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我知道人应该是有个爹的，但我是没有爹的孩子。

那时村里有诸如婚丧嫁娶的活动，别的小伙伴都由爹带着去，他们可以跟在自己的爹身后肆无忌惮地奔跑嬉闹，而我被自动排除在他们之外，一个人默默坐在人少的角落，一言不发，低着头，看他们捧着鸡腿、炸鱼大口吞咽。

还记得学前班的时候，村里的一个大爹家腊月间宰猪，爷爷被邀请去帮忙，到了饭点，那个大爹喊我也去吃饭，当时小不懂事，也就跟着去了，奶奶可能觉得小娃娃跟着去吃一顿饭也没啥，故而没有拦我。

从我家到那个大爹家很近，只隔着两分钟的路程。他家的房子是村里最好的，三间砖头混凝土结构的平房（当时村里还都是土砖和泥巴混合的房子）。

到他家门口，那个大爹一进去，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大我四五岁的两个堂哥，他们拦在门口，不让我进，两条腿撑开，把门堵得死死的。我灵机一动，从堂哥的裤裆底下钻了过去，当时的我可能还很得意。当我渐渐知晓人事，一回想起来心就疼，就恨不得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丢人，真的给我死去的爹丢人了。

在村子里，我像是一个“明星”，全村的人都认识我。不是因为我有多优秀，也不是我长得多好看，而是因为我是村子里两个没有爹妈的孩子中的一个。

走在村子里男女老少都能叫出我的名字，换作别的小孩也就是亲近的几个邻居知道，远一点的同村人是不知道的。

我最常去的是大奶奶家，关于我爹妈的很多信息也是从她口中得知的。她说，你长得和你妈更像，你爹的脸盘子比你大。从大奶奶口中我知道爹是村里读书最厉害的人，妈是村里做豆腐最好的人，当时我们家是全村人都羡慕的殷实之家，一辆三轮摩托车就能证明了。

从大奶奶那里我了解到我爹的些许信息，在一天傍晚，爷爷在火炉边吸着旱烟，那天天气有点冷，十月以后的乌蒙山是渐冷的季节了。

我冷不丁冒出一句，爷爷，我爹是不是读书厉害得很？他没有回答我，而是起身爬上二楼，下来的时候提着一个红色的木箱子。与其说是红色，不如说是红黑色，原本红色的箱子已经让烟熏成了不红不黑的模样。

爷爷打开挂在箱子上的锁，从里面抱出一摞书放在板凳上。我凑过去看的时候他拿起一本数学，是一本初中的数学，上面写着我爹的名字。此前我看见我爹的名字是在墓碑上。

爷爷说，这是你爹的课本，你看上面的字写得多好看，你看这些都是红勾勾。爷爷又拿起一本笔记本，他翻开第一页，我看见一个大大的“奖”字。这是我爹学习优异的证明，也是爷爷引以为豪的存念，他捧着这本笔记本的时候是多么开心，当年我爹把笔记本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也是这样高兴吧。

在这些陈旧的书堆里，我看见一本小小的笔记本，笔记本外壳上的字已经看不清，翻开第一页写着一些字，当时我是看不懂的。但看着那些用水笔写得工工整整的字，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这是我爹写的，比我们老师写得还好看。

读大学后，有一次翻东西无意间又看见这本小笔记本，我马上就有把它收藏起来的冲动，这或许是我与爹进行交流的一种媒介。但具体是什么媒介，我讲不清，但我明白，它对我很重要。

笔记本的第一页写着一句话：敢于拼搏，忠于心中的道路。原來初中时爹就有这样远大的抱负，回想我的初中，每天只关心打饭的时候食堂阿姨能不能多给我打上一点。第二页写着第二句话：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把青春虚度。越往下读，我越羞愧，臊得脸红。想想同样年龄的爹思考的是何等高远的问题，同样年龄的我却只知吃喝玩耍，从来没有思考过未来，哪怕是接下来几天的事。

