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会》，“幸会”，幸会！这是我发自内心的三声有幸，实为“三幸有生”。其一，有幸目睹了《浙江路留住幸福的记忆》影像专题的原版资料片48836幅，这是徐崇德先生自2006年开始，14年间往返青岛浙江路104次后的所摄作品;其二，有幸欣赏到了以“幸会”而命名的作品;其三，有幸接触到了一场“传统即创造”和“记忆与幸会”的时尚影像革命。

既然是“革命”，那就从初始说起。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摄影法去评析《浙江路留住幸福的记忆》专题片的技术含量或个人技法，应该理智的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多位角度，挖其根源之变化、过程之演变和时代之更替。

作者徐崇德先生在《浙江路留住幸福的记忆》中自述道：漫步在山东省青岛市的老城区，感受红瓦绿树浸染着的悠然气息，仿佛百年时光在这里放缓了脚步，百年老街如同青岛近代史的层层年轮，悄无声息地保留着这座城市文化的发展脉络。在这些百年老街当中，浙江路是一条极具欧陆风情的建筑文化街，一座天主教堂为这条老街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为百年青岛留下了一个个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

这组专题片是因天主教堂的存在而运生的，只有对历史文脉的深究，清楚时代的背景，才能从根本的积极意义上来品出其专题的影像价值。青岛港口的开埠，推开了久闭的国门，西方宗教文化在此的传播让国人大开眼界。他们被新鲜事物充实了自己的眼球。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最简单的思想和动作就是仿效与尝试。

其中，外来的摄影技术之传播与影响、其功能的逼真性和实用性让这个只有字画的国家，有了快速传播和影像存档的社会功用条件。1870年英国人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来到中国，他是第一个最广泛拍摄并传播中国社会文化的西方摄影家，一本《中国与中国人》画册，奠定了约翰·汤姆逊在世界摄影史上的地位，后人把他誉为摄影外交家的“马可·波罗”。

让我们再看一看中国婚纱照的演变史，从单调刻板到形态各异，从传统到个性，中国婚纱照走过了上百年的历史。现从不同时期的婚纱照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所反映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思想。

中国是个礼制国家，中国人讲究仪式感和名正言顺，做任何事情都要讨个说法，非得追溯个源头与规矩不可。比如，通过婚礼这种形式可宣告俩人成为夫妇了，可以理所应当同居生孩子了。名不正言不顺，则事不成，通过仪式来正名，有助于明确事件的起始点，这还关乎人生的信念和新生活的意义。

仪式感是人类基本的心理需求，能够增加面对亲人的确定感，而控制感则能宣泄情绪，与他人建立相应的连接。尽管世界上各地风俗不同，仪式不同，但它们都有着同样的功能，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而非偶然的文化现象。

所以，在中国首先出现了结婚证书，虽说这只是一纸婚约，但由介绍人的私证变成了政府的公证，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遗憾的是有证无影，证书上只有双方的姓与名，却没有当事者的面容颜貌，使新婚者自感传播力不足，总不能处处都拿出结婚证书来显摆。于是，最能展示自我和极具观赏价值的结婚照开始流行于世了。

19世纪中后期相机传入中国，但是人们对照相还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新人结婚很少有结婚照。并且还因流传照相机会“摄魂”和“吸血”的谣言，这让很多人“谈摄而变”，拒绝照相。

从20世纪初对结婚照说“不”的回避，到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照先河，这些也只是在留洋在外的才子佳人中流行。另外，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中国人结婚崇尚红色，穿红才是大喜，而西式的白色婚纱，让国人根本無法接受。

上世纪20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人们开始接受站在镜头前拍照了，这还成了上流社会的新风潮。从1922年溥仪与婉容的结婚照上看，溥仪穿着西式的礼服，婉容穿着中式礼服，这明显有着新旧的交融感。

在1929年冰心与吴文藻补照的婚纱照上，可见到当时的文艺青年对结婚照是相当重视的。不过，那时候照相只在大城市的官僚社会中才会出现，逢大事时拍照留念，拍结婚照才开始成为一种高档时尚。

当时，许多已经信奉了基督教的海外留学生会选择在教堂举行婚礼，新娘穿白色婚纱礼服，头戴五六米长的白纱，手捧鲜花，而新郎穿黑色大礼服、白硬领衬衫，戴黑领结。婚礼结束后，新人还要在教堂内与双方家长、证婚人等拍摄合影照，这就是最早的婚纱照类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初。

