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班克斯 怀旧 使命感 叙事谜团 殖民主义

《我辈孤雏》是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第五部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00年，讲述了一个打破儿时美好记忆的作品，同时也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事。小说主人公班克斯的童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区度过，他和父母住在一间洋房中。当时班克斯就读于上海公学，闲暇时常与母亲漫步到黄埔公园、中山公园，或是到南京路品尝西式糕点，过着衣食无忧的温馨生活。通过主人公的回忆，班克斯为我们徐徐描绘了21世纪初的上海地图。随后，班克斯回到伦敦，成为著名侦探。然而仍有两件事萦绕在他的心头：一是父母在他九岁那年双双失踪于上海，生死未卜，下落不明;二是纳粹扩张，日本侵占中国，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班克斯很想找到父母，也希望维护世界和平，因此不顾时局危险，毅然于1937年回到暴风中心上海。

小说的动人之处不在于怀旧故事本身，而是旧上海和旧伦敦交相辉映的景物与气息描绘，片段式的回忆和对戰争历史现场的模拟使阅读整部小说有如翻阅老照片般的神奇体验。

一、根植于失落感中的责任使命感

失落感激励着主人公克里斯托弗·班克斯。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修复童年缺失，维护童年完整性的愿望不断推动着他前进。这种形式的“怀旧”是激励作用，而不是使主人公瘫痪。石黑一雄自己也说，那种时常被旅游业兜售的怀旧情绪是怀念甜蜜而舒适的过去，但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怀旧”，那便是带着小时候的那种更天真无邪的看法，抱有重塑世界、治愈世界的冲动，让世界成为我们儿童时期曾认为的那样。这种“怀旧”可能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力量，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怀旧会造成伤害，让一个人囿于原地、止步不前，但也会促使事情变得更好。

小说叙述者班克斯的怀旧带着强烈的孩子气与天真，因为一个孩子的逻辑以某种方式规定，当你治愈自己的过去时，整个世界都会重新组合在一起，这近乎理想主义。尽管想法天真，但班克斯的奋斗表达出人类想逃离实际，生活在一个更纯粹、没有缺陷的世界的愿望。让过去重塑是不可能的，但至少这种怀旧情绪促使班克斯——一个有身份和地位的侦探，回到战争的暴风眼去阻止犯罪与邪恶，即使失败也不是坏事。班克斯的使命不仅是承担作为儿子找寻失踪父母的伦理责任，更多的是打击邪恶。

班克斯追求浪漫爱情的能力也被这种失落感所限制，不止一次地否认自己对莎拉的感情，正如莎拉在信里写的那样：“我现在也由衷地相信，那天你没跟我走，是正确的决定。你向来觉得你有使命要达成，我敢说你若是没有先完成你的使命，你也永远无法把心献给任何人。”但莎拉能理解他，因为她与班克斯有着相同的感觉。班克斯说道：“我觉得她在提到使命感的时候，她心里想到的不仅是我，更是她自己，以及想要逃避命运的徒然。也许有人可以继续过他的人生，完全不受这种心情的羁绊。不过对于我们这种人而言，我们的命运是以孤儿的眼光看待世界，长年追逐着父母消逝的暗影。我们只有尽力把使命完成，别无解脱之途，在此之前，心中无法得到片刻宁静。”班克斯是一个年少时父母失踪的孤儿，儿时的遭遇在班克斯心中留下了创伤，似乎只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才能抚平他的伤痛。

有时我们无法遗忘过去，这种失落感甚至会伴随一生。班克斯选择独身度过自己一生的些许安慰便是他年老时可以享受和养女詹妮弗的交流，詹妮弗也是一个孤儿，他和养女最终在小说结尾建立起密切而持久的情感联结。《我辈孤雏》这本小说和石黑一雄其他小说最显著的主题背离便是本书最后一章里充满了柔和的满足感，这取代了班克斯一直在追求使命过程中充斥的焦虑紧张感，让读者们感到欣慰。

