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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小说中的黑色幽默

2022-05-30吴凡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2年8期
关键词:苦难荒诞黑色幽默

吴凡

内容摘要:作为美国兴起的带有荒诞病态色彩的文学流派,黑色幽默用喜剧的形式来表达悲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外文学间的交流日益密切,这便促成了黑色幽默中国化的现象。作家们结合具体的本土境况进行黑色幽默的文学创作。余华的作品便具有黑色幽默的特点。通过对其作品的阅读,认识余华创造的荒诞世界。他用冷峻幽默的语言进行日常经验的颠覆,展示人理性的有限以及世界的荒诞。同时余华秉持黑色幽默的文学主旨,用戏谑的笔法书写苦难人生和死亡,揭露现实的黑暗,引起人们对人性异变的反思,以及对生存环境的审视。其作品中的反英雄人物面对苦难现实时无所适从,但同时,也表现出了绝望、幽默又超然之外的精神姿态。通过分析余华的作品,感受其黑色幽默创作中的悲悯情怀,以警惕黑暗、思考人生。

关键词:余华 余华小说 荒诞 苦难 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這一文学流派源自美国,是作家们根据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对现实进行反思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作家在与外来文学交流的基础上,不断地学习借鉴文学创作手法。其中,就有对黑色幽默创作手法的学习。作家们在学习该创作手法时,以现实为依据,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余华是在此之上进行的创作。因此,在了解黑色幽默这一流派及其中国化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认识余华小说中的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一般被定义为“一种绝望的幽默,力图引出人们的笑声,作为人类对生活中明显的无意义和荒谬的一种反响”[1]。作为一支文学流派,黑色幽默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具有荒诞病态的色彩。它将痛苦与欢笑、荒诞的世界与人们对之平静的反应相结合,是残忍与柔情并存的喜剧。如名称所指,黑色代表着死亡和可怕滑稽的现实,幽默则是指有意志的个体对现实的嘲讽态度。它以戏谑的笔法将人周围世界的荒诞特性放大,展现人在其中的受压迫,以及人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黑色幽默的作品中,人物往往被生活压迫而产生异化,他们可笑的言行读来使人觉得荒诞不经。但同时,其可笑言行影射出的社会现实问题,更令人感到沉重和苦闷。黑色幽默因当时美国混乱动荡的社会环境而诞生,作家们便以自身对社会现实的体察,用带有嘲讽口吻的语言描写出世界的荒诞、人生的痛苦,由此,讽刺残酷麻木的世界。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便是海勒创作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海勒用幽默的方式展现黑暗,通过建构无序非理性的世界来表现人们对当时社会的绝望和无奈。对于黑色幽默创作手法的借鉴,“中国新时期的幽默作品,在美学特质上,依然打上传统幽默的烙印,没有全盘的‘黑色化。”[2]文学史上,《儒林外史》、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老张的哲学》等作品都有传统幽默的特点,并带有黑色幽默的影子。

一.余华小说中国式黑色幽默基础上的创作

新时期以来,余华创作了相关的黑色幽默作品。他的作品具有源于现实的中国特色。除了受美国黑色幽默作品的影响,文革历史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在那段特有的历史时期,人们丢失了理性,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余华在创作时便用冷静幽默的手法对历史进行直面与反思。再者,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商品经济的繁盛对人们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人们在经济效益的追求中迷失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呈现精神文化危机。余华便以自身对历史文革的体认,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拨开生活表面的迷雾,用创作展现生活、人性最真实的一面。他前后期的作品都以幽默的笔法描写黑暗,展现对人生和生活的思考。

二.鱼目混珠的荒诞世界

余华是以先锋的姿态进入文坛及大众的视野。他前期的小说建构了一个个颠覆人们日常经验的世界,充满荒诞气息。而这荒诞世界的建构源自余华特殊的童年经历。童年经验“是对经历物所作的天然童年经验,是一种神秘的体验。纯真、直观的把握,因而这种体验最接近人的本性,是最真实、天然的,也是最具有普遍的人生意义的”[3]。父母都是医生的家庭环境使余华对血腥与死亡司空见惯,文革时期对人们之间暴力相向的目睹,也令他认识到人性恶的一面。童年中,余华对世界的体认没有日常经验的干扰。他将自己童年里最直观真实的感受写作对世界的认识,由此建构荒诞而又真实的世界,审视人性。