后来，到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因时代的特殊性，新人一般根据自己的职业换上了干净的军装、中山装、解放装或工农装，甚至工作服等，简单整理一下头发就直奔照相馆了。两人端坐在布景墙前，肩并肩、朝前看的三吋黑白照片便成了程序中的结婚照。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新人们又开始重新穿上了婚纱和西装。1986年，为迎合市场需求的港台婚纱影楼突起，愈发受到年轻时尚新人的欢迎。婚纱照最大变化体现在场景的变迁上，从以前的室内场景到如今的纯户外景婚照的流行，使得周边景区甚至省内外著名风景地都成了新人拍照的场所。

一个世纪的历史记录，百年结婚照的演变，从结婚照的回避到兴起，再从压抑到撒欢，在百年中定格了一幅幅影像，见证着无数对新人的幸福时刻，一路走来的新人们，也用他们自己的爱情见证了婚纱照的百年发展史。

婚纱照从诞生发展到现在，一直追求着返璞归真的爱情影像，现在的新人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和审美选择婚纱照的风格，新的个性和美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印记。拍照风格的多样化，不仅是体现了科技的蓬勃发展，也反映出人们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同时也是大秀恩爱、记录爱情的一种永恒方式。

此刻，梳理中国婚纱照史是很有必要的。研究徐崇德先生的《浙江路留住幸福的记忆》影像专题，必须先弄清其主题背景的历史溯源，然后要紧紧抓住时尚的趣味性、记忆的影像性、视觉的文献性、作者的场域性和凸现出来的精神长相等关键词，才能进行破局式的品评。否则，无法去解构一个事物在社会中迭替更新的意义。

作为天然影棚的青岛浙江路天主教堂广场，已逐渐成为了岛城新人拍摄婚纱照的首选区域，一年四季都吸引着准新人来此拍摄婚纱照。此时的摄影师徐崇德先生就是借助这座西方古老的教堂定式，用不同时间的跨度来追寻新人们一生中最幸福的甜蜜瞬间，记录和见证着这些年轻人的人生转折。

与此同时，在他的镜框中还充足地留下了婚纱照拍摄现场中，那一位位善于用镜头语言表达情感的婚纱摄影师，以及理解摄影师意图的摄影助理们。我们身边的这群婚纱摄影人，在踏实的用自己特有的服务方式去记录和满足新人们的喜悦，他们着眼身边，朴实记录，仿佛置身其中，又仿佛置身其外，适时的按下快门，定格了别人的瞬间，把最好的心情交给岁月留存，为城市留下今天的影像，被大家称为“留忆人”。

徐崇德先生为“留忆人”提供了一个空间。它不是停止的空间，是流变的空间。这一流变的空间，是以新陈代谢中的城市影像状态为出发点的，让合理的存在，成为一种超时空、跨际段、多维度、增理性的深层面。现在我们通过其专题作品，在主题表现的选材构思与拍摄手法中，深深悟出了影像应随时代的事象变化而觉悟的境界与道理。

所以说，人文摄影的社会事象创作，需要摄影者自身的诠释与传递，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创作者，其作品更是有不同的风格。因此，徐崇德先生作为一名人文摄影者，是在了解和研究好社会生态的思想变化和多样背景的基础上，再用熟练而准确的表现法去反映不同作品的时代特征和风格变化。同时，他将个人的风格特征，融入整个历史时代背景的文化中，以此来形成鲜明的技术个性和表现形式，使得他的人文影像专题作品随着时代的事象变化而变得更加觉悟起来。

影像内容的呈现，让人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影像艺术。在相机的超速发展和“全民皆影”这不可阻挡的浩大洪流之中，影像风格的形成和当今人们对社会的新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以新的觉悟思维和拍摄手法，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在现代生活中，人们正在走入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人和人的面对面交流减少，针对时代带来的事象变化，作为人文摄影师的徐崇德先生密切关注着这种新生事物的由来、产生和发展，并适时地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深层次的思考来记录和表达，使自己在此现象中早觉悟先觉悟，从而更好地更健康地推动社会的发展。