石黑一雄小说中的人物往往被赋予一项强制性任务，迫于各种情况或者生活所需，无论他们希望如何，他们都必须将这项任务坚持到底，直到它以某种方式解决。在石黑一雄看来，读者希望看到克里斯托弗·班克斯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他们也会在人生中经历与班克斯类似的痛苦时刻。所以作者似乎将更阴暗的方面归于环境，而不是班克斯完成的失败。班克斯无法超越这些境遇，但他已尽最大努力设法与这些困难一起共同生活。

不得不说班克斯建立了一种与失落感共同生活的方式，这种能力不是遗忘或者治愈过去。虽然比起规划未来，他花费更多时间在追溯过去上，但他也很关注现在，对其他人的痛苦遭遇感同身受。在一个残忍的战争现场与警察交流时，他说：“这确实很糟糕，我同意。但是我们不能避开，我们必须确保正义占上风。”逃避会阻碍正义的贯彻落实，所以在其他人可能会躲开时他丝毫不退缩。尽管很多动机可以驱使人们为社会正义而努力，但最深的动机还是失落感，因为根植在班克斯身上的失落感带给他使命感和不知疲倦的奋斗。

二、班克斯叙述中的谜团

班克斯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伦理身份不明的失落感之中，仍然希望找到自己的父母。 在许多方面，这部小说揭示了他的叙述视角非常有限——这对于一个致力于解开自己生活之谜的侦探来说具有讽刺意味。像所有石黑一雄小说的叙述者一样，班克斯对他的生活和周围环境的认知有局限性。在《我辈孤雏》后发表的《别让我走》的主人公凯西的叙述盲点更多，这不是来自她个人的缺陷，而是由于获取知识的限制。而班克斯为了弥补自身的失落感，急切地想要在社会关系中获得认可，成为群体中一员的状态主要缘于个人因素，这会更让读者觉得同情。

班克斯在叙述中并没有直接提到失落与焦虑，而是推迟了对内心创伤的叙述，替代的是展现给读者他想要拓展伦敦上流社交圈，追逐浪漫爱情的描写。在小说开始，班克斯回忆起1923 年那个富有英国特色的夏天：“就在肯辛顿区的街道逛一整个下午，天马行空想着未来的计划，走久了便把脚步稍歇，赞叹在英国这个国家，连这样的大都会区，也看得到爬山虎，常春藤攀爬在雅宅门面上的秀姿。”缠绕的藤蔓不仅是阳光下散步遇到的浪漫景色，它所覆盖表面的不可移动性，实则暗示着悬而未决的过去带给他现在生活的困境。

第一人称的叙述会出现叙述者蓄意混淆读者对基本真实的认识，从而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不可靠性”。他的叙述虽然是现在时态，但包含了对过去的回忆，既要重述记忆，又增强他对周边社会环境的掌控感。然而他的叙述却击败了我们对他这种掌控的信任，逐渐开始对他的叙述视角失去信心。这种怀疑产生于很多事件中，比如他的朋友奥斯本做出关于家庭关系价值的尴尬评价时，忘记班克斯是个孤儿。班克斯向他的朋友和读者解释这丝毫没有使他不安：“其实那个有雾的早晨，虽然他言语的确失当，可是我真的一点都不在意。”这时作为读者，我们才了解主人公是无父无母、寄宿在姑妈家的孤儿。尽管整部小说中，班克斯一直否认创伤的存在，但他的生活轨迹受此驱动而改变。他刻意淡化了他拼命融入英国生活的焦虑不安，却质疑了自己评价自身社交的能力。比如，当奥斯本为曾经说他是怪胎而道歉时，班克斯说道：“我记得我已加入英国的学校生活，跟大家水乳交融。”另一个关于他融入程度的交谈不禁让我们联想究竟其他人是如何看待他的。“我记得我就发现了许多学生站着交谈时，有一套肢体语言——把右手插进背心口袋，说到什么重点，左肩便如耸肩般上下摇动，作为强调。我清清楚楚记得，就在这到校的头一天，我已经把这套肢体语言运用得相当纯熟，没有哪个同学察觉什么异样或趁机取笑我。”这一系列事件交代了班克斯回到英国后伦理身份不明的现状，以及他试图把自己变得更加英国化，期望融入上流社交圈却不能的尴尬境地。

