐述了数字化技术对报业新闻生产的空间影响，以《迈阿密先驱报》《西雅图时报》《沃斯堡星球电讯报》等为代表的新闻编辑部都在进行编辑部搬迁。可以说，在新技术的影响下，新闻编辑部的迁移成为新闻业应对数字化危机的重要改革措施，[11]由此也加剧了世界新闻业空间位置的不确定性流动态势。新闻生产的空间流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地理位置的变化，因为报业集团在出售其原本固定的空间场所的过程中，已重构了受众对新闻业的一种认知。一度被视为神秘和权威的意味正在日趋消淡，与社会大众的贴近性意义正在逐步形成和确立。

2.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空间的媒介化转向

人们早期关于空间的认识停滞于真实、可被感知的物理实在空间。不管是列斐伏尔对于空间进行的政治哲学批判还是卡斯特提出的“流动空间”，都使人们对于空间的认识不再停留于其物理属性。在初期人类社会，由于传播技术的束缚，距离成为割裂空间地域的手段，传统研究领域长期缺失的空间探析，在数字时代应运而生。新媒介技术的面世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消弭了传播的边界，变革了人们对空间的认识，建构起新的流动传播语境。在卡斯特看来，“流动空间”革新了空间的存在形式——虚拟空间成为新的空间存在形式，通俗讲，即两个在不同地域空间聊天的人存在于新形式的空间之中。人们通过不断进步的媒介技术逐步扩大对空间的控制范围，在此过程中，空间也逐渐开始履行信息传递的功能，空间的媒介化趋势初显。第一，在不断变换的社会语境中，人们从口语时代走向数字时代，活动交往范围的扩展加速了整个世界融合趋势，地球成为“地球村”，民族、国家等空间概念逐步被瓦解，世界逐渐成为一个共同体;第二，空间逐渐被纳入社会信息系统之中，成为重要成员。人们在何时何地都可以进行新闻信息的生产，空间的媒介化流动打破了新闻生产的边界。记者在车站、商场等公共场所发现新闻线索时，可以第一时间利用手机等移动工具摄录，并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新闻生产的固定性、密集性不复存在，旧有的新闻编辑部悄然离开了历史舞台，迎来了流动的、零散的新闻生产空间。

新闻生产空间的“液化”是数字化时代新闻生产转向的第一个重要特点，加拿大学者英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媒介的时间偏向性和空间偏向性”，指出媒介具有的时空特性，反观空间的媒介性发现：新闻生产实在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迁移与扩展，是帮助新闻业融入数字传播语境的重要实践，是新闻业面临危机下不得已而进行的革新。空间的“液化”增强新闻生产灵活性的同时加剧了新闻生产的不确定性，新闻业在读者心中的隔阂感和神秘感也在逐步消失殆尽，读者不再以仰望之姿看待新闻业。

四、生产主体的“液化”：权威的消解

数字化传播语境对新闻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新闻流通过程、生产空间等的冲击，新闻生产的主体（记者身份）也在数字化过程中变得模糊不清。作为“人”的新闻从业者始终是新闻生产的重要建构主体，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记者职业的身份建构主要由电视、报纸等老牌权威媒体塑造，权威媒体为新闻记者提供了合法的采访资格、昂贵的机器设备、发表作品的渠道和稳定的收入来源，能够服务于此类权威机构也是新闻记者专业性的重要体现，“谁在进行新闻生产？他们具有怎样的特征？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勾勒了记者在人格上独立、地位上崇高和经济待遇上充沛的标准画像，部分记者还成为社会名流。在大众心中，生产新闻与生产鞋子是完全不同的实践活动，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首先要具有极高的专业素养和知识累积，同时，要有服务于公众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个组织利益的意识，一系列的专业技能和职业责任划分了新闻记者“自己人”和“局外人”的界限。但因新闻发布平台权威的稀释、互联网赋予民众的生产权利以及受众自我意识的觉醒，致使当下记者无法再像先前那般受到受众的崇拜，权威性极高的生产活动变为平等的对话，记者身份建构过程中的断裂，也引发了对新闻生产主体的“液化”研究，新闻从业者的话语权威性在不断被消解。