为此，徐崇德先生就是从“婚纱照是信息情感的典型表现”的理念中去觉悟，去出发，进行了选题构思与精确拍摄。他认为，婚纱照之所以越来越普遍，一方面是由于生活节奏加快，信息对决策影响大。另一方面，快节奏的生活，使许多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丰富而独立。

“留住幸福的记忆”是其主题的要线。何为记忆？记忆是社会文化的一种表征与传承，又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作为以口头传承和身体传承为研究对象，以现在记录和影像再现为主要方法的社会学，记忆具有本质性的意义。

记忆实际上是一种表征的传递，我们所能够记忆下来的是各种的表征。因而，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界定为对于过去的表征，这种表征可以一代一代地向下传递，这些文化传统就是人们所记忆的对于过去的一种文化表征。

某一种社会记忆的文化传统，会尽可能地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来接纳和包容一切宜于自身生存、发展的力量，当现代话语与人文传统链接，社会文化就进入到了实践层面。此时，过去的传统保留就成为了历史记忆，成为了服务民族的现实基础，成为了民族身份的象征，成为了社会文化建设的资源。

徐崇德先生把这些封存中的记忆激活起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社会环境中，让传统的再造赋予摄影新的解意。这成为一种“新型传统”。尤为关键的是：这些人文摄影是以独特的专题性方式，呈现于大家的视角之中的，日益丰满和促进着影像文献学的成熟，势必要让摄影成为视域中的记忆文献。

最值得点赞的是：徐崇德先生的专题摄影创作，在大量的社会文化地缘考现过程中，将自己实践与记忆同当下人文的传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让他的实践活动造就了社会传统的活态传承，用个人的历史感和命运感增添了地域文化的多样色彩，并将日常性和独特性赋予于时尚文化的个性特征之中。

再次回望《浙江路留住幸福的记忆》中的摄影作品，浙江路虽是一条气质独特的历史老街，但只有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浙江路，才能在一些建筑细节中认识到老城区的气质与魅力。天主教堂是青岛近现代建筑艺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周边的珍贵历史建筑相依相伴，不仅向人们展示着浙江路的华丽和典雅，也记录着它的世纪风采，更承载着青岛这座百年老城厚重的人文底蕴。

漫步在天主教堂廣场上，只有用自己的视角来品味浙江路，才能从前尘往事中解读出青岛这座城市的过往印迹与沧桑变迁。浙江路这条百年老街，珍藏着老青岛的沧桑，也展示着新青岛的时尚，如今正讲述现代人与老城区的新故事，以浪漫爱情为主题续写着新的时代篇章。

作为城市组成部分的广场一直伴随历史的发展，凝聚着城市公众共同生存的契约，寄托着公众的幻想、希望和理想，扩展了公众活动的空间和时间，是公众自由交流和休憩的场所。它将公众的兴趣、风俗、习惯、历史文明、城市活力与城市的建筑连接融合，成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表达空间。所以，广场随着城市发展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文化形态，被人类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现了人类自古追求生态城市的美好理想。

如果从人类学角度上来分析，徐崇德先生正是以这种东方人的视角，用东方文化的表现手法，反映出了东方这块土地上芸芸众生的影像，真实记录下了充满神秘色彩的生活画面，留下了一个民族的影像记忆，所拍作品极具很强的人类学、民族学和文献学价值。而且在精神层面上，他体悟着深刻的思想和刚劲的角触，力求清晰地再现影像风格的视觉结构特色和色彩线条矛盾的对比变化，做到了有控制、节制、层次的巧妙展示。任何一种文化的定位和发展，最终还是要看它对历史和社会带来的文献价值。随着时间的慢移，注定将统统的成为过云的影像资料片，唯有这样的专题摄影片才会成为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真正的“视觉文献”，让时尚的记忆成为影像文献的精神长相。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人们可以通过摄影这种艺术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具有传统性、民族性和地域性文化的关注，他们对传统或时尚文化的依恋，也就是人们对现代性的一种美学反应。

文献类影像专题片《浙江路留住幸福的记忆》就是在真实的历史事实基础上进行艺术再造的，具有真实性、教育性、知识性和艺术性等特点。真实性是文献类纪录片的首要原则，是对历史的记录，是展现具有人文情怀和精神价值的历史艺术样式，在创作素材的选择上应该保证传递历史人文精神的使命。同时，其专题作品又通过历史影像的再现，获得了更多的历史记忆和对历史的思考，起到知识传递作用，并透过影像素材让观众获得更多的艺术审美。因此，创作者徐崇德先生对历史影像再现的构思也逐渐形象化、艺术化，让社会价值观以及人文情怀素养的塑造更具有活力。