我没有和爷爷提起过我收藏了笔记本的事，更没有告诉他我抄写了笔记本后两页上的两首歌。一首是《小芳》，另一首是《青青河边草》。这两首歌我只在一些影视剧中听到过，它们离我太久远了，它们是属于我爹那个年代的。正因为它们是我爹喜欢的歌，我才抄写，不是想学会唱，只是单纯想抄了感受一下其中的意味。

那本承载着我爹青春记忆的笔记本被我继承了，也可以说，我继承了我爹的精神财富，里面有我爹写的字，我还会想，会不会我爹身上的一些气息也残留着。我会长久地保存它，让它一直陪在我身边，就像我爹在我身边一样。

十八岁，成年，到了出门远行的年龄。这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成了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也是第一个考上一本的人。当我把高考成绩拿给爷爷奶奶看时，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奶奶站起身去烧火做饭，爷爷抱着一捆草去喂牛。

之后一个晴朗的下午，家里来了一个收破烂的人，爷爷喊我和他去抬东西，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值得把收破烂的人特地喊来。他带我走进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里，我知道这间房子是我家的，但我从来没有见打开过一次门。爷爷拿一根棍子把缠绕在房间里的蜘蛛网搅下来，拉开一张落满尘灰的花油布，下面竟是一辆三轮摩托，我从来不知道。

细看后确实是一辆三轮摩托，只是没有现在的大，说来与一辆三轮脚踏车差不多大。爷爷问收破烂的人值多少钱，人家说，老样式，而且已经报废了，就是废铁的价格。我也不称了，估一估，给你150 块钱。爷爷说，不可能才给这点嘛，这可是我们村第一辆车。收破烂的人一口咬定只给150 块钱，多一分钱都不要。

爷爷看人家不松口，150 块钱也就卖了。接着他又把家里的黑白电视抱了出来，问值多少钱，人家只给20 块钱。爷爷让人家往上再加点，给加了5 块钱，两笔买卖加起来，卖了175 块钱。这台黑白电视我见过，一直在角落里放着，坏了好些年了。

收破烂的人走了以后，爷爷说，这是你爹当年买的，是村里的第一辆三轮摩托车，第一台电视。爷爷说这些话的时候是自豪的，也是悲戚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辆车和这台黑白电视是我爹遗留下来的，爷爷保管了十八年，最终又回到了我手里，算是爹给我的遗产吧！

从家出发读大学的前一天，我去了爹的坟前，一个人悄悄去的，不想让人看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做一件不想让人发现的事，总是选择在傍晚或者晚上。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人少，一个是黑夜给自己一种心理安慰。

我爹没有埋进祖坟，在我们村想进祖坟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年满六十岁，二是死的时候留有后。爹死的时候我还在我妈的肚子里，他出门打工的时候只知道我妈怀孕了，没想到去了就没有回来。

他出门一定是想多挣点钱，等我妈生我的时候就能安心在家陪着，等我满月还能办一场体面的满月酒席。只是我爹死了，我爹死后一百零三天我出生了，时间相隔那么近，以至于我满月的时候没有办酒席。

我爹死的时候是那么年轻，和我现在一般大。和爹一起死去的还有我小叔，他才十九岁，还没有娶媳妇。这一年，村里和爹一起死去的人有好几个，他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按理说这个年纪是人一辈子最好的时候，敢闯敢拼，意气风发，可是他们却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罪魁祸首是一次特大瓦斯爆炸。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敢问爷爷奶奶下葬爹和小叔时是什么样的场景，怕爷爷奶奶又再次感受丧子之痛，那我将是多么不孝。爹和小叔都葬在祖坟旁边的地里，只隔了两百多米。

坐在我爹坟前，我注视着墓碑上刻着的名字，嗣男——范庆奇。多么单薄，薄得只要一滴眼泪就能刺穿。我应该有很多话要说的，可我一开口只说了一句：“爹，我考上大学了，我要去甘肃读书了。”就再没有多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