新闻报道活动不再是记者的专属，职业记者、公民记者与普通公民的角色身份不再固定，并在多重时空场景中实现自由转换。新的数字化传播语境下，新闻生产者与消费者位置不再固定，生产者与受众的流动关系被重新审视，运用鲍曼的“液态”理论话语，即消费者也是新闻信息的生产者。记者作为居于统治地位媒体的资深专业人士，其在新闻场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13]而互联网技术的互动、即时特性对新闻生产的速度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在永恒发展变化的世界里，记者须快速决定哪些是需要进行报道的。这种情况下，读者对于新闻报道质量与信息发布速度需求之间的矛盾将记者置于不利位置，且记者恰好及时出现在新闻事件发生现场的概率渺茫。记录设备的普及与自媒体社交平台的蓬勃发展赋予受众进行新闻生产的能力和契机，正如布鲁恩斯所言“记者不再是新闻发布唯一的把关人”，因为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布新闻和观点。[14]在新闻发生的下一刻，人们就能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阅读相关信息，将新闻生产从专业精英话语体系中释放出来。新闻生产过程中，职业记者、公民记者与普通公民的角色身份发生了“液化”，越来越多的普通受众参与到新闻生产的实践活动中来。[15]甚至在一些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公民记者积极介入新闻采写实践，与专业记者形成争抢“爆料”速度的局面。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在《模仿律》一书中用“社会距离”概念来区隔不同群体之间的阶级差别和客观差异，[16]而当下新闻生产主体的“液化”消解了社会距离。在新的传播语境下，每一个普通个体都拥有内容生产者、消息传播者和阅读消费者的多重不同身份，并在这些身份中切换自如。

公民参与新闻生产不仅将新闻生产从精英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更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挑战。新闻专业主义理念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流行，在20世纪末才传入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我国的新闻话语体系里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新闻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与商业意识的产物，新闻专业主义便是在此机制下形成的新闻业运转规则与行业规范，是职业记者专业理念、职业信念的内化。而在今天考察這一问题，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新传播形态带来的生产融合和新闻生产主体的“液化”带来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脱轨，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着新闻专业主义的根基。将记者视为专业人士，伴随记者身份“液化”，出现了“众筹新闻”“公民新闻”“众包新闻”等新的新闻类型，新闻生产的真实性和专业性受到质疑。互联网技术提供的平等发布平台降低了信息发布和新闻生产的门槛，同时，网络空间把关机制的缺失让流入市场的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基于此类对新闻业的打击，不少学者为新闻专业主义唱起了“哀歌”，专业新闻机构及其生产的优质内容在数字化浪潮中逐步走向边缘。不仅如此，新闻盛世形成的记者关于“成名的想象”也在数字时代中垮塌。“成名的想象”是新闻从业者社会地位和职业信仰的精神来源，新闻生产在数字时代的“液化”正从根源上动摇着记者这一职业的权威性与专业性。新闻报道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产物，其中凝练蕴含了记者目达耳通的智慧与饱经风霜的辛劳。然而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出现的机器人写作取代了部分记者工作;互联网平台下兴起的UGC报道、公民新闻的浪潮冲击了新闻从业者长期信奉的新闻专业主义;新技术的运用也对记者的业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以上这些变化让专业记者的新闻生产实践在数字时代难题重重。

生产主体的“液化”让专业新闻机构和资深从业人员在数字时代面临挑战，自媒体新闻生产平台与主流媒体争夺话语权，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后应势而起的谣言，使传统建构的新闻业的专业与权威遭受怀疑。比起外界的质疑声音，更让新闻从业者感到恐惧的是对自身职业认同感的淡化，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新闻业不仅是一门谋生的职业，更是一种理性的期待与呼唤，当有一天，记者在数字环境的挤压下不得不转型成为“网络生产者”，来自情感的打击才是真正压垮新闻从业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以上种种并不意味着它们可有可无，新闻业想在新时代走出困境、立身于当下，更要坚守新闻理想，维系专业的水准。