但在温馨的童年生活里，班克斯的回忆叙述就完全真实吗？实则不然。班克斯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回忆：“这段关于房子的记忆，不过是孩童的想象，实际上恐怕没有那么富丽堂皇。”由此可见，对美好岁月的追忆也可能因岁月的滤镜而变得“不可靠”。学者John Rickard 曾对思乡病nostalgia解释道，该词源于希腊语的nostos（返回）和algos（痛苦），意为“怀着失去的痛苦，希望回到过去”。班克斯作为一位怀乡者，对过去的追忆，也许只是为了逃避现在，不真实也属情理之中。

《我辈孤雏》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大跨度的转移，这种叙述空白也造成了叙述的不可靠性，使作为读者的我们处于一种介于虚构和真实混淆不清的状态中。当空间叙述切换到处于战争的上海时，情况也并未好转。他寻求自身迷失方向和被压倒的精神状态的外部解释，而不是承认他再次回到这城市后熟悉感和陌生感并存的矛盾心理。

小说后期，在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下，班克斯对空间的感知趋于破碎，所以他口中的上海也不真实，只铺展于心理空间中，充满着由移置、凝缩带来的扭曲。班克斯这样描述战争的惨状：“有个男孩……他的一条腿从臀部炸裂，伤口处拖着肠子，长得出奇，有如装饰在风筝后的长尾巴。”起初班克斯的叙述还能保持冷静与克制，然而不久，焦虑、惶恐纷至沓来，班克斯的叙述也愈发失真。在对石黑一雄进行采访时，他说道：“你可能会觉得班克斯在对他生命中的不同阶段进行叙述，但每次他叙述时，他的意识都会更深地潜入自己的脑海，最终他描绘的世界变成他内心的世界。”不仅所有的意象都带有班克斯的思想色彩，甚至其他人物的话语和动作都开始变得不真实。班克斯对他人言语动作的解释有所扭曲，所叙述的他人态度似乎也是难以置信的，比如在别人如何看待他寻找失踪数十年父母的盲目自信上。上海租界代表格雷森先生和其他领导认定班克斯的调查会成为上海城市文化历史的转折点，所以公共租界的居民热切盼望他能立刻破解其父母的失踪谜案。这个假设的荒谬性可以从一个滑稽的场景中得到说明：班克斯刚一到，就受到市政官员格雷森的欢迎，他想为班克斯父母的归来准备最后的欢迎仪式，仿佛他们从囚禁中归来已成定局。其他人物也接受了班克斯的“疯狂逻辑”，准备按照他的每一个愿望行事。班克斯找到曾经居住过老房子的住户林先生，而他们愿意为了他的父母放弃它。同样，中国中尉同意帮助班克斯一起走过怪异道路到达可能藏有其父母的神秘宅院，而忽略他带领的卫兵团棘手的情况。看似合理的预期和眼前的场景之间的脱节产生了一种滑稽的元素，再加上班克斯的过分乐观似乎也被其他角色所认同，这扩大了错觉的范围，并进一步向作为读者的我们扩展。

侦探题材的小说特别能激发读者对高潮破案场景的兴趣。为了揭示和打破读者对侦探叙述故事的期望，这部小说保留了破案部分。作为读者的我们一直被告知班克斯随着解决更大的案件变得越来越出名，比如罗杰·帕克谋杀案和斯塔德利农庄案，但是即使班克斯成功了，故事也没有向读者展示相关的场景。在破解自身的案件中，有证据显示班克斯父母可能被囚禁在一座神秘宅院中，他获悉后执意前往。穿越一段超现实的怪异小巷后，他抵达了神秘宅院，但这座宅院位于何处，作者并未确切说明，可见其位置并不重要，这提示我们不能以传统侦探小说的元素考量分析《我辈孤雏》。

