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清

北魏南石窟寺碑于民国初年在甘肃泾川县王家沟出土，1917年移置县学，现藏于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王母宫文管所。石碑通高225厘米，宽105厘米，厚17厘米，圆首方趺，座高22厘米。碑文正书23行，因碑下部有缺损，现每行存34字。碑额阳刻“南石窟寺之碑”六字，字体介于篆隶之间，兩侧镌刻螭首，额上横列正书“石窟寺主僧斌”，碑文楷书兼含隶意，结字横扁紧密，平正取势，浑穆古朴。

碑尾落款有确切的立碑时间和立碑人：“大魏永平三年（510），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泾□□刺史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

奚康生（467—521），河南阳翟人，北魏名将，《魏书》《北史》皆有传，历北魏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先后任青州、华州、泾州刺史等。北魏永平二年（509）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起义，秦州沙门刘光秀率众响应，起义规模很大，震动了北魏王朝。勇冠当世的奚康生临危受命，从华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任上进讨泾州，叛乱很快得以平息。平叛以后，奚康生就留在泾州担任了近三年的刺史。也就在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奚康生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命匠呈奇，竞工开剖，积节移年，营构乃就。”在千百名工匠穷年累月的劳动下，终于造就了南石窟寺和北石窟寺（位于今庆阳市西峰区，北魏时同为泾州治下）两座绚丽多彩的佛教艺术殿堂。但对于其开窟造像，后人多有猜测，一说其为赎罪，因其连年征战杀戮过多，内心不安以表忏悔，为亡灵超度。一说其为逢迎北魏皇室崇佛之好。

碑阴为出资修建石窟的施主题名，共三列，计56人。它是南北石窟寺唯一的开窟文字遗存，不仅成为解读两窟乃至整个陇东造像背景及造像内容最主要的实物资料，而且也是研究校勘地方志、职官的重要实物史料。

笔者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北魏南石窟寺碑整纸拓片两张，一张为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碑刻展览的展品（图1），一张为杨昭儁旧藏初拓精本（图2）。今就两幅北魏南石窟寺碑拓片勘校如下：

第一幅（图1）北魏南石窟寺碑整纸拓片，捶拓精细，字口清晰。张彦生在《善本碑帖录》中对北魏南石窟寺碑记载如下：“碑民国初在甘肃泾县王家沟出土，移县学。碑发现后，初拓本第六行下，彼堓二字完好，第七行基字完好。初拓较近拓少损十余字”①。此拓片，“彼堓”“基”字完好，当定为初拓无疑。

第二幅（图2）北魏南石窟寺碑整纸拓片，杨昭儁题签并题跋，卲章题跋。

杨昭儁题签（图3）：石窟寺碑初脱（拓）精本

庚申（1920）孟冬得于京师厂甸，湘潭杨昭隽潜庵题记

钤印：阿潜（朱文）

杨昭儁题跋（图4）：山西大同石窟寺造像摩崖，曾在陈师曾、姚茫父斋中见之，其用笔结体朴厚浑穆，正与此碑伯仲，顷，邑人周印昆忽以拓本见贻，附记于此。辛酉（1921）四月京师寓斋。阿潜题。

钤印：杨昭儁印（白文）净乐宧金石印（朱文）杨潜庵所藏金石字画（朱文）

杨昭儁（1881—？），字奉贻，号潜庵，署潜叟、潜居士、阿潜，别署净乐宧、如意寮、环碧草堂，湖南湘潭人。精鉴别，富收藏，入民国久居北京。民国初曾任总统府秘书，与陈师曾、齐白石友善，善篆隶，楷书学六朝。著有《净乐宧题跋稿》六卷，系自藏金石碑帖题跋。因其精小学，所撰金石题跋多文字考据水平较高。他认为历代金石题跋能考文字者不多，至清代水平较高的无非是翁方纲、杨守敬。他认为翁方纲：“究之过粗，辨拓时之遐迩，及甲本与乙本笔画之异同耳。一遇篆文或应以通假读之者，则每熟视无睹，安在其能知金石乎？近人宜都杨守敬引史证碑，稍稍高于覃溪，然于碑中难识之字仍从阙如。”“余生较晚，自幼喜治小学，凡古碑碣中难词奥义，为前贤未曾诠释者，往往废寝忘食，旁搜冥讨，务思有以通之。如是者积至数十年，读书稍多，见闻渐广，向所为艰词奥义者，一旦皆豁然贯通，在翁、杨外又别开一生面也。……乃袌历年残稿编成六卷。昔胡文忠谓大江以南工奏议者仅三把手，即曾、左与己也。余不揣冒昧，亦窃自许，题跋金石，翁、杨之后，无多让焉。”