徐崇德先生从2006年开始致力于此专题社会事象的影像记录工作，在他的影像实践中，特别强调了广场文化活动的集体性、传承性、地方性、特殊性、变异性、丰富性和实用性等要素。其影像作品再现的艺术效果，整合了精神意蕴的延续、叙事断点的消融，以及叙事的结构。《浙江路留住幸福的记忆》就是通过对文献类历史影像再现的表现方式和作用的分析，来为文献类影像片的创作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触景生情，从民国才女林徽因自己设计的中西婚纱，到上世纪初租用的白色婚纱，再到现在婚纱摄影拍摄机构提供的红色婚纱、花色婚纱、传统婚纱，还有现在流行的黑色婚纱及各种各样的另类婚纱，都在徐崇德的《浙江路留住幸福的记忆》中呈现，这并不是单纯的影像时代变化与影像的简单记录，而是他以婚纱影像的变化反映了整个时代的变化和影像空间的转化。

徐崇德从摄影创作欲望的呈现到时代“第二次认同”的意识语言，实现了事象到影像间的实质性融合。其实践证明了影像永远是提供新時代充满生命力的场所，而不是重复已有的美学形式。

抛弃意象，这样的影像在行为学上就有了明显的动机，他强调“主观纪实”，并通过重新组合序列、空间和文化氛围和更个人化的视觉、更戏剧化的手法、更符号化的表达来记录这个时代。

找寻标准、寻找标尺、树立榜样、设立风格、完善图式，徐崇德渐渐把这些欲望纳入自己的潜意识之中，自己不再是欲望的主体，而成为了欲望的客体。面对真实的世界，专注于内心世界的表达，传达于民族朴素的人情与风貌，这才是我们以及这个时代必须表现的事物。因为，真正摄影艺术的欲望和呈现是纯粹的、清澈的，也是消遣的、释放的，更是洒脱的。

影像是当代重要的传播形式，影像文化所形成的“场”，是研究摄影人创作的独特领域。对摄影记录中的“场域”研究，可以补充时代缺失中的影像指向，又能打开一种新的思考视角，将其发展成一种普遍的文化理论。只有认真去思考作为实践创作和影像语言对立面的文化和影像，才能使之成为真正影像文化存在的可能。

徐崇德先生对影像的领悟力和从容的精神气让人若有所思，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交流的过程，摄影家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创作本体和作者内心交流碰撞的结果，而这种交流的途径是意象性的、不可言传的，也许它已在冥冥中跨越了一道道传统或现代艺术的栏杆，可现实中却是毫无阻隔、一气呵成。他用大胆、机智、宁静的态度，让受众看到了他在影像之路上令人无法拒绝的沉思和谛听的力量。他的作品毫不客气地挑衅着我们的思维和感觉方式，这里包含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力量。同时，已进入到一种物性、心性、天性契合的交融境界。

天人本一，何必言“合”？从这个角度看，徐崇德的作品已进入精神化时代，或者说神入精进化时代，总之他是将情感坦白为艺术，让一幅幅作品成为观者与摄影家神遇的地点。在这相遇地，你听到的唯有超现实的“寂静之声”，肉身完全进入一种高尚的生活之中。

至于徐崇德先生的技法，方家自有评说，我更愿意细细体味他作品中的意境和灵性，要用心去听才过瘾，那才是力量美和阴柔美的结合体。他游飞的镜头机警地绕过了传统逻辑词汇的盯梢，放弃了一切心事重重、愁眉不展的艺术;放弃了一切投合逢迎、逆来顺受的艺术;放弃了一切不值得蔑视和怀抱的艺术，用自家的灵性做到了横竖要创新，横竖要自主，横竖更要开心。

多年来，徐崇德先生的人文专题影像创作理念，已随着时代的事象变化，从觉悟中走来，并逐渐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向着人文结构规模化和影像内涵哲理化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了涵盖时代性、思想性、觉悟性与丰富性的新影像风格特点。

作者简介：刘冻，《东方文化周刊》视觉总监、中国视觉文献学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员、高级美术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