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烨

蔡锷，100年前的“80后”，中国军人的典范，朱德、叶剑英、李宗仁等名将的恩师，辛亥革命时期云南举兵起义的领导人，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再造共和的英雄。

“中国士官三杰”之蔡锷

1903年，21岁的蔡锷进入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同期日本同学有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蔡锷与中国同学步兵科蒋百里、工兵科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享誉一时，名扬中日军届。据日本史料《陆军士官学校关系者》记载，蔡锷他们这一届毕业当天场面相当热闹，也非常尴尬。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即蒋百里），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百里拿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就是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预先查看了一下成绩单，不幸的是，还是中国人——张孝准。学校主持毕业典礼的官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觉得没法向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又觉得前四名本国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准得了第五。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蒋百里、蔡锷、张孝准带着足以载入史册的辉煌毕业了。

重九起义昆明护国门

“大重九”，这是人们所熟悉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烟草品牌。但对于这个香烟品牌何以名曰“重九”，内中到底蕴含着什么意义，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该品牌是1922年成立的云南省首家机制卷烟厂——亚细亚烟草公司为纪念一代名将蔡锷等领导的重九起义而创立的云南第一代名牌卷烟。而重九起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1911年3月，李根源、罗佩金向云贵总督李经羲推荐可担当重任的军事人才，青年爱国将领蔡锷，从广西调入云南，担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蔡锷入滇对云南辛亥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他虽非同盟会员，却是爱国民主人士。他一贯沉着稳健，不轻易表露任何政治见解，但暗中与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并且“對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以云南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党人，为强化清廷新军战斗力而设立的讲武堂，变成了云南反清革命的重要据点，利用蔡锷的支持，同盟会员在云南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培养了大批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熏陶的军官，把革命力量逐步渗透到云南新军组织里，一批同盟会员在新军中担任了中下级军官。这些工作为昆明重九起义做了前期准备。蔡锷和革命党人掌握了驻守云南省城新军主力部队的指挥权。关键时刻蔡锷召集同志密议数次，讨论布置起义事宜，推举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决定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九日）午夜起义。30日晚8时许，昆明北校场士兵准备枪弹时，计划暴露，提前于下午9时发动起义。因1O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故称“重九起义”。随后滇南也响应起义，各府、州、县也顺势而为，全省迅速光复。清朝在云南的政权迅速土崩瓦解，结束了从1659年以来对云南252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据记载，昆明“重九起义”有150多名官兵血洒昆明城头，300余人受伤，是武昌起义后“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云南也成为了武昌起义后最早举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重九起义的胜利声援了武昌，推动了贵州、四川及一些省的独立，而且推动了全国革命的到来。蔡锷也因此被后人称为“辛亥名将”。此后，蔡锷领导的云南军都督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使民国初年的云南地方稳定，经济也有所恢复和发展，为以后的护国起义打下基础。为了振兴云南，军政府还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除旧习，兴时务，在内务、财政、教育、交通、矿业、农林等方面实施新举措，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效，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军政府的“一切善后布置，俱能井井有条，秩事上之整严，实为南北各省之冠”。在民国初年，“滇军精锐，冠于全国”。

护国战争再造共和

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野心不断膨胀。他残酷镇压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但是，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的爱国之心，他进一步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大唱赞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径，使蔡锷气愤之极，于是他从国内派专人送来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给黄兴，意在商讨反袁的具体计划。黄兴看信以后，经过仔细分析研究，断定袁世凯即将称帝，讨袁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一面在美积极筹款，准备做经济上的支援;一面派长子黄一欧立即动身去日本，以便与各方保持更密切的联系。临行，他要黄一欧带去两封信：一封致孙中山，谈到袁氏即将称帝，“如有所命，极愿效力”;另一封交身在东京的张孝准，要张氏立即设法回国与蔡锷秘密取得联系，相机给予帮助。张孝准是黄兴在军务方面的主要助手，也是蔡锷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张孝准收到黄兴指示后立即行动起来，从日本回国后与蔡锷秘密会见，制订了蔡锷离京返滇的全面计划，不久，蔡锷乔装打扮，深夜上了一艘停靠在天津的日本运煤船，在家人也不知道的情况下迅速出走国门。到达日本神户后，蔡锷将随身所带的重要文件、勋章交与张孝准保管，又写了数封落款日期不同的致北京高级军官的信让张孝准每到日本一地，就寄发一封，表示蔡锷仍在日本各地游历。蔡锷到达日本的当晚，又登上另一艘前往中国的日本轮船，经过上海南下香港，转海防直奔云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这招金蝉脱壳之计安排周密，以致蔡锷到达云南好多日后，袁世凯的高级将领还在汇报蔡锷现在在日本某处游历。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2日宣布接受“劝进”，下令取消中华民国。

蔡锷能顺利进入云南，也是得力于事先黄兴所极力疏通。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1915年8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后，蔡锷、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1915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前夕，蔡锷向滇军将士的慷慨致辞“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实为振聋发聩、荡涤灵魂的豪言。护国军相当困难，出发时，官兵平均每人携带300发子弹，炮弹更少。入川已作战两个月，弹药消耗殚尽，军队也十分疲劳。蔡锷见局势不利，不顾自己身患重病，从总司令部所在地永宁驰赴纳溪前线指揮，与士兵同甘共苦，坚持战斗。护国军见总指挥都亲自到一线阵地作战，士气高涨，继续坚持作战下去，双方又激战一个月，张敬尧优势部队一再被蔡锷击败。蔡锷回忆：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个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鏖战3个月之久，护国军困难，张敬尧的北洋军更困难。北洋军没有蔡锷这样的领袖，也没有护国军的斗志，全军士气低落，基本无力再战。各省随即接连宣布独立，连袁世凯的心腹、江苏都督冯国璋也通电劝袁世凯退位。袁世凯83天的复辟宣告失败。

护国战争是近代由中国资产阶级单独领导的仅次于辛亥革命的战争。所为者，不是个人荣辱，更非君臣之义，而是举国同胞的自由与辛亥革命的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它推动了中国近代史进程的快速发展、前进，维护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图谋，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避免了历史的大倒退。护国战争对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变是一次有力的推动。它把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旧思想扫除，让新鲜活泼的思想引领这个国家走上复兴之道！

蔡锷一生虽短暂但建树非凡，是为中国军人争荣誉的“士官三杰”之一;是领导昆明辛亥起义、光复云南创建共和的领导者;更是拒绝一切利诱、克服无数险阻、冒死犯难、发动领导护国运动的共和英雄。他亲冒矢石，以重病之身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挫败了神奸巨滑袁世凯，粉碎了洪宪皇帝梦，让千年帝制成为历史，再造共和，为国民争人格，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