杨昭儁题跋中邑人周印昆乃其同乡，清末民初诗人。

周大烈（1862—1934），字印昆，号夕红楼，湖南湘潭人。曾留学日本，宣统时任吉林民政厅长，民国元年当选众议员，后任张家口水务署监督。曾为陈师曾家塾教师。富收藏，工诗，书法参习北碑，简练古拙。

卲章题跋（图5）：甘肃泾州回山宫有魏嵩显禅寺碑，《金石萃编》仅载其文，流传拓本绝少。戊午（1918）、己未（1919）间嵩显禅寺碑又颇发见（现），同时并得南石窟寺碑，书法浑朴，确为魏初人作，且其碑名均未见前人著录，尤足珍贵。潜盦得兹整拓，精彩尤奕奕焕发。置之座隅，觉嵩高灵庙②如骖之靲矣。庚申（1920）祀灶后二日伯蘏卲章记于平政院。

同时山西大同復发见（现）北石窟寺摩崖造像 冋（炯）再志

钤印：邵章之印 （朱文） 邵伯絅（朱文）

卲章（1872—1953），字伯炯、伯絅，一作伯褧，号倬盦，倬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奉天提学使，曾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民国后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北京政府平政院评事兼庭长、院长等。积数十年之功，藏书数万卷，是近现代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富收藏，精研碑帖，擅长书法，四体皆通。字体古雅、浑厚、庄重。

杨昭儁认为周大烈所赠山西大同摩崖造像“其用笔结体朴厚浑穆，正与此碑伯仲”，所以“附记于此”。

卲章所题“同时山西大同復发见（现）北石窟寺摩崖造像 冋（炯）再志”，杨、邵二人所提山西大同石窟寺造像摩崖因为没有确切的造像名称，笔者不敢妄加猜测品评。北石窟寺公认在甘肃，目前没有发现文字遗存，其亦为北魏奚康生主持修建，与南石窟寺并称陇东姊妹窟，相距五十公里，而不在山西大同。卲章跋中所提嵩高灵庙碑确与此碑相伯仲，字体古拙，隶楷相间，笔力苍古。碑额题字更是如出一辙。因本文的重点是拓片校勘，拓片呈现的书法艺术在此不赘述。

杨昭儁在题签中清楚写明北魏南石窟寺碑拓片得于庚申（1920）孟冬京师厂甸，卲章的题跋写于庚申（1920）祀灶前二日，杨昭儁题跋写于辛酉（1921），时间顺序清晰。

以初拓本与杨昭儁藏本两图相较，杨昭儁藏本则明显晚于初脱（拓）本，杨昭儁在题签写明“初脱精本”，显然是溢美之词。

张彦生在《善本碑帖录》中对南石窟寺碑记载如下：“碑民国初年在甘肃泾县王家沟出土，移县学。碑发现后，初拓本第六行下，彼堓二字完好，第七行基字完好。初拓较近拓少损十余字”。据此（图1）为初拓无疑，初拓本与杨昭儁藏本相较，则杨昭儁藏本第六行“彼堓”之“彼”右上已连石花，第七行基字变化不大，第八行“未申”下“耀”字左上部连石花，由此可以确定杨昭儁藏北魏南石窟寺碑不是初拓本，并且第三行至第六行下部剥落一片，此处第三行“乐之”下“□□”二字剥落，第四行“归乎”下“有缘行”三字剥落，第五行“五常之”下“□启唐”三字剥落，第六行“彼堓”上二字剥落。据此推断杨昭儁得到的这张拓片在捶拓时碑右下已损泐十余字，正与张彦生所说相合。

张彦生说近拓多损十余字，但是按时间推断，在民国元年（1911）到1949年这三十八年的时间段里，庚申年（1920）定为民国早期似乎更为贴切。

综上所述，杨昭儁所藏南石窟寺碑（图2）既不是他自己所题的初拓也不应按张彦生所说定为近拓，而应定为民国早期应该更为合理。卲章题跋记为戊午己未年（1918—1919）面世，且未见前人著录。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张彦生所说民国初年出土则不成立。而从文字的损泐程度看，“耀”“彼”字的损坏应该是石碑由于搬运、风化、捶拓所致。右下底边的山形空白则应是风化及捶拓所致。而右下四边形空白个人认为不是自然风化，而是硬伤，或是人为或是此处碑石有裂，自然崩落所致，人为捶拓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坏。在此仅做推断。如此卲章的戊午己未年面世之说不成立，张彦生的民国初年出土之说应是正确的。至于卲章为何有戊午己未之说，我想应是当时的信息传递不便，让题跋者和收藏者都误以为是初拓，也未可知。

注释：

①《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2月第一版，第68页。

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