五、生产关系的“液化”：边界的消融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文明下相伴而生的两个概念，生产力是人类影响、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而生产关系则指人与人在物质生产中的关系。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两者的辩证关系原理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不仅囊括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还包括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反作用。然而，生产关系在一定时间内未必会随生产力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长久看来，生产关系势必会依赖生产力的进步而发展。当下数字时代媒介技术呈现出融合与智能之势，亨利·詹金斯曾提出：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技术的变迁。[17]融合技术不仅改变了技术、市场、产业以及受众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也在数字媒介的侵蚀下逐渐走向“流动”。数字化传播形态的出现，为文明形态的变革注入力量——数字化媒介的价值取向，是为了提高新闻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但这种美好的愿景能否实现还取决于是否有一个与当下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好的生产关系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桎梏生产力的进步。如果把新技术视为新闻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则新技术带来的新报道方式是新闻生产关系的“液化”的重要表征之一。生产工具的占有关系发生变革，把生产新闻所需的技术手段推至普通读者，新闻生产力的变革引起了新闻生产关系的“液化”，新闻生产的组织边界渐渐被消融。

新闻生产关系“液化”的最重要表征是生产组织的下沉。新闻生产的实践在本质上是“群体智慧”的结晶，记者采集信息并撰写稿件后经由编辑审核，一则新闻信息历经编辑部严格的把关程序才能与读者见面，而在数字化生产技术的渗透下，生产组织出现下沉，扁平灵活的“生产小组责任制”逐步取代旧的总编辑负责制，成为新闻生产的主导模式。新闻生产固然是一项机械化程度极低的实践活动，但是由于信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滋生了人们对稳定、优质新闻报道的渴求，为保证持续、精良的新闻输出，新闻业总结长期实践经验形成了严格的新闻生产模式，编辑作为这一模式中的关键把关人，肩负重要使命责任。数字新闻以及社交媒体的普及将新闻机构内部严密、封闭的生产过程“透明化”，孕育了网络化的协作生产。首先是新闻选题权力的下沉，各个小组自行选题，并与别的栏目小组形成竞争，以新闻的转发量、点击量等作为绩效考核的指标，一个生产小组就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闭环，并与其他栏目小组相互竞争。除此之外，部分新闻媒体专门开设新媒体部门，经验丰富的内容团队与思维超前的新媒体运营团队交相辉映，打造纯网络生产无法比拟的优势。然而，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互联平台也不再是单纯的分布式网络，其等级支配色彩逐步浓烈。短视频新闻、数据可视化新闻、传感器新闻等新闻类别开始崭露头角，未来的生产模式与技术团队会随时代的脚步继续“液化”。

新闻生产关系“液化”催生新时代对于新闻发生的新定义。我国初期新闻从业者陆定一把新闻定义为“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成为新闻生产的源头。在这样的报道模式中，最先是事件发生，紧接其后的是记者的报道。与此相异，新媒介技术的新闻生产实践中，事件背后的数据庖代了事件本身成为重要的新闻构成要素之一。大数据源于星罗棋布的事件，又是对事件进行分析的产物。依托于大数据，新闻生产呈现出新的转向。第一，大数据拓宽了新闻生产源，原先新闻生产实践中最重要、最关键、最首要的“采”的方式更加丰富多样，大数据供给从业者更多的信息來源，以往由于技术原因被忽略的新闻事实进入新闻生产的场域，传感器等新技术的应用帮助记者获取更多的新闻数据。第二，纷乱浩大的数据库加深各新闻源之间的关联，新媒介平台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一种关系地图之中。新闻记者不能孤立看待新闻事实，要梳理各新闻源之间的勾连、探求事件背后的原因，增加新闻报道的深度。新闻定义的变化助推读者碎片、断裂、零散阅读习惯的养成，数字时代下读者的碎片化阅读习惯不断消磨读者的耐心，新闻机构只有改变传统的刊发模式才能在新时代为纸媒谋得出路。且当下发生的很多新闻事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除报道第一时间“眼见为实”的内容，更多新的新闻素材需要再经过不断搜集、讨论与核查后才能得知。新媒体技术下蓬勃发展的互联网聚合平台不仅是为非专业的公民记者提供发声的舞台，也为专业新闻机构的发布拓展了领域。