“我开始意识到生活不是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4]《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显示出余华对生活的敌对态度,展现着世界的荒诞。作品中主人公“我”在外面愉快地玩了一天之后,被父亲安排出门远行。路途中,“我”多次寻找旅店无果,面对的只是坡与坡之间无聊的曲线。幸运的是“我”碰到了一辆运载苹果的卡车。“我”试着用成年人的打交道方式,友善地让司机帮忙载一下自己,但被司机报以不屑的回应,强硬的态度反而得到司机的笑脸相待。中途卡车出了故障,停在路上时,周围突然无故出现一群村民哄抢司机的苹果,并拆解卡车。“我”出于常理的正义帮助司机保护卡车和苹果,但遭到村民的拳脚相加。甚至,司机冷眼旁观,并且最后同村民一样抢走了“我”的书包。作品中“我”的正义行为与村民和司机的贪婪残暴形成反差,“我”对世界的美好期待与现实的荒诞残酷相对,人与人、人与世界都处于不相容的状态当中。余华在作品中消解了时间和空间的具体,创造的是《等待戈多》般的虚无世界。村民的凭空出现和司机的冷眼旁观,反映了荒诞世界的不可理喻,也表明正义之举的毫无意义。除了《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的其他作品中也描绘了鱼目混珠的荒诞世界。《河边的错误》里,充满谬误的常识造成了对人的残害。幺四婆婆以受虐狂的不正常心理收留了行为残暴的疯子。她在精神与肉体的受虐中获得满足,但遭到疯子的杀害,此后,小镇又因疯子而发生了命案。警察马哲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明确了疯子的罪行,但因为精神病患者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常理,使得马哲不能用法律制裁凶手。这便显示了人在谬误常理前的束手无策。最终,马哲为了凶案不再发生而枪杀了疯子,但他作为正常人要为此承担责任。戏剧性的是,在好友和妻子的劝说下,马哲接受心理医生的审问时装疯,进了精神病院。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面对世界的荒谬,人的理性被压制、消磨,成为其中的牺牲品。此外,尽管余华后期与生活和解,但他仍保持着对荒诞现实的认真思考。《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作品有涉及对文革的描写。作品中,人们丧失了理性,没入集体的无意识里。他们的言行都为时代所牵制,陷入精神的狂欢及无序的暴力。余华在其中揭示了人的暴力本性。而那些具有独立意识仍保持理性的人们,展现着对荒诞世界的无所适从与无声隐忍。而《第七天》中,殡仪馆里贵宾和平民的分区,魂灵口中骨灰盒价位的参差都映射出丑陋的社会等级现象。余华用幽默的口吻直击世界的黑暗与荒诞,他用作品展现对生活的思考,同时也引起人们对现实的审视。

三.戏谑手法下的苦难人生

黑色幽默用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用绝望的幽默来反抗绝望。余华后期的作品描写了福贵、许三观等人的苦难人生,他用幽默的语言描写苦难,展现崇高人性。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与生活和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5]他将同情化作人物的辛酸过往,在故事戏谑地讲述中,展现人物面对现实的无奈与超然。

《活着》当中,福贵历经一生坎坷。他年轻时放荡不羁,最终家产的败落使他开始面对人生的苦难。父亲去世,母亲病重,福贵在给母亲抓药的途中不幸被抓壮丁。对于福贵在国共两军交战的描写,余华用诙谐的文字刻画战争的艰苦。其中,便有春生、福贵等人在物资紧缺时,趁大家争抢口粮的慌乱,脱下他人的鞋子,用来当做柴火烧煮米的情节。幽默的文字缓解了战争的紧张氛围,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禁心生笑意,同时也能够意识到人物处境的艰苦。此外,战争结束后,福贵得知自己可以回家时的语无伦次,表现了其体验苦难后对生的渴望。随后的情节便是福贵在无奈当中,看着亲人的一个个离世。他的余生与老牛为伴,以坦然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品以福贵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讲述故事,平淡的语气展现了其超然于绝望之外的精神姿态。“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6]福贵对死亡的超然认知显示了其历经亲人离世后,对生死齐一生命观的难得领悟。而《在细雨中呼喊》当中,则是对死亡的戏谑书写。这部作品里,人物的死亡都具有一定的戏剧色彩,荒诞滑稽但揭露了人心的丑恶与生活的无奈。弟弟孙光明出于友情的虚荣心,救下落水的同伴,但不幸溺亡。孙光明的死亡令母亲悲痛不已,但哥哥孙光平和父亲孙广才却出于腐朽的官本位思想,利用孙光明的死亡来争做英雄的家属,以借此求得一官半职。所以他们拒绝了被救者的感谢金。孙广才整日等在村口等领导来授予荣譽称号。但最终,他没有等到嘉奖,而是遭到孩童的戏弄,成为村里的笑柄。眼见封官无望,孙广才才掉转头来向被救者家属索要巨额赔偿,索要无果,便打砸了对方的家具,因而被拘留。此外,还有祖辈孙有元在弥留之际惦念棺材,让孙广才请木匠。因为家境贫寒,于是便出现了孙广才让孙光明敲桌子,假装木匠打棺材的声音以蒙骗、安抚孙有元。戏剧性的情节使读者忍俊不禁,笑声中是对孙广才卑劣行为的鄙夷。但余华用黑色幽默写出了真实,深究一下便可发现,孙广才也是封建官本位思想的受害者,他对父亲的不孝缘于生活的贫困,面对孙有元的去世,他也表现出良知里的无奈忏悔,余华在创作中将悲伤的情感和现实用笑的方式展现,让读者笑过之后,也留以宽慰。他笔下,苦难的人生照见了世界的荒诞、无常的命运与现世当中人的不良本性。读者们在“悲喜交加”的阅读中警惕现实与人性的丑恶面,增添对生死、苦难与人生的思索。