石黑一雄的文本并不是否认传统侦探小说的魅力，实际上是为了更具表现力而废除了特定的写作定式。《我辈孤雏》设定的案件背景不仅仅是单一的恶棍或凶手，只需要福尔摩斯和侦探波罗就能轻松破案。即使班克斯解决了一个或多个案件，他也不可能解决所有案件，这部小说揭示了它的侦探叙述是一个幻想。班克斯这种叙述视角的局限性，以及它的盲点，确实使其无法在他所描述的世界中获得叙述权威，但《我辈孤雏》故事的展开让作为见证人的我们也被期待所包裹，难免带有自身的感情色彩。

三、孤儿视角下的殖民主义和国际危机

《我辈孤雏》有一大半的篇幅都在上海，根据史实，当时的上海处于“八一三事变”的阴影下，作为国民党抗日的前线阵地，淞沪会战的炮火已将其烧遍，危机四伏。小说刻画的中国角色很少，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但无论是落魄的孔探长、房子的主人林先生，还是在交战区英勇作战的中尉或奄奄一息的贫民，都体现出中国人在战火纷飞年代里的身不由己，他们以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为傲，却只能在危险的环境下艰难求生，石黑一雄借这些战争的受害者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不满与反战倾向。

石黑一雄的作品和生活一直被认为是对全球化、移民和国际冲突主题的深入思考。在现代历史中，儿童在激活国际危机责任承担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战地记者喜欢拍摄儿童的形象来激发民众的反战情绪，小说中孤儿形象的塑造也有此意义。班克斯想成为殖民主义和国际危机的救世主，最终发现他不是救世主，而是黑暗政治的产物。班克斯的教育、在伦敦社会上的地位，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军阀王顾，或者说是靠他母亲的牺牲得来的。

那么在孤儿班克斯的视角中，西方侵入主义和殖民主义笼罩下人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上海公共租界地居民在政治高压下纷纷寻求建立情感上的“内部空间”。克里斯托弗·班克斯的母亲戴安娜是反对鸦片贸易的英国上层阶级活动家，她在家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国际社会，丈夫的雇主对此感到非常懊恼。秋良家在顶层布置两个和式房间，两个房间的门：从外面看，“西式”的这面，是橡木门板配上磨亮的铜质把手;从里面看，“和式”的那面，是细致的纸配上漆木格框。尽管外部受政治影响西方化，但内核仍然是日本的情感认同。

秋良说他家的仆人凌田会把砍下的手变成蜘蛛，班克斯便和秋良大膽进入房间，想象他在练习黑魔法，最终进入房间后，并没有发生任何不幸，他们却坚称自己冒着巨大的危险。秋良曾对班克斯这样评价租界区外的生活：“那里没有像样的房子，只有茅屋木棚紧紧地塞在一起。”大人们告诉他们：“在那些区域有说不尽的可怕疾病，污秽，坏人。”作为公共租界地长大的孩子，他们仿佛活在迷宫里，对外部的上海和真正的东方文化了解甚少，对东方形象的想象是扭曲的、妖魔化的。租界地是殖民主义的产物，班克斯在此成长起来，依然带有典型的西方主义思想。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到，东方是被表述、被编码、被东方化的东方。通过主人公对东方的局限与狭隘认识，石黑一雄间接表达了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反思，反证从全球化视角理解真实东方的必要性。

在小说最后，班克斯去到香港与母亲戴安娜重逢，但戴安娜拒绝与他的身体拥抱，班克斯选择继续“对话”，而没有把逼迫母亲承认他们的关系作为主要主张。石黑一雄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告诉我们，比情感认同更高的伦理要求，是通过礼貌进行对话。很多学者质疑了该名香港女性究竟是不是她的母亲，因为班克斯早先已经做出了一些非理性的判断：他认为他记得自己见过王顾，但这可能是暗示的力量;他希望他的童年阿妈（可能早已去世）还活着。尽管班克斯从未承认过这一点，但从逻辑上讲，他的父母很可能在他们失踪至班克斯1937 年回到上海之间也去世了。班克斯人物设置的更深层意义是象征性的，让我们思考国际危机和经济全球化移民带来的一系列情感认同问题。

作者：高源，天津理工大学英语教学部助教，研究方向：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