新闻生产走向液态的进程中，新闻业固有的生产模式、生产关系被打破，原先的严密边界被消融，融合成为新闻业的新态势。从2014年起，我国要求各新闻媒体适应融合之势、重构新闻的组织生产模式，“中央厨房”的推广就是一大实践成果。“中央厨房”存在聚合和内控两种发展模式，打破了传统媒介机构之间的壁垒，在技术平台的支撑下实现统一调度。我国的新闻业长期处于国有化的单一体制之下，内部组织化结构严谨，但新时代下大批互联网资本大鳄积极进入新闻业，传统媒体也主动拥抱互联网，新闻生产越来越去组织化。

六、结论与讨论

新闻业自出现伊始，就与媒介技术紧紧缠绕，形成唇齿相依的关系，新媒介技术对旧媒介技术缺陷的不断补偿提高了读者对于信息传播质量和速度的要求，当下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信息，但其给我们带来的价值与意义却越来越渺小——任何人都拥有信息生产的能力却缺乏合格的把关机制，人们不断增长的阅读需求也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看似理之当然的完整逻辑背后存在着巨大的裂隙。关于新闻生产的讨论似乎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新闻业必须主动拥抱新技术，在现有的框架下，传统媒体更多是从主导地位沦为网络媒介的传播节点，有些传统平台在新媒介技术改革的道路上苦苦摸索却一无所得，不啻如此，作为新闻业改革辅助的技术元素在新闻业改革中占据了上风，不但没有解决新闻业的现实困境，反而成为横亘在新闻业发展道路上的阻隔。然而，剥离技术的外衣，新闻业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新闻生产又与从前有何不同？

过往的新闻业处于一个由赞誉和颂扬构成的美好时代，其经验丰富的制作团队源源不断为社会公众提供着优质的新闻内容，但是，优质内容作为新闻生产的核心却在数字传播环境下被压缩。数字传播技术不断对传统媒体进行改造，并激发传统媒体在新的媒介框架中建构关系，但如果某个行业的发展过于依赖一两种技术，其结果就会造成生产、组织模式的僵化，不仅模糊了传统媒介的定位，还会造成部分媒体信奉“轻文本质量，重分发渠道”的错误生产理念。但从当下现实来看，仅凭UGC、公民新闻、机器人新闻在社交场中进行新闻生产无法满足人们对于新闻真相的需求，媒介机构在当下最大的优势依然是专业和优质的生产能力。不过，部分媒体在社会重大议题的新闻生产中不尽如人意，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相关报道中，有些媒体只重煽情，迷失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丢失了自己本身的优越实力和能力，招致读者的批评。

虽然鲍曼提出的“液态的现代性”理论以宏观的历史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但新闻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宏观的社会环境。对于当下新闻业出现的种种变化，以“液态”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可得出：面临种种危机，新闻业正在走向一个“液化”的新业态，新的传播形态的形成也在加速新闻行业在各个方面的重构。尽管人们不断讨论、分析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融入新媒体，我们还是要以希望的眼光审视新闻业面临的危机与新闻从业人员为此做出的种种迁移和变革，在变化中坚守新闻本位的思想，守住新闻业不可替代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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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quid" Shift of  News Produ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ZHAO Hong-xun（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digital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news production is increasingly eroded by new media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obile Internet， leading to the collapse of the establishe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stability as well as deepening and delaying the "uncertainty" trend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which promotes the shift of news production from "solidification" to "liquidization". "Liquid" 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discourse constructed by sociologist Zygmunt Bauman， has man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nstant"， "liquid"， "fragmentation" and "deregulation"， becoming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discours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news production. Given the new developments，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to investigate liqui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hift in news production practice with the help of "liquid theory" and the three levels of liquefaction problems， such as "production site" "production subject"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have been revealed， which provides a new thinking path to understand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news production.

Key words： digitization; news production; "liquid" 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