四.反英雄个体的生命思考

反英雄人物的塑造是黑色幽默的另一重要特点。“黑色幽默小说中的主人公多为人格卑微,面对现实无所适从的可笑的小人物,是在荒谬现实面前严重脱节和错位的非理性代表。他们无法体现出任何自我价值,甚至连人格和人性都无法保障,生存受到极大威胁,只能以无可奈何的幽默作为解脱。”[7]余华的作品就塑造了许三观、李光头等反英雄人物。面对苦难的人生和无奈的现实,他们没有逆天改命,创造美好人生的英雄特质。他们善恶交织,显示矛盾复杂的特点,保证自己的生存和行动往往便是他们生活的目的。有时面对肮脏的世界,他们不会与之同流合污,但又总是在道德与欲望,良知与利益之间艰难地徘徊挣扎。这样的形象往往显示出普通人最真实的生存状态。通过分析认识许三观、李光头等反英雄人物来思考个体的生命意义。

许三观,一个生长在乡间小镇的青年,他靠自己的劳动过着安定的生活。在作品开头他便表明了希望自己在生活上不与周围人有太大差距的愿望。随着小镇卖血之风的兴起,他听信卖血展现个人身体强壮的观点,加入了卖血的队伍。由此娶到了豆腐西施,生了三个儿子。这样顺利的人生,使许三观对生活感到满足。然而,一乐的身世以及随后的文革饥荒,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面对一乐是何小勇儿子的事实,许三观也曾待一乐以冷漠,因为世俗观念的牵绊,他不愿抚养一乐。但当何小勇危在旦夕时他允许一乐为何小勇喊魂且当众认一乐做自己的儿子。许三观以普通人的平凡,以及他与一乐父子间的情感战胜了世俗伦理观念的流言蜚语,展现人性的伟大。在婚姻里,许三观有为报复妻子而出轨,他和妻子两人都表现了婚姻道德上的不忠。但是当许玉兰被当作妓女被游街时,许三观又在假装附和众人的情况下,偷偷给许玉兰带藏有红烧肉的午饭。之后,饥荒时期许三观在全家晚上饿得睡不着的时候,用嘴炒菜给家人填肚子。一乐患病急需钱治疗时,他不顾规定四处奔走卖血,为儿子筹钱治病。许三观身上表现出反英雄的特质,他既超越了道德,又违背了道德,用幽默的手段消解着生活的苦难,平凡又不平凡。此外,李光头也是余华笔下较为典型的反英雄人物。道德仁义上,李光头偷看了林红的屁股,且用相关的信息换面吃,这体现了他为人的无耻下流,但另一方面,他在引资做生意失败时,甘愿受投资人的打,经商成功后,又连本带利的还投资者资金,这又体现了他为人守信的一面。亲情上,李光头既在致富后帮助宋钢,又与宋钢妻子有染。爱情上,李光头为钟情林红给自己结扎,但又在身体上纵入欲望之海。他身上体现了反英雄人物的矛盾特质。读者在阅读作品之后,往往对这般反英雄人物难以做出单方面的肯定评价。他们身上为善的一面令人称赞,为恶的一面则映射了人性的丑恶,但也呈现出生活的真实面貌。作品结尾,许三观在社会中自我身份价值的迷失与李光头精神的无所依傍,阐释了黑色幽默的创作笔法下,荒诞世界里人生的无意义。但是,人生的无意义并不能否定人在苦难面前的顽强与抗争。黑色幽默的创作打破了以往文学中英雄人物形象的完美,书写着小人物的百态人生。余华作品中的人物引起读者对自身生命的反观,同时幽默笔法给人以宽慰,警醒,使人笑过之后思考人生。

余华在黑色幽默本土化的基础上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具有绞刑架下的幽默。他用冷峻又戏谑的语言呈现世界的荒诞,其笔下个体遭受的苦难显示了人物对无意义人生的反抗。李光头、许三观等反英雄人物的塑造,阐释人性丑恶的真实面,也引发人们对生存的思考。不可否认的是,余华用幽默的创作唤醒人们对黑暗世界的警惕,思考人生的意义,从而认识现实,拯救社会。

参考文献

[1]汪小玲.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6.

[2]李署豪.解构与颠覆的喜剧[D].苏州大学,2007:23.

[3]童庆炳.现代心理美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06.

[4]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51.

[5]余华.活着[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2-3.

[6]余华.活着[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97.

[7]汪小玲.